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诉讼时效的起算，又称诉讼时效期间的开始，是指从何时起开始计算诉讼时效的期间。诉讼时效的起算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起算所针对的对象，二是起算本身。诉讼时效起算中，起算的本身，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起，二是算。“起”，顾名思义，就是开始，也即诉讼时效起算的起算点。它是整个诉讼时效起算问题的核心，与诉讼时效期间是否超过和权利人的权利是否受法律的强制保护密切相关。解决好了“起”的问题，诉讼时效起算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算”，就是计算，它实际上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
诉讼时效的起算是司法实践中解决诉讼时效争议的重要焦点。诉讼时效的起算直接决定诉讼时效期间开始的起点，既关系到诉讼时效制度价值的正当体现，又事关当事人的利益分配。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因诉讼时效发生争议的焦点并不在诉讼时效期间的长短，因为诉讼时效期间由法律直接规定，属于法定期间，当事人对此无发生争议的可能，诉讼时效中止也较少发生纷争，诉讼时效的起算与中断争议较多。对诉讼时效起算点的理解不同，直接关系到争议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是否届满。可以说，任何诉讼时效纠纷案件，如果不能准确地界定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是不可能得到正确处理的。[33]
诉讼时效的起算是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点，没有起点，就谈不上诉讼时效期间的经过，也谈不上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产生的法律后果，更谈不上诉讼时效制度所能发挥的作用。无论诉讼时效期间多长，也无论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产生的法律后果如何，以及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后诉讼时效期间的再次计算，都离不开诉讼时效的起算。可以说，诉讼时效的起算是诉讼时效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www.xing528.com)
诉讼时效的起算对诉讼时效制度的影响还体现在一定的价值层面上，因为诉讼时效的起算本身就包含着一定的价值取向。对诉讼时效的起算标准之所以有不同的立法例，其原因并不在于立法技术问题，而在于价值取向问题。承载着不同价值取向的诉讼时效起算方法，直接对诉讼时效制度所发挥的作用产生影响。如果诉讼时效的起算设置不合理，诉讼时效制度不仅不能产生应有的作用，反而会适得其反。因此，无论是从制度层面来看，还是就实践层面而言，诉讼时效的起算都是诉讼时效制度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
诉讼时效起算所针对的对象，应该说既与一定的事实状态有关，又与某种法定期间有关，还与某种特定的法律后果有关。一定的事实状态是指权利人享有权利而不行使权利的事实状态。权利人享有权利是客观事实状态，权利人不行使权利是主观事实状态，只有二者统一于一体，诉讼时效才能开始起算。某种法定期间是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它实质上是上述事实状态在时间持续上的量化。某种特定的法律后果是指权利人不行使权利的事实状态持续经过法定的期间，其权利失去法律的强制保护。诉讼时效的起算是这种特定的法律后果产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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