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监狱：囚后的生活现实

在社会思想中只有极少的寓意形象才能在说服力上与全景监狱相比。米歇尔·福柯以杰里米·边沁的流产计划作为现代变革——控制权的现代重新调配和重新分配——的一大隐喻。边沁比他大部分的同时代的人更具远见卓识。他透过控制权形形色色的重重包裹，看透了其主要的、共同的任务，即通过不断地使受惩罚的威胁变得真实和可触知和通过送给行使权力的方式的名称来规约其基本的核心战略，即使臣民相信他们无时无刻都逃不开上级对他们的无所不在的目光，因此只要行为不端，不管干得多么隐秘，都不可能逃脱惩罚。在“理想形式”下，全景监狱不会允许私人空间的存在。至少不会允许不透明的私人空间、不受监视的私人空间或更糟的是无法监视的空间的存在。在扎米亚京的《我们》一书中所描绘的城市中，每人有一间私房，可是私房的墙壁是由玻璃做成的；在奥威尔《一九八四年》的城市中，每人都有一台私人电视机，但不允许任何人关掉它，而且没有人知道在什么特定时刻电视机被电视台用作了电视摄像机……

正如福柯所指出的，全景监狱技术在从以地方为基础、自我监视、自我调节，以人类耳目的先天才能来衡量的整合机制向国家管理、超地区、比人类先天才能所及广阔得多的领土整合转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那后一个功能要求不对称地监视，要求有专业监视人员，要求重组空间，使监视人员能开展工作，使被监视的人明白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监视他们，任何时候都有人在监视他们。所有这些要求在“经典”现代性的主要戒律操练机构中——最主要的是在具有近于普通受托区的工厂和大规模征募军中——几乎得到了完全的满足。然而，作为权力和控制现代关键面的一个近乎完美的隐喻，全景监狱的图像也许太侧重于社会学上的想像了，因而阻碍而不是促进了对目前变化实质的洞察理解。对分析十分有害的是，我们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在当代权力安排中对旧的、基本上毫无改变的全景监狱技术作一新的、更好的诠释。我们往往忽视这样的事实，即绝大多数的人既不再有必要也不再有机会被拉到以前的演练场上训练一番了。我们也往往忘记了现代化过程——它使全景监狱策略既可行又吸引人——那种种独特的挑战。今天的挑战是大为不同的，而且，在面临诸多挑战——也许是最后的挑战——的情况下，正统的全景监狱策略如果不遗余力地推行的话，那么，无疑会牛头不对马嘴，或者反而适得其反。

在他那篇论述作为全景监狱最新电脑空间翻版的电子数据库的精彩文章中，马克·波斯特说，“我们的身体与网络、数据库和信息高速公路结下了不解之缘”，因而，所有这些信息贮存地——可以说，在这些地方我们的身体被信息所束缚抑制——“不再提供一个免受监视的庇护所或在周围可画出一条抵抗线的堡垒。”每用一次信用卡，几乎每购一次物都增加信息量，而依波斯特之见，大量信息的贮存造就了一个“超级全景监狱”——但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全景监狱：提供贮存信息的被监视者是监视活动中的主要而且是心甘情愿的因素。所贮存的有关他们的信息量使人们担忧，这是事实。时代杂志发现70%至80%的读者在1991年“非常或有些忧虑”——他们是对政府与信用和保险公司搜集的信息，而不是对雇主、银行和营销公司贮存的信息忧虑重重。鉴于此，波斯特百思不得其解，不知为什么对“数据库的忧患还未能演化成一个全国性的具有政治意义的议题。”⑧

然而，人们要问，何必困惑不解……作进一步探究就可发现，福柯的全景监狱和当代数据库之间明显的相似性大都显得非常表面化。全景监狱的主要目的是逐渐灌输戒训和对其监犯的行为实行一个统一的模式。全景监狱首先是一种抗御差异、选择和多样性的武器，而对数据库及其潜在的用途却没有定下这样的目的。恰恰相反，信用和营销公司才是数据库背后的主要推动者和使用者。而且，它们的任务是保证记录确认记录在案者的“可靠性”——他们作为顾客和选择者的可靠性——和保证筛掉无能选择者，以防任何损坏和浪费资源。实际上，被纳入数据库是“有资格接受信用贷款”的首要条件。因而，它是准入“城里最佳游戏”的途径。全景监狱使作为生产者和/或士兵的被收容者落入圈套，期待和要求他们过刻板、单调的生活。数据库把可靠和值得信赖的消费者记录在案，而把其余的一切消费者拒之门外，不让他们参加消费者游戏，只是因为在他们的人生追求中没有任何可记录的东西。全景监狱的主要功能是确保不让任何人逃出严密警戒的空间，而数据库的主要功能是确保不让任何人以虚假借口和没有正式证明的情况下闯入其内。数据库拥有有关你的信息越多，你就越可自由自在地活动。

