世界化与全球化：何者为优选？

正是“事物失控”这一新奇而又不安的感知才使全球化这个风靡一时的概念被阐述了出来（尽管对知性澄清没有什么裨益）。全球化概念所传达的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世界事务的不确定、难驾驭和自力推进性；中心的“缺失”、控制台的缺失，董事会的缺失和管理机关的缺失。全球化其实是乔伊特的“新的世界无序”的别称。

这一与全球化图景所密不可分的特征将它与另一概念截然区分了开来。在名义上，它取代了那一概念，即“世界化”。“世界化”曾经构成了全球事务的现代话语，而现今却废而不用，极少听说，或许甚而被人们抛到九霄云外，只有哲学家还记在心里。

正如“文明”、“发展”、“趋同共存”、“一致意见”这些概念和其他许多早期的和经典的现代思想的关键术语一样，“世界化”这一概念传达了建立秩序的意图和决心。除了其他类似术语所表示的意思外，它还谓指一种普遍的秩序，即世界性的真正全球规模上的秩序构建。与其他概念一样，“世界化”这一概念是现代强权足智多谋和现代知识界勃勃雄心的汹涌浪潮中创造出来的。整个概念家族不约而同地齐声宣示了改造世界和改善世界以及把这一改造和改善推向全球、推向全物种的坚强意志。同样地，它宣示了使每人和每地的生活条件和每人的人生机遇趋同的愿望，也许甚至使他们相互平等。

然而全球化丝毫没有留下任何本话语所形成的那样的意蕴。这个新术语指的主要是完全非蓄意和非预期的全球性效应，而不是全球性倡议和行动。

是的，它说：我们的行动可能——而且常常确实——有全球效应；可是错了，我们既没有办法也不太知道怎么想方设法作全球规划和实施全球行动。“全球化”并不是关于我们所有的人或至少我们中最富才干、最有作为的人所希望从事的东西，而是发生在我们大家身上的东西。“全球化”这一概念明确是指冯·赖特的种种“来源不明之力”。它们在寥廓的“无人地带”——多雾泥泞、无法通过和难以驯服——兴风作浪，尤其是超越了任何人的计划和行动能力之所及。

这一圹埌的人造荒野（不是现代性着手要征讨和驯服的“自然”荒野，而是——不妨阐释吉登斯的贴切用语——一个“人造森林”的含义，即征服后产生的后归化荒野）一下子跃入了人们的眼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它为何获得了那令人生畏、自迪尔凯姆以降被认为是“硬现实”标志的顽强力和复原力呢？

一种合乎情理的解释是那些惯常的、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有序化代理机构，越来越软弱，甚至越来越无能。

在后者中，最高荣誉在整个现代时期都属于国家（人们不禁想说是属于领土国，可是在现代实践和理论上，国家概念与“领土主权”概念已成了同义词，因此“领土国”这一用语就成了赘述）。“国家”确切的含义一直指的是具有合法权利和拥有足够的资源在某一特定区域内制订和实施约束事务走向的规章和准则的代理机构。这些规章和准则希望和期盼将偶然性转化成确定性，将模棱两可转化为毫不含糊，将随意性转化为规整性——简而言之，将原始森林变成一个精心规划的花园，把混沌变为秩序。

要使世界的某一部分有序化即意指建立一个主权国家来行使该职能。它也必定意指立志牺牲其他的、竞争性的模式而实施某一最佳秩序模式。这只有通过搞到国家这辆车或夺取现存这辆车的驾驶座才能贯彻执行。

马克斯·韦伯把国家界定为拥有垄断的高压统治手段及其在主权领土内使用它们的垄断权的代理机构。科尔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迪告诫人们不要随大流而将国家与社会权力混为一谈。他断言，“国家”指的是一种特殊分配和压缩社会权力的方法，明确拥有构建秩序的强大能力。“国家”，卡斯托里亚迪说，“是一个实体。它与集体性相分离，其建立的目的就是确保那分离的永久性。”我们应当把“国家”这一名称“留给这样的情形，即它是以国家机器的形式创建的。这蕴涵着一个分立的‘官僚体系’。它是平民的、教权的或军事的，哪怕只是初步的官僚体系。换言之，它是一个管辖权有限的等级森严的组织。”⑥(www.xing528.com)

然而，我们不妨指出，这种“社会权力与集体性的分离”绝不是一个偶然事件，绝不是历史变幻无常的一种表现。构建秩序这一任务要求人们全力以赴，坚持不懈地优选、转移和压缩社会权力，而这反过来又要求投入大量的资源。这些资源只有以等级森严的官僚机器为形式的国家才有能力征集、集中和调度。现代国家的民法和行政主权势必栖立于军事、政治和文化主权这“三足鼎”上。换言之，栖立于国家对资源的支配上。这些资源曾一度由社会权力的漫射性焦点所调度，而如今则亟需用来维持国家操纵秩序的构成。假如没有能力有效地保卫领土，抵御来自领地内外的其他秩序模式的种种挑战，假如没有能力结清国民经济这本账目，假如没有能力通过国民的特殊身分集聚起足够的文化资源以维护国家的身分和特征，那么，要有效地构建秩序是不可想像的。

