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识基础观(Knowledge-based View,KBV)
根据知识基础观,创新是组织内部或组织间的知识获取、分享的产物(Grant,1996;Grant & Baden-Fuller,2004)。研究表明,产品和服务的创新需要不同类型的知识,包括市场知识和技术知识(Sullivan & Marvel,2011)。知识基础观认为供应链情境下的创新包括知识的探索和利用过程。首先,知识的探索需要供应链上的每个成员企业利用供应链转移和吸引合作伙伴的知识;其次,知识的开发和应用要求供应链上的每个成员企业为了能够获取互补性资产,有机会接近合作伙伴的知识库,同时有意图地、鲜明地保持自己专业知识特色(Grant & Baden- Fuller,2004)。
根据知识基础观,吸收能力是指组织在现有的知识基础上增加新知识的能力(Grant,1996),这一能力包括组织的惯例和过程,组织用这些惯例和过程来获取、消化、转移和利用知识,并将其转化为组织能力(Malhotra et al.,2005)。具有吸收能力的发包方和接包方企业,关系型学习(relationship learning)都能影响其创新。关系型学习强调的不是供应链企业间的学习比赛,而是互惠式学习(reciprocal learning)和双环学习(double-loop learning),关注的是学习过程的互惠,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知识整合机制,该机制通过共同学习(colearning)和共同发现(joint discovery)开发新知识。
知识基础观认为知识是企业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而且也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力的重要驱动力(Grant,1996;Grant & Baden-Fuller,2004)。在发包方—接包方关系中,发包方不但可以从接包方创新中直接受益,而且可以通过组织间学习产生的知识转移间接受益(Hamel,1991)。
(二)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RDT)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依赖(dependence)是指为了获得稀缺资源而依靠(rely on)对方的程度(Pfeffer & Salancik,1978)。那些能够控制关键资源的组织拥有更多的权力。研究表明,交易关系中的权力—依赖结构会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Tangpong et al.,2008)。
资源依赖理论强调在组织内部控制关键资源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在交易关系中,依赖越少的接包方越有权力控制它的交易对象并获得合适的知识来扩大自己的资源基础。接包方可以利用权力—依赖关系与发包方进行知识的流动与传播,从而促进和支持创新活动(Davis & Golicic,2010)。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当A组织手中掌握着B组织所需要的重要资源,而且这种资源具有不可替代性时,就可以说B组织依赖A组织。此时,A组织因为掌握更多的资源,所以具有更多的权力。权力在B to B的交易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Zhao et al.,2008)。因为在交易关系中存在着严重的权力不对称,拥有较多权力的一方可以利用权力向另一方施加压力。虽然有文献表明权力-依赖路径会影响公司的创新活动,但相关的实证研究很少,而且结果不一致。比如,Yli-Renko和Janakiraman(2008)发现依赖对于接包方的创新是有影响的,而Wang et al.(2008)却认为在公司间关系中权力和创造力是不存在显著关系。
但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企业的关键资源是完全自给自足的,绝大部分企业还是要依赖他们的接包方获得互补性资产,从而满足顾客需求(Pfeffer & Salancik,1978)。交易双方可以通过大量的信息分享和沟通交流获益(Stock,2006)。Casciaro和Piskorski(2005)认为发包企业和接包企业越是感到相互依赖,越倾向于交换重要信息。从接包方处获得的互补性资源可以有益于发包方企业的内部流程。接包方的新创意越多,创新能力也就越强,创新的成果会不断地流向发包方。当发包方意识到自身越依赖接包方去满足终端顾客需求时,就会允许接包方的想法和机会来鼓舞自身企业内部的想法和机会的产生(Lee & O’Connor,2003)。
Schiele et al.(2011)认为,当接包方变得很有竞争力时,就会使发包方形成一种依赖,由于这种不平衡的权力存在,接包方就会轻易地将成本转嫁给发包方并获得超额利润(Corsten & Felde,2005)。这种情况下,接包方发现“竞争”要好于“合作”(Forker & Stannack,2000)。当接包方较早地介入到发包方的创新活动中时,一旦创新活动完成,接包方就会利用这种地位谋取更高的利益(Cousins & Crone,2003),或者产生一些其他的机会主义行为及冲突(Lonsdale,2001;Kumar et al.,1995)。所以,对于发包方来说,让接包方介入到创新活动中,就必须平衡如何既能利用接包方带来创新又能防止对方提出过分要求。(www.xing528.com)