数据库是一种选择、分隔和排斥的工具。经过筛滤，它把全球人留了下来，而把本地人淘汰了出去。它把某些人纳入了跨地域的电脑空间，让他们所到之处都有一种宾至如归大受欢迎的感觉。它也排斥另外一些人，剥夺他们的护照和签证，不让他们到为电脑空间居民保留之地漫游闲逛。可是后者的效应是从属于前者的，是对前者的补充。与全景监狱不同，数据库是流动性的载体，而不是将人们束缚在原地的枷锁。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视角考虑一下全景监狱的历史命运。托马斯·马蒂森创造了一句令人难忘的话语。他说全景监狱权力的导入标志着从许多人监视少数人的局面向少数人监视多数人的局面的根本转变。⑨在行使权力时，监视替代了展示。在前现代时期，权力常常是通过让平民惊叹、恐惧和羡慕地观望其荣华、财富和显赫而强加于大众之上的。如今，新的现代权力则喜欢躲在阴暗处，监视其臣民，而不想被他们监视。马蒂森责怪福柯没有给平行的现代过程以应有的重视：即新的权力技术的发展在于——恰恰相反——多数人（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地多）观看少数人。当然，他指的是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的崛起导致了与全景监狱并驾齐驱的另一权力机制。他又创造了一个十分贴切的词语，把它称为“对观监狱”。

然而，不妨细细思量下列一点。全景监狱即使在普遍适用和奉行其原则的社会公共机构包含了人口的主体时，在本质上它仍是一个地方性的建制机构：全景监狱设立的条件和作用都是使臣民固守原地——监视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他们逃跑或至少防备自发、意外和反常活动的发生。对观监狱在本质上是全球性的。监视行为使监视者挣脱了地域的束缚，而且，纵然他们仍身在原地，但至少在精神上将他们送进了电脑空间。在电脑空间那儿，距离不再有什么意义。对观监狱的目标如今已从被监视者摇身一变，成了监视者，因此，他们是到处奔波，还是原地不动，已无关紧要。无论他们身处何地，无论他们走向哪儿，他们都可以——而且确实——与那张超越疆域、使多数人观看少数人的网络挂上钩。全景监狱强制人们进入一个可被监视的位置；对观监狱不需要胁迫强制人们——它诱使人们观看。而观看者所观看的极少数人是通过严格挑选的。马蒂森写道：(www.xing528.com)

我们知道允许谁从外面进入媒体一抒己见。几项国际的和挪威的研究业已表明他们一般都是社会精英。被允许进入媒体的主要是那类在政治生活、私人产业和公共行政机构中大权在握的上层阶级男人——而不是女人。

被广泛颂扬的新媒体“交互性”显然是夸大其词了。我们倒不妨称之为“交互性单向传媒”。与本身就是新全球精英分子的书生学究们往往所持的观点恰恰相反，国际互联网并不是面向任何人的，是不可能被普遍使用的。即使是那些进入互联网的人也只被允许在供应商所设定的框架内作出选择。这些供应厂商邀请他们“花费时间和金钱在他们所提供的无数组合程序间或组合程序中选择”。至于其他人，只剩下卫星网或有线电视给他们，而且，荧屏的两面根本无对称可言，纯粹观看就是他们的造化。可他们看的又是些什么东西呢？

多数人观看少数人。少数被看者是社会名流。他们也许是政界、体育界、科技界或娱乐界，或也许恰好是大名鼎鼎的信息专家。然而，不管他们背景如何，一切被展示的名流把名流世界一一展示了出来——这名流世界的主要特色恰恰是在全球的各个角落被许许多多人所观瞻。无论他们在电视电台广播中说些什么，他们都传达了一整个生活方式的信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方式。询问那一信息可能会给观看者带来的影响，“不太像询问先入之疑惧和希望，倒更像询问基督教对人的世界观的‘影响’，或者，正如中国人先前所问的那样，询问儒教对公共道德的‘影响’。”⑩

在全景监狱中，某些挑选出来的当地人监视其他当地人（而在全景监狱诞生前，普普通通的当地人观看他们中挑选出来的当地人）。在对观监狱中，当地人观看全球人。后者的权威是由他们的遥不可及所获得的。全球人其实“置身于这世界之外”，可他们一天天地、肆无忌惮地在当地人世界上空盘旋萦行，却比众天使在基督教世界上空翱翔更加引人注目：他们可望而不可及，既崇高又平庸，既高高在上、不可一世，又给普天下的下等人树立了一个为之效仿或梦想效仿的光辉榜样，既被人羡慕又被人觊觎——他们是一帮引路掌舵而非当政在朝的王公贵族。

当地人离群分立，散居于世界各地。他们通过固定的空中电视广播与全球人相会。相会之音在全球回荡，淹没了一切地方之声，然而却被地方之壁所反射；因此，地方之壁那监狱似的无法穿透的坚固性就得到了显现和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