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注高昂的地图控制之战

对某些人明晰易辨或透明了然的东西，其他人可能会觉得朦胧晦涩。有些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踏上了坦途，而另外一些人也许会像无头苍蝇迷失了方向。只要度量衡仍然保持人格化，而且以五花八门、相互毫不协调的地方性实务作为基准点，那么，它们就可以作为盾牌为人类社团服务：人类社团可以躲在盾牌背后，避开好奇的眼光和侵入者的敌意——首要的是，躲避强权侵入者的敲诈勒索。

为了征税招兵，前现代的当权者由于未能解读出种种现实——而他的子民却明察秋毫——只得像异族敌军一样表现行事：诉诸武装入侵和讨伐。实际上，征税与抢劫、征募与俘虏并没有什么区别。王爵公子的雇佣兵用刀剑和皮鞭开道，说服“土著人”与他们的产品或儿子们惜别；他们费尽心机，耀武扬威，大肆地搜刮民脂民膏。埃内斯特·格尔纳把前现代统治制度称为“拔牙状态”：统治者的擅长在于以折磨人的方式拔牙，他写道。

征税职能部门及其代理人由于被地方性的度量衡和计算系统的繁多杂乱搞得一片茫然，如堕云雾，他们往往就宁愿与社团而不是个体国民，与乡村或堂区的头人而不是个体的农民或佃农打交道。即使在征收像烟囱或窗户这种“个体化”和“私人化”的税时，国家当权者也宁愿把总配额拨给乡村，而让本地人来分配重税。我们也可以假设，宁愿用通货而不用农产品来交税的一大关键理由是由国营铸币厂决定的币值是独立于地方习俗的。在缺乏“客观”衡量土地占用、土地注册和牛羊盘点的情况下，间接税——对当地人一目了然，而对稀客却是费解的和令人迷惑的对很难或不可能被交往入场券隐藏的活动所征的税（譬如，销盐或销烟税、道路或过桥费税、任职和授衔费税）——是前现代国家所喜欢的捞取收入的手段。正如查尔斯·林德布卢姆恰切地所言，那只有拇指而没有手指。

难怪空间的清晰性，即透明性，已成了现代国家争夺绝对主权之战的主要赌注之一。为了获得对社会交往和效忠模式的立法和管理控制权，国家就必须控制交往各方应参与的背景的透明性。在现代强权习性的推进下，社会格局现代化的目标就在于建立和保持这种控制。因此，现代化过程之一的决定性特征就是以重组空间的名义打一场旷日持久之战。这场重大战役的赌注就是赢得控制地图绘制室的主动权。

现代空间战难以达到的目标是使社会空间服从由官方批准和国家支持的惟一的、绝无仅有的地图。除此之外，它还得淘汰其他一切竞争性的地图或对空间的阐释并解散或禁止除国家设立、国家资助或国家特许之外的一切地图绘制机构和活动。那场空间战结束后所出现的空间结构将是一个国家政权及其代理人明鉴洞察的结构，而同时它保持完全不受其使用者或受害者的语义加工的影响——它抵制一切“基层的”阐释行动，因为这种行动会以当权者未知难懂的意义充斥零散的空间，从而使上面无法控制这些零散的空间。

在阿尔贝蒂和布鲁内莱斯基共同努力下于15世纪独创的美术透视画法在通向现代空间概念及其现代表现方法的长途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而且成了真正的转折点。透视画法的概念刚好居于紧嵌于集体和个人现实的空间视觉与其后的现代解嵌这两者中间。它理所当然地认为人类的视觉在组织空间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观察者的眼睛是一切透视的出发点。它决定了视野内一切物体的大小和相互间的距离，而且仍然是确定物体位置和空间的惟一基准点。而新奇之处则在于观察者的眼睛现在已成了“人类的眼睛”。那是崭新的、“非人格化”的眼。谁是观察者现在并不重要。惟一重要的是观察者要进入某一特定的观察点。人们现在断定——实际上，是想当然地认为——处在那观察点的任何一个观察者都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看到物体之间的空间关系。

从今以后，决定物体空间格局的并不是观察者的素质才能，而是观察点可测量的位置。透视概念创下了双重业绩，因此，就可以利用距离的常规特性来满足现代国家所倡导的新同质性的需求。在承认空间地图的主观相对性的同时，它也抵消那相对性的影响：它几乎像胡塞尔的渊源于“先验”主观性的意义图像那样，完全彻底地使主观性知觉来源的后果非个性化。

因此，空间组织的重点已从“谁”这个问题转向“从空间的什么点”这个问题。然而，问题一旦假定，我们就立刻明白，既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占据相同的位置，从而以相同的视角观察世界，那么，所有的观察不可能都是等值的。因而，就必须或应当有一个得天独厚的视点，从那一视点上观看就可以获得最佳的认识。因此，显而易见，“最佳”意谓“客观”，进而意指非个人或超个人。“最佳”是一个独树一帜的基准点，它将能够创造奇迹，超越和克服它自己所特有的相对性。(www.xing528.com)

