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复兴与恐旷症

理查德·森尼特是第一位对即将到来的“公共人的堕落”拉响警钟的当代城市生活分析家。许多年前他就注意到，城市公共空间在缓慢却无情地缩减，城市居民同样势不可挡地撤离了广场惨淡的阴影，以及随之而来的免遭毁灭的广场的荒芜。在他后来对“无序之用途”⑥的杰出研究中，理查德·森尼特援引了查尔斯·艾布拉姆斯、雅内·雅各布斯、马克·弗里德或赫伯特·甘斯的研究结果。这些研究人员虽然脾性不尽相同，但他们对城市生活的敏感和好查究的洞察力却是类似的。森尼特自己也对“为了实现某一抽象的发展或复兴计划而给有血有肉的人的生活”所带来的灾难描绘了一幅令人恐怖的图画。无论是在哪儿实施这种计划，城市空间单一化、“逻辑化”、“功能化”或“透明化”的企图都会弄巧成拙，造成人类纽带结成的保护性网络的解体和自暴自弃、孤独落寞这样精神上的毁灭性打击——此外，还会内心空虚、惧怕人生的挑战、在面临自主和有责任的选择时故意装傻显陋。

追求透明性是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的。在一个人工构想、处心积虑谋求千篇一律性和空间功能专一化的环境里，城市居民面临着一个几乎难以解决的身分问题。人工构建的空间那毫无个性的单调性和简洁性剥夺了他们意义转让的机会，因而也剥夺了他们掌握那问题和最终解决它所必需的专门技能本领。

崇高的梦想和罪恶的灾难，这两者合为一体构成了现代建筑史。设计家们从这一漫长的编年史中可以吸取的教训是：一个“好城市”的首要秘诀，就是它能提供给人们“一个历史上不可预料的社会”，而不是“在一个和谐的预定秩序的梦幻世界”中为其行为承担责任的机会。任何想品尝一下虚构城市空间的滋味而只是以美学和谐和理性戒律为指南的人，不妨先停一停，推敲一下这句话的含义：“一个人，如果只是服从他人的好命令或好计划，是永远不可能成为好人的。”

我们不妨作点补充：人类的责任——那人类交往道德所不可或缺的终极条件——会发现设计完美的空间是一片贫瘠不毛——如果不是完全有毒——之地。毫无疑问，它不会在没有意外、没有模棱两可、没有冲突的卫生纯净的空间中生长，更不用说茁壮成长。有些人本来会掌握在渊源于差异和多样性的模棱两可和不确定性条件下采取行动这一高难的技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直面其责任这一事实。道德上成熟的人是这样的人：他们会“需要巨大而神秘之物，如果人生中没有一定的混乱无序会感到不健全”——他们学会去“爱他们中间的‘另一性’”。

森尼特所分析的美国城镇经验证明了一条可谓普遍的规律性：戒备猜疑他人，不能容忍差距分歧，嫉妒异己者并要求隔离和排除他们，还有歇斯底里、偏执狂似地关注“法律和秩序”——这一切往往在最整齐划一、种族、民族和阶级隔离最严重的同质地方社团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www.xing528.com)

难怪在这样的地方，人们往往在平等的幻觉中寻求对“我们的感觉”的支持。这一幻觉的产生是因为视线内的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单调相似。安全的保障往往体现了根本没有思维不同、行为不同和模样不同的邻居。单一化滋生一致性，而一致性的另一面则是无容人之量。在一个单种化地方，要获得应付人类差异和不确定性境况所必需的素质和技能是极其困难的。而要是没有这样的技能和素质，那就很容易惧怕他人——仅仅因为是他人——他们也许希奇古怪，与己不同；可首要的是，对他们还不熟悉，不好理解，深不可测，难以捉摸。

城市原来是为了安全——为了保卫城墙内的居民免遭外寇的入侵——而建的，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却与危险，而不是与安全连在一起。”纳恩·埃琳作如是说。在我们的后现代时期，“恐惧因素无疑已大增，这见之于越来越多的车和房子要锁上门，安全系统的日益增多，面向各年龄层和收入集团的‘装上大门’和‘令人放心’的社区大受欢迎，以及对公共空间有加无已的监视，更不必提大众媒介所作的没完没了的对危险的报道。”⑦

当代恐慌，即典型的“城市恐慌”，与曾经导致城市毁灭的恐慌不同，集中在“内敌”上。这种恐慌使人们不太关注作为一个整体——作为集体财产和集体个人安全保证——的城市的完整和坚固，而更关注城内自己家宅的清静和设防。曾经绕城而筑的围墙如今纵横交叉、伸向四方、遍布全城。居民区要有人值班看守，公共场地受到严密监视，有选择性地放人入内，门卫全副武装，安装电子门——这一切现在都是针对不受欢迎的市民同胞的，而非外国军队或拦路强盗、匪贼和其他埋伏在城门另一边大多为未知的危险。

不是和睦相处，而是躲避和隔离，已成了当代大都市中主要的生存策略。如今已经不再有爱或恨你邻居的问题了。与邻居保持一定的距离，会使难题迎刃而解，使选择毫无必要。它从根本上避开了需要选择爱或恨的各种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