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资本家和土地经纪人的新流动性及其优势

在后空间战世界中，流动性成了最有力、最令人垂涎的划分社会阶层的因素；每天，新的、越来越具有世界性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阶层不断地形成和重建，其依据就是流动性。对于那些处在新的等级体系顶部的人来说，移动的自由带给他们的好处远远超过列入邓拉普方案中的好处。邓拉普方案只注意能发表自己见解的竞争者，给他们提升或降级——那些人能够并很可能会诉说不满，把牢骚转化为申诉。但是还有另一些人——他们固守一地，被社会隔离和抛弃，而邓拉普方案却对他们只字不提，因为他们不可能让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

那些“投资者”——即拥有投资所必需的资本和资金的人——具有的流动性，意味着权力与义务（对雇员的责任、对弱小者及子孙后代的义务、对人类生活环境的自我再生的义务）之间新的、真正史无前例的、无条件的分离。一言以蔽之，对人类日常生活以及社会繁衍的责任他们统统不必担负。在权力的域外性与“全部生活”的持续地域性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不对称——如今，不受约束的权力在不作准备或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可以随时见机行事，可以自由地利用它，而且可以不顾其后果。避免为后果负责任是新的流动性带给自由流动、不受地方限制的资本的最令人垂涎、最珍贵的好处。这样一来，在计算投资效益的时候，处理后果的成本就无须考虑在内了。

资本的这种新的自由使人想起昔日的在外地主。他们臭名昭著、遭人怨恨是因为忽视了那些养活他们的人的需要。只要他们拥有的土地存在，搜刮“剩余产品”就是他们唯一的乐趣。这两者之间当然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这种比较并不能充分说明20世纪后期流动资本所具有而在外地主绝不可能拥有的无忧无虑和不管不间。

后者不能拿一块田产和另一块田产交换，所以只能跟他们牟取暴利的地方或多或少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形给他们的剥削加上了现实的制约（从理论上和法律上来说，这种剥削本来是没有限制的），以免将来他们的收入来源会越来越少，或者完全枯竭。诚然，从总体上看，真正的制约往往比已知的制约严重，而这些制约也要比在实际中观察到的严重得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居住在外的土地所有者往往会对土地施加一些永远无法修复的损害，从总体上影响土壤肥沃和农业丰产，也使得在外地主的财产岌岌可危，过不了几代就要衰败。然而还有另外一些真正的限制，因其不可见性和不遵从性而使得它们的存在更显得残酷。正如阿尔贝托·梅卢奇所说，这种限制“代表禁锢、边缘、隔离；因此它也表示对另一性、不同性、不可征服性的承认。这种遭遇另一性的经历使我们经受考验：作为一种不断更新的努力，它从中孕育出武力缩小差距的诱惑，而同样地，它也对交流提出了挑战。”③(https://www.xing528.com)

有别于现代早期的在外地主的是，现代晚期的资本家和土地经纪人，由于其流动资源的新的流动性，并没有面对真正的——坚实的、强硬的、抵抗的——限制来强制服从。能使他们自己被人感知、被人尊崇的唯一限制就是政府对资本和资金自由转移所施加的限制。可是这样的限制是很少的、罕见的，而且在强大的压力下，仅存的那一小部分限制也将被清除或干脆淘汰掉。没有了这种限制也就不太会发生梅卢奇所说的“遭遇另一性”的情况了。即使另一方强加这种遭遇——一旦“另一性”开始施展威力，资本也可以毫不费力地卷起铺盖去寻找一个更热情好客——不加抵抗、温驯柔和——的环境。因此也就更不会产生“用武力缩小差异”的企图或接受“交流的挑战”的意愿了。

这两种态度都隐含着对另一性的不可征服性的承认。但是，“另一性”必须首先把自己建构成一个抵抗的、不屈不挠的、真正抱成一团的整体才能被看作是不可征服的。而它这样做的机会却在急剧减少。要获得真正能构成整体的能力，抵抗需要一个持续而有效的攻击者——但是对资本和资金来说，它们几乎没有必要去勉为其难，去排除障碍或者去克服、减少抵抗。这是新流动性的总体效应；即使真的有必要这样做，它们也完全有可能会被弃之不顾，去钟情于更柔和的选择。如果与“另一性”打交道要诉诸代价高昂的武力或烦人的协商的话，资本总是能转移到更和平的地点。假如躲避就可大功告成，那当然就无须周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