Henke和Zhang(2010)研究发现,在交换关系中,如果发包方利用“权力”处理与接包方企业的关系,对接包方企业的创新是有害的。此外,接包方和发包方之间的地理差距和文化差距也增加了双方的协调成本和商业风险,为供应链关系创新带来了巨大的障碍。
(三)网络理论(Network Theory)
网络理论认为成员企业之间相互依赖的方式以及它们在网络中的位置影响了他们各自的机会、约束条件和行为(Granovetter,1973;Zaheer & Bell,2005)。已有一些文献将网络理论应用于研究企业内部或企业间的创新和新产品开发中(Ahuja & Lampert,2001;Rindfleisch & Moorman,2001;Wuyts et al.,2004),根据这些研究结果,可以得出企业在网络中的位置会影响它们是否能获取重要的新知识用于新产品开发其新创意的生成(Tsai,2001)。也就是说,越是占据有利的网络位置越有可能获得更理想的战略资源。因此,创新的驱动因素、创新本身以及最终的绩效之间的关系都由发包方依赖发包—接包关系的程度所塑造形成。一个依赖性较强的接包方会因占据不太核心的网络位置而不能控制重要的战略资源。相反,一个依赖性较弱的接包方会因占据交易关系网络中的核心位置而获得对关键资源更多的控制权。
网络中心性可以促进信息的交流和产生(Burt,1997;Tsai,2001)。当一个接包方不太依赖发包方时,接包方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和更多的机会和其他发包方合作。这就使它可以从市场中不同的发包方获得不同的市场观点,这些观点会提供更多数量和更高质量的信息给发包方。占据网络中心位置的接包方,对发包方的依赖较小,这使它可以从不同的发包方和竞争者那里获得更多的智力资源。也就是说,网络发挥了事实上信息处理和扫描的功能(Ahuja,2000)。强关系、弱关系理论认为依赖性小的接包方可以借助中介作用和不同的发包方合作,使自己获得多样化的信息,有益于新产品开发以及流程创新,而依赖性较强的接包方因为占据较差的网络位置,所以缺乏从多种渠道获取信息的优势。
(四)组织学习理论(Organizational Learning Theory)
组织学习被定义为“开发潜在的影响企业行为的知识或洞察力”(Slater & Narver,2000)。组织学习往往是基于惯例的,具有历史依赖性以及目标导向性(Levitt & March,1988)。不同的组织具有不同的学习能力,组织在解释(Daft & Weick,1984)、记忆(Easterby-Smith,1997)以及应用它们所学方面(Brown & Duguid,2001)表现出极大的不同。
组织学习理论认为发包方和接包方的关系或者企业间的关系就是通过有效学习进行创新的过程(Powell et al.,1996)。有学者通过引入关系型学习将组织学习理论应用于组织间的情境(Jean et al.,2008;Jean & Sinkovics,2010)。也就是说通过发包方和接包方的共同行动双方共享市场信息。双方通过共同解读以及共同整合这些信息从而形成双方关系范围内特有的记忆,而且这些记忆会改变关系双方行为的范围或者可能性(Selnes & Sallis,2003)。
组织学习理论认为要想进行有效的知识转移,必须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有多少知识可以转移;另一个是如何更好地转移知识。第一个问题与接包方的创新性相关;第二个问题取决于组织间学习是如何发生的(Azadegan,2010)。因此,发包方与接包方之间学习风格的匹配对于知识转移发挥着重要作用(Azadegan,2010)。当接包方承担较少的设计责任时,发包方与和自己具有不同学习风格(contrasting learning style)的接包方联盟,可以正向促进接包方创新对发包方绩效的影响;当接包方承担较多的设计责任时,发包方与探索式学习风格(exploratory learning style)的接包方联盟,可以正向促进接包方创新对发包方绩效的影响。
组织学习理论还认为组织所在的网络是组织知识的来源,并为网络中的每个成员提供机会(Tsai,2001)。组织间的关系可以促进资源和知识的流动、提高学习能力并产生新的知识(Dyer & Nobeoka,2000)。现有的研究认为在知识的转移、再组合和新知识的创造过程中,组织间互动发挥着重要作用。组织间的互动包括技术互动和社会互动,当组织间的互动模式化之后,就会形成互动惯例,这种惯例会促进专有知识在发包方和接包方之间的转移从而促进接包方的创新。尤其是当双方都为基于知识分享的互动进行投资时,双方学习的效果会好于由单方进行投资(Ahuja,2000)。在发包方—接包方的关系中,接包方可以利用这种学习机会进行改变或调整,或者把从对方那里学习的知识转化为新创意、新产品或新技术(Kogut & Zander,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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