故而，前现代混乱不堪、令人困惑、繁杂众多的地图与其说将会被一幅大众普遍认同的世界图景所替代，还不如说将被一个严密的图景体系所替代。理论上，“客观”首先意指“优越”；而其实际优越性仍然是现代列强要争取的理想态势——它一旦被获取，就会成为这些列强的主要资源之一。

已充分归化、为了村民或堂区居民的日常活动之目的而完全熟知易懂的领地对首都的当权者们来说仍然是模糊不清、充满威胁的：它们遥远生疏、无法理解和难以驯服。倒转那一关系是“现代化过程”的主要方面和标志之一。

被现代宣称为理性秩序的独特标识的空间的易懂性和透明性，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现代的发明创造。其实，归根结蒂，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它们都是人类共存不可或缺的条件。它们提供了些许的确定性和自信。而没有确定性和自信，日常生活几乎是不可想像的。现代惟一的新颖性就在于把易懂性和透明性假定成必须系统地追求的目标，即作为一大任务，作为依然需要强加在桀骜不驯的现实上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是在专家的知识技能的帮助下，已首先精心地作了设计。除了别的之外，现代化意味着使人口稠密的世界成为一个适宜于超社区的、国家统治管理的世界，而这一任务就势必要求将这个世界变成一个行政当权者易懂的透明世界。

在米歇尔·克罗齐耶那开创性的“官僚现象”研究中，它已揭示了确定性/不确定性与权力等级体系间的紧密联系。我们从他那儿知悉，在任何有结构（有组织）的集体中，统治地位往往属于这样的单位：它们把自己的情势搞得混沌一片，让局外人无法解读它们的种种行为；而与此同时，它们自己却对其所作所为了然于心，没有朦胧的雾点，安安稳稳，不怕出人意表。在整个现代官僚世界，每一个现存或有抱负的政府部门所采取的策略就是始终如一、坚持不懈地给自己松绑解捆，同时大力施压，对组织内部其他每一个人的行为严加管束。这样一个部门深具影响力，并且设法使自己的所作所为成为别的部门为做出选择而组成的综合体中不为人知的可变因素——却成功地使其他部门的行为始终如一、固定不变并且可以预知。换言之，大部分的权力是由想方设法依然成为其他部门不确定性缘由的单位所行使的。对不确定性的操纵是每一个有结构整体内争权夺势之本质和首要因素——从根本上说，这是现代官僚组织——尤其是现代国家官僚——最激进的形态。

米歇尔·福柯的现代权力全景监狱模式是基于非常类似的假设之上的。隐藏在全景监狱中心塔内的监管人员对关在星状大楼翼部内的犯人操纵着大权。这一权力的关键因素是完完全全、时时刻刻都看得见犯人和完完全全、时时刻刻都看不见监管人员这两者的结合。由于犯人们根本不知道监管人员是否在监视自己，不知道他们的注意力是否转移到了其他翼房，不知道他们是否睡着了，在休息或在干别的事情，因此他们必须时时刻刻都表现得仿佛他们此刻正在被监视着。监管人和监管对象（无论是监犯、工人、士兵、小学生、病人或诸如此类之人）居住在“相同的”空间中。然而，他们却处于截然相反的境地。前者的视线毫无遮挡；而后者则需在朦胧昏暗之地行事。

我们不妨指出，“全景监狱”是人造空间——它是有目的地建造的，具有心灵视觉能力的非对称性。其目的是有意识地操纵和存心重组作为社会关系（即上述的权力关系）的空间透明性。定制空间的人工性是一种迷恋于操纵全国性空间的列强所无法享用的奢侈品。现代列强在追求“全景监狱”目标的同时，不必白手起家，开创功能无可挑剔的新空间，而只得满足于次好的解决办法。因此，以对国家行政非常易懂的方式绘出空间地图，而同时又与地方习俗大唱对台戏，迷惑“当地人”，剥夺他们驾轻就熟的定向的手段，这是现代空间战的首要战略任务。这样做其实并没有抛弃“全景监狱”式的理想。它只是被暂时搁置一旁，等待更先进技术的问世。第一阶段的目标达到之后，就可以打开通向第二阶段的大门。它是现代化进程中更为雄心勃勃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目标不仅仅是标画出简练、统一和统一化的国家领土地图，而且是以迄今为止只是由地图绘制室内所绘制和储存的地图才取得的简练为榜样，实实在在地重塑这一空间。它不是满足于原原本本地记录领土现存的瑕疵，而是将原来只现于绘画板上的完美度体现在领土上。

过去，是地图反映和记录了领土的种种形状；如今，已轮到领土来反映地图。领土已提升到了地图极力想达到的有序透明这一水准。是空间本身才应该重塑，或者依地图的模式和按地图绘制员的决定，从零开始塑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