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与生态翻译学的优化方案

“生态学”一词由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1866年提出，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相互关系的生物学分支科学。“生态学的核心思想是研究生物与环境（包括生物环境和非生物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相互作用、相互依存、互为环境，最终使系统达到和谐的状态。”［42］181-188。生态系统包括生产者（主要是植物）、消费者（主要是动物，包括人类）、分解者（如微生物）以及无机环境等。在生态系统中，生产者为消费者提供食物和能量，消费者为生产者如植物的种子提供传播途径，分解者将生产者和消费者转化为无机物。通过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和环境共同构成了生态系统。人作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从根本上来说，是消费者。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高度工业化导致对自然的过度利用和破坏，人们意识到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威胁到人类的生存，生态和环境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基于对环境的保护，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并发布了《人类环境宣言》，将保护自然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提到全人类关注的高度。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21世纪议程》，涉及与地球持续发展有关的所有领域，阐明了人类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应做出的选择和行动方案，把可持续发展思想由理论变成了各国人民的行动纲领和行动计划，提供了21世纪的行动蓝图。

现代生态学更加关注人与自然的本质关系研究，探索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生和可持续发展的途径。“生态”一词已由自然科学领域的生物的生存状态等意义延伸至泛指自然健康、保持平衡、和谐共生等意义。

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生态学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也形成了众多的理论和法则，逐渐由生物学延伸到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被认为是人类寻求解决当代重大社会问题的科学基础之一。环境主义已超越了科学、地理、社会科学的疆界而进入了人文领域。许多社会科学学科纷纷开始采用生态学途径进行研究。除了生态批评学、生态美学、生态哲学、生态马克思主义等之外，单是与翻译研究关系较为密切的语言学科就有环境语言学、绿色语法、语言环境学与环境语言学、语言与生态研究、语言习得生态学、语言演变生态学、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研究等等。学界从“生态”“环境”“生存”“适应”“选择”等生态学视角开始进行翻译研究，被认为翻译研究在语言转向、文化转向后又一次转向——生态转向。罗森纳·沃伦提出，翻译“是一种认知和生存模式。当把文学作品从一种语言移植到另一种语言的时候，就像把植物或动物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它们必须像个人或民族的‘适应’和‘成长’那样，只有适应新环境而有所改变才能生存下来”［43］6。沃尔夫拉姆·威尔斯也认为译界对翻译决策过程的研究应当集中关注各种环境因素，如翻译任务的特征、客户的需求、翻译者及其决策能力等。戴维·卡坦则于1999年对翻译生态文化的分类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提出了翻译的生态环境还包括物理环境、政治环境、气候、空间、所构建的环境、服饰、食品、嗅觉以及临时场景等等。［44］45-52

在国内，作为生态翻译学的领军学者，胡庚申教授致力于生态翻译学的创立与发展。从2001年提出生态翻译学理念，到目前，关于生态翻译学的表述经历了不断完善的过程［45］93-97：

生态翻译学起初的表述是：借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适应/选择”学说的基本原理和思想，解释和描述译文产生的翻译过程，作为“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哲学理据。(www.xing528.com)

生态翻译学后来的表述是：生态翻译研究范式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念，以东方生态智慧为依归，以“适应/选择”理论为基石，系统探究翻译生态、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致力于从生态视角对翻译生态整体和翻译理论本体进行综观和描述。

生态翻译学的最新表述是：生态翻译学以新生态主义为指导，以生态翻译的喻指和实指为取向，以发掘和揭示翻译活动中的生态理性和生态意义为要务，以使生态理性和生态思想成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统领和关照一切翻译行为和翻译研究为宗旨，是一种从生态视角综观和描述翻译的研究范式。

生态翻译学兼容并包，涵盖十大理论，即平衡和谐论、文本移植论、译者责任论、适应选择论、多维转换论、汰弱留强论、多维整合论、适者长存论、译有所为论和关联序链论。

从生态翻译的三大核心理念角度来看，文本移植论体现了“翻译即文本移植”（Translation as textual transplants）的核心理念；平衡和谐论体现了“翻译即生态平衡”（Translation as eco-balance）的核心理念；而其他各论则可以总体上归列于“翻译即适应选择”（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的核心理念。从内在关联角度来看，翻译的三个核心理念，即“翻译即文本移植”“翻译即适应选择”“翻译即生态平衡”，基本上涵盖了翻译研究的“译本”“译者”“译境”的整体，这也是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构建的一条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