只有极少数追求国家自主权的人口才有足够的人力和资源通过这一要求严苛的考验，因而才能把主权和立国视为一个现实的前景。构建秩序这一工作主要——或许仅仅——是通过主权国家的代理进行的时代其实是国家相对较少的时代。同样地，任何主权国家的建立通常要求压制许多较少人口的建国野心，削弱或剥夺他们或许已拥有的哪怕一点点初露端倪的军事能力、经济自足和文化特色。

在这种情势下，“全球图景”就成了国际政治的战场。通过武装冲突或谈判或这两者，国际政治的首要目标就是（在得到国际的保证下）划清和维护疆界。这些疆界分开和圈围各国的立法和行政主权范围。只要主权国的外交政治多少有点全球视域，那么，“全球政治”就主要致力于维护每个国家充分、无可争辩的领土主权原则，抹去留在世界地图上的为数极少的“空白点”和消除因主权偶尔交叠或悬而未决的领土要求而产生的含糊不定的危险。非洲统一组织在首次成立大会上一致采取的主要决定是宣告一切新的国界——人们普遍赞同它们完全是殖民遗产的人造品——是神圣不可侵犯和不可变更的。这是对那远见所致的一个间接而明确的敬意。简而言之，“全球秩序”的图景归根到底是若干地区性秩序的总和。每一秩序都由一个——而且只有一个——领土国进行有效维护和严密监理。一切国家都应团结起来，保卫各自的监理权。

叠覆在那被瓜分了的主权国家世界之上长达近半个世纪直至数年前的是两大权力集团。每一集团都以每一单独国家的军事、经济和文化不足这一假设为基础，不断提升在其各自超主权领域内的国家管理秩序间的协调程度。一种新的超国家整合原则终于逐渐却又无情地促成了，其政治实践快于政治理论。“全球图景”越来越被视为国家集团之间而非国家之间共处和竞争的舞台。

建立不协调的“非集团之集团”的万隆倡议和随后不结盟国家所作出的一次次结盟努力就是对那一新原则的间接承认。然而，那一倡议却遭到两大超级集团一以贯之的严重破坏，它们至少在一点上保持一致：它们都将世界的其他国家看成是19世纪建国和圈国竞赛“空白点”的20世纪翻版。不结盟拒绝参加两大超级集团的任何一方，顽固坚持过时而且越来越老朽陈腐的国家至高无上主权原则。它被视为那“无人地带”矛盾状态在两大超级集团时代的同义语。现代国家在其形成阶段竭尽全力，争先恐后却又团结一致地摆脱了那模棱两可性。

大分裂时代的政治上层建筑挡住了视线，使人们看不到秩序构建机制中更为深刻而且——正如目前所悉知的——更为重大和长远持久的偏差。这一嬗变首当其冲的是国家的角色。“主权三足鼎”的三足全已断裂，无法修补。国家——任何国家——的军事、经济和文化自足性，更确切地说，自给性，已不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前景。为了维持监管法律和秩序的能力，国家不得不寻求结盟，心甘情愿地交出更大量的主权。而帷幕被最终撕开时，映入眼帘的是一幅陌生的图景，里面的人一个个新奇怪异。

现在有那么一些国家，在根本没有人强迫它们放弃其主权的情况下，却主动积极，千方百计地献出主权，乞求它们的主权被夺去而融入超国家的编队中。有那么一些闻所未闻的或被遗忘的地区“种族”——它们早就死亡却又获得重生，或从来没听说过而如今却适时应运而生——往往太小、太无能而通不过任何传统的主权测验，却要求建立具有政治主权和在其领土上有立法和维持秩序权的自己的国家。有那么一些新的国家，它们逃出了不情愿地被现在已不复存在的共产主义超级大国囚禁在其中的世界联邦主义的牢笼，却又用新获的决策自由把它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独立融入欧洲市场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盟。⑦这一隐含于漠视严苛立国条件的新机遇已经得到了数十个“新国家”的确认。这些新国家匆匆忙忙地在想在已经拥挤不堪的联合国大厦内设立办事处，而联合国大厦原本并不预备接纳数量如此庞大的“平等者”。

说来似乎近于怪论，是国家主权的消亡，而不是它的胜利，才使立国这一观念如此深得人心。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不无尖刻地判断，一旦塞舌尔群岛与日本一样能在联合国里投上一票，那么“联合国的大多数成员很快就有可能由相当于萨科森-科堡-哥达公国和施瓦茨堡-松德斯豪森公国这样的20世纪末叶（共和国）组成了。”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