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级投资者如何应对重仓股危机保持业绩佳话

顶级投资者常常被普通投资者“神化”为“稳赢不亏”的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投资经历中的失误依然不少。

对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投资，就被巴菲特认为是他早期的一个大错误——1965年，巴菲特虽然很清楚纺织行业没什么前景，却没有抵挡住“太便宜”的诱惑而买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控制权。从这次教训中，巴菲特总结出一条重要的投资感悟：“以合理的价格买下一家优秀的公司，要比用便宜的价格买下一家普通的公司要好得多。”

1987年，巴菲特投资7亿美元购买所罗门公司的可转换优先股，表面上看，这笔交易充分反映了巴菲特的安全边际原则，只要所罗门公司不破产，巴菲特能够稳赚9%的年利息；当所罗门股价高于38美元时，他还可以选择将其转换成普通股，在股票上涨中收获更大的利润。事与愿违，1990年到1991年，所罗门发行部负责人保罗·莫泽（Paul Moser）数次违规囤积国债，引发财政部和美联储采取措施，公司股价大跌，一度处于危急关头，并损害了巴菲特的声誉。60岁的巴菲特临危受命，担任所罗门临时董事会主席，力挽狂澜才终于使所罗门公司渡过难关。

投资美国航空公司则是巴菲特的另外一个投资错误。1989年，伯克希尔公司购入价值3.58亿美元的美国航空公司优先股。随后，美国航空公司开始萎缩，1994年年底，伯克希尔将美国航空账面的投资金额降为8950万美元，当初1美元的投资等于仅剩下25美分的价值，虽然伯克希尔在美国航空上最终实现赢利了结。

纵使犯下诸多错误，巴菲特仍创造了投资史上的奇迹，正如查理·芒格所说：“尝试做成千上万的小事很难，但试着把几件事情做好，就会有好的结果，少数几个好的决策就可以长期带来巨大的成功。”

可见，犯错在投资中并不可怕，重要的是避免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的错误，以及如何不断从错误中学习，而这也许正是优秀投资者区别于常人的关键。

拓展阅读

如何避开潜在的问题股？(www.xing528.com)

上市公司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忽视和疏漏可能给股价埋下“定时炸弹”，过去两年频频爆发的“地雷股”让投资者更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而选股时关注社会责任方面的指标也逐渐成为必需。

通过什么方法可以甄选更为“安全”的股票，小心躲避股市的“地雷”呢？运作超过20年的老牌社会责任基金——多米尼社会责任基金（Domini Social Equity Fund），在2012年年报中精选了其对社会责任投资的感悟，梳理出了躲避问题股的3个层次，值得投资者借鉴。

首先，对于问题“一望而知”的公司，直接列入“黑名单”。如英国石油公司（BP）在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生产安全事故，而多米尼把石油开采企业的安全问题始终放在首位，因此在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故前好几年就将英国石油公司列入黑名单。

其次，关注利润表和盈利预期之前，一定要先考察最关键的可持续发展指标。多米尼承认财务筛选很重要，但是要排在社会责任评价之后。举例来说，葛兰素史克（GSK）去年因为非法推广抗抑郁药物帕罗西汀（Paxil）和威博隽（Wellbutrin）及瞒报糖尿病药物文迪雅（Avandia）的安全数据，被判处支付制药行业有史以来最大的罚金30亿美元。而多米尼社会责任基金则因为关键绩效指标（KPI）指示研究员特别关注药品营销和安全争议，去年就将该公司排除在投资名单外。

最后，提前发现公司舞弊虽然很困难，但一旦发现疑点和苗头，决不能视而不见。由于舞弊是一项故意为之的内部计划，并且参与人会千方百计进行隐瞒和掩盖，因而一旦露出蛛丝马迹，投资者就应高度关注并及时做出决策。举例来说，过去几个月，巴克莱银行（Barclays）陷入一场严重丑闻导致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离职，即该银行承认系统性地操纵伦敦同业拆放利率（LIBOR）。虽然无法预测这一事件的爆发，但多米尼基金在2010年就把巴克莱剔出组合，主要是一系列事件显示巴克莱的企业文化倾向于利用法律漏洞和空子，如大力发展公司客户的避税业务等。

必须说明的是，躲避潜在问题股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简单，做足了功课也难保万无一失。对此，中国香港惠理基金管理公司董事局主席谢海清的经验值得分享：1993年，当他开创惠理基金时，像每一个受过美式训练或者美式思维的基金经理一样，相信应该有一个非常集中的投资组合，并明确告诉别人“在我们的基金中，你不会看到超过40家公司”。然而，伤痕累累的教训却让他逐渐趋向一个不同的观点——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最好有一个非常多样化的组合，因为这样做可以睡得更好，并可以承受得起“那些不管你花了多少功夫在上面，但时不时会发生的令人厌恶的事件”，现在惠理的投资组合里面有80～110家公司。可见，在躲避潜在问题股方面，资产合理配置和适度分散也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