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自由与社会公正的平衡

回顾历史，人们可能会问，在多大的程度上，地球物理的种种因素、自然的和人为的领土边界、人口和文化区域的各自特性，以及“里面”和“外面”的区分——这些传统的地理学研究的一切对象——在本质上不过是“速度限制”的概念派生或物质沉淀/手段——或者，更笼统地说，是施加于移动自由的时间和成本的限制。

保罗·维里利欧最近指出，尽管弗朗西斯·福山宣告“历史终结”为时过早，我们却可以越来越有信心说目前正处于“地理终结”期。④距离已不再重要，而地球物理边界这一观念在“现实世界”中越来越难以为继。突然之间，一切都似乎非常清楚，大陆和地球作为整体的划分是因为交通的原始和旅行的难度而使得距离产生格外真实的结果。

其实，距离是社会的产物，而绝不是客观的、非人格化的、物质的“已知事实”；它的长度随着覆盖它的速度的变化而变化（在货币经济中，则随着达到该速度所需要的成本而不同）。回顾起来，构建、分隔的所有其他社会产物和集体特性的维护——如国家疆界或文化障碍——似乎都只是那速度的副产品。

我们不妨注意，这似乎正是“边界事实”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造成阶级分层现象的原因：在过去，正如今天一样，那些富有的、权力在握的精英分子总是比居住在同一地区的其他人更有都市化的倾向；他们自始至终总能创造出自己的文化，普通人无法摆脱的边界对他们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他们与边界外的精英分子比与他们同住一地的其他人有更多的共同之处。这也似乎是当今世界最有权力的精英代表比尔·克林顿最近首次宣布国内外的政治没有区别的原因。确实，在精英分子的生活经历中很少有“这儿”和“那儿”、“里面”和“外面”、“附近”和“远处”的区别。随着通讯时间的剧减以至缩短至瞬间，空间和时间标志已不再起作用，至少对那些可以以电子信息的速度行动的人来说是如此。

“里面”与“外面”，“这里”与“那里”，“附近”与“远处”的对立记载了周围世界各种组成部分（包括人类和兽类）的驯服、归化和熟悉的程度。

附近，即就在手边，通常是平淡无奇、再熟悉不过的；有些人每天都会看见，有些事情每天都要处置，它们已经跟我们的习惯紧密相联，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附近”是一个使人感到宾至如归的地方，在这里人们很少会感到迷失，很少会感到不知该说什么或怎么做。相反，“远处”却是人们很少涉足或从不涉足的空间，这里会发生什么事人们无法预料或理解；一旦发生了什么事，人们会觉得不知所措：这个空间包含有人们不了解的东西，人们不存希望，也觉得没有去关心的义务。发现自己置身于“遥远的”空间是一种令人紧张不安的经历；冒险去“远方”意味着到某人视野之外，意味着感到别扭及不得其所，意味着招惹麻烦和害怕受伤。

由于以上这些特征，“远与近”的对立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即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自信与犹豫之间的对立。在“远处”意味着处于麻烦之中——因而它需要机灵、活络、机敏或勇气，需要学习别的地方用不着的陌生的清规戒律，需要通过危险的尝试和常常是代价昂贵的错误来掌握它们。另一方面，“近处”表明胸有成竹；不费吹灰之力养成的习惯就可以应付，而且因为它们是习惯，所以有无足轻重之感，且毫不费力，也不会导致焦虑和犹豫。我们所熟知的“地方社团”就是在“这儿”和“那儿”、“附近”和“远处”的对立中才得以存在的。

交通方式的不断进步是现代历史的标记。交通和旅行是变化尤其巨大、迅速的领域；这里所谓的进步，正如熊彼特很久以前指出的，不是把马车的数量加倍的结果，而是新的交通工具——火车、摩托车和飞机——的发明和大批量生产的结果。正是由于人们可以获得快捷的旅行工具，才触发了以地域为基础的社会和文化“总和”的削弱和损害，使之成为一个典型的现代进程。滕尼斯第一个在他著名的现代化公式中描绘了这个从共同体（Gemeinschaft）到社会（Gesellschaft）的过渡过程。

在流动性的所有技术因素中，信息通讯——那种不涉及物体或物体只作为微不足道的次要方面的通讯——起的作用尤其巨大。技术方式稳步持续的发展使信息可以脱离载体而独立传播——也脱离传播对象而传播；也就是说，技术方式使“示意者”不受“被示意者”的约束。信息移动与其载体及对象的脱离反过来导致了它们的速度的区别；信息能以比载体快得多的速度传播，可在信息告知对象发生变化之前到达。最后，以计算机为服务器的万维网终结了——就信息而言——“旅行”和要旅行的“距离”这种观念，使信息在实践中也和在理论上一样，在全球范围内瞬间可达。

最新发展的成果是巨大的，信息通讯对社会联系/分离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冲击已广受关注并被详尽描述。正如人们只有在斧头坏了之后才能了解“斧头的本质”一样，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时间、空间所起的作用，更了解把两者从结构上组合在一起的方式和稳定性/变通性以及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总和的消亡。我们现在明白，以前所谓“组织严密的地方小团体”是由于小范围社区里面（其大小由“湿件”即人脑的内在质量决定，因此，受人类视力、听力和记忆力的自然限制）的瞬间完成的交流和区域之间传播信息需要的大量时间和花费之间的差距才得以产生并保持活力的。另一方面，目前社区的脆弱和短命则主要是这个差距缩小或干脆消失的结果：如果两者都非常快速的话，社区内的交流比之于社区之间的交流没有任何优势。(www.xing528.com)

米夏埃尔·贝内迪克特总结了我们回顾性的发现以及对旅行速度与社会凝聚力之间的紧密联系的新的理解：

那种小社区之内由于声音传播、海报和小册子的几近同时性和零成本才可能存在的联合现在大规模崩溃了。任何规模的社会凝聚都是共同的意见、共有的知识的作用，而且由于没有不断的更新和相互影响，这种凝聚主要依赖于早期严格的文化教育和记忆。反过来，社会变化也依赖于忘却和廉价的通讯。⑤

我们要补充的是，这段话中最后一句中的“和”字是多余的；容易忘记与通讯的廉价（和高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能独立看待。廉价的通讯意味着信息的快速到达，也意味着信息泛滥，意味着已获得的信息很容易被忘记或被弃置不顾。至少从旧石器时代起，“湿件”的容量基本上没有变化，现在廉价的通讯也没有使它获得滋养和巩固，反而使记忆饱受信息泛滥之灾。很多人认为，在最近的发展之中，最重要的是在当地范围内和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信息的成本差距缩小（只要是通过万维网发送信息，无论发往何处，你都只需付“当地电话”费，这种情况具有同样重要的经济和文化意义）；反过来，这意味着最后终于到来并鼓噪着要求得到垂青，要求进入和停留（无论是多么短暂）在记忆中的信息往往发端于最繁杂和相互自主的网站，因此很可能会传播互相矛盾、互相抵消的讯息——这刚好与社区内不借助于硬件和软件，只依靠“湿件”而传播的信息形成鲜明对比；这些信息往往相互重复、相互加强并助长（选择性）记忆这一过程。

正如蒂莫西·W.卢克所言：“在传统社会中，空间性是根据无中介的普通人体的能力来组织的”：

对行为的传统的想像常常是借助于人的器官来作比喻：冲突是颏对颏的，战斗是手对手的，正义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辩论是心对心的，团结一致是肩并肩的，团体是面对面的，友谊是臂挽臂的，而变化则是一步一步的。

现在，随着这些行为方式的进步，冲突、团结、战斗、辩论和正义的伸张都已超出人类的眼睛和手臂的能力所及范围，整个形势也已变得面目皆非了。空间被“加工/集中/组织/标准化”，最重要的是从人体的自然限制中被解放出来了。从此，正是技术的能力、它的行动速度及其应用成本才“组织了空间”：“由这种技术规划出来的空间是大不相同的：它是建造出来的，不是天生的；是人工的，不是天然的；它以硬件为媒介，而不是直接通到湿件的；它是合理化的，而不是社区化的；是全国性的，而不是地方性的。”⑥

由于是建造的，现代空间就必定是坚韧、牢固、恒久和绝对的。钢筋水泥是它的肌肉，铁轨和公路是它的血脉。现代乌托邦的作者们对于社会的和建筑的秩序、社会的和领土的组合与分割不加区分；对他们来说——就像对那些负责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代人一样——有序社会的关键在于空间的组织。社会总和将是一个范围更大、包容更广的地域等级制度，盘踞在顶部的是一个超地方的国家权威，它居高临下，审视一切，而它自己却不受日常的监督。

在那构建的领土/城市规划/建筑学空间之外，人类世界的第三个电脑空间已随着全球信息网络的来临而出现了。根据保罗·维里利欧的说法，这个空间的元素是“不含任何空间的特性，却有不同凡响的即时传播的特性。从此，人们不再被物质的障碍和时间的阻隔分离。随着电脑终端和录像监测的接合，这儿和那儿的区分不再有任何意义。”⑦

像大多数对这种人类状况所作的描述一样，这种描述并不完全正确。“计算机终端的接合”已经对不同种类的人的处境造成了不同的冲击。有些人——事实上是相当多的人——像以往一样，“仍然能被物质障碍和时间的阻隔分离开来”，只是现在这种分离更加残酷，而且对人们心理的影响也比以往更加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