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绘制地图到地图的空间化

凭直觉，好像是由大小相同划一的若干条块所拼接而成的简单几何空间结构最接近于满足上述要求。难怪在一切现代乌托邦式的“完美城市”的幻景中，作者们所孜孜不倦、坚持不懈地阐述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规划无不围绕同样的基本原则：首先，严格、细致、全面、预先地规划城市空间，即按照建设开始前所完成的规划，在荒无人烟或腾出的空地上“从零开始”建设城市。其次，建在城市中心——更理想的是，建在可俯瞰整座城市空间的山顶上——的行政大楼周围的空间环境必须规整、统一、同质和可复制照搬。下列的由莫雷利所撰拟的“基本和神圣法则”（载于他那本于1755年问世的《大自然的法则，或随时被忽视或未被认识的大自然法则的真谛》中），为完美城市结构空间的现代概念提供了典型的例证：

公共仓库将建在规整划一［此处和下面的重点号是我加的——引者］的大型街心广场周围，用于储藏一切必需品，并把门厅辟为公共集会之地——一切看上去都整齐匀称，赏心悦目。

在那一圈子以外，将对城区作有条不紊的布置——每一城区面积相同，形式相仿，街道数量相等……

所有建筑将完全相同……

所有城区的规划必须考虑到需要扩展时也不能打乱原先的整齐划一性。

依莫雷利和其他现代城市规划管理的预见者和实践者之见，城市环境的统一性和规整性（因而还有可替换性）原则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的，即建筑和人口的功能性解决必须服从于满足“城市整体的要求”（正如莫雷利所言，“一切建筑物的数量与面积应取决于某个特定城镇的需求）和因此从空间上分隔具有不同功能或其居民素质不一的城市各部分的要求。“每一群落会各居一个区，每一家庭会各占一套房。”（不过，莫雷利急忙强调说，所有家庭的房子都是千篇一律的。我们也许会推测，提出这一要求可能是希望消除独特的群落传统对城市空间总透明性所带来的潜在的危害性影响。）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而未能达到正常标准的居民（“老、病、残”居民和“理应暂时与他人隔离”的居民）将被禁锢在“一定距离以外脱离社会的”地区。最后，理应判处民事死亡，即终生驱逐出社会的公民，将被关入“铜墙铁栅”的牢洞中，与植物人相差无几，囚禁于“壁垒的墓地”中。

乌托邦主义者笔下的完美城市图像与制图员所生活和梦想的真实城市毫无相同之处。然而，正像卡尔·马克思稍后所指出的（他点头表示同意），他们所关注的并不是如何描述或解释世界，而是如何改变世界。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痛恨尚存现实强加于实施理想规划中的种种束缚，并梦想用一个没有历史灾难病痕、从零开始、预先定制的新现实来取而代之。有待于从虚无中创建的城市的每一规划的“小号字体印刷”都隐含着某个现存城市的毁灭。在目前这种凌乱芜杂、臭气熏天、因而得判处死刑的状况中，乌托邦思想就成了未来有序完美和完美秩序的桥头堡。

然而，幻想很难是真正“无所事事的”，它更不是真正“单纯率真”的。绘图员的蓝图是未来的立脚点，这不仅仅是他们的狂热想像。有多少大军和将领都跃跃欲试，欲利用乌托邦桥头对混乱势力发起全面围剿，并且协助未来进犯和征服现在。布罗尼斯拉夫·巴奇科在他那大开眼界的现代乌托邦研究中讲到了“一场双重运动：一是征服城市空间的乌托邦想像，二是城市规划和建筑之梦，以探求一个它们可以实现的社会框架。”②思想家和实干家都同样地对“中心”痴迷不已，因为未来城市空间将围绕中心作有条不紊的布置，因而符合由非个性理由所要求的透明性条件。巴奇科在分析“自由城”规划时，从相关的各个方面对那痴迷作了条分缕析。“自由城”于法兰西共和国5年8月12日由勘测几何学家F.-L.奥布里出版。它为革命法兰西未来的首都描绘了蓝图。

无论是对理论家还是对实干家而言，未来城市是空间的化身，自由的象征和典范，是理性在与难以驾驭、不合情理的历史偶然性作你死我活的持久战中赢得的。正如这一革命所孕育的自由是为了纯化历史时代，城市空想家所梦寐以求的空间是一个“永远不被历史污染”的场所。这一严苛的条件把一切现存的城市逐出了竞争之列，注定将它们一一毁灭。

诚然，在众多的梦想家和实干家汇聚地中，巴奇科仅仅着重于一点——法国革命。然而，这是一处来自五湖四海、寻求灵感的旅人们所频频光顾的地方，因为在那儿邂逅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使人倍感亲密和怡然。无论是梦想家和实干家都为在那儿会师而欢天喜地。全透明城市空间梦想成了这一革命的政治领袖们的灵感和勇气的源泉；而对梦想家来说，这场革命首先就是一个果敢、坚毅和足智多谋的设计兼建筑公司。它时时刻刻准备着把花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才在乌托邦绘制板上描绘出来的图形雕刻在完美城市的建筑工地上。

下面是巴奇科所探讨过的许多例证之一：它讲述的是理想国塞瓦朗勃（Sévarambes）及其更臻完美的首都塞瓦利亚德（Sévariade）：③

塞瓦利亚德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它的特征是“法治严明”。“该首都是按照一个合理、明晰和简单的计划构思并严格实施的。这就使它成了世界上最划整统一的城市。”城市空间的透明性主要衍生于决定将整个城市整齐地划分为260个相同的单元（osmasies），每一单元为一座方形大楼，它正面长50英尺，内有一个大天井，共有四扇门，“舒舒服服地住着”1000个人。城市留给游客的印象是“整齐划一”。一条条街道开阔笔直，给人一种它们是尺子画出来的感觉。而且，所有的街道都直通“宽敞的广场”。“广场的中心是喷泉和大小一样、形状雷同的公共建筑”。“房子的建筑结构几乎是统一的”，虽然有些看上去豪华一些，可辨认出它们是显贵闻达之人的居所。“这些城市有条不紊，处处都是秩序井然。”（病人、智力低下者和犯人往往被逐到了市外。）这儿的一切都有其作用，因而一切都美丽无比——因为美即意味着目的明显、形式简单。城市的一切构成要素几乎都是可相互替换的——城市本身也莫不如此。谁只要浏览了塞瓦利亚德，就知道了塞瓦朗勃的其他所有城市。

巴奇科说我们不知道这些完美城市的制图员是否相互研究过其他人的规划，可是看图的人禁不住会感到“他们在整个世纪所做的一切就是不断地重复构建同一个城市。”这一印象是由所有乌托邦构思者所共有的价值观和他们对“某一幸福的理性理想或者你也不妨称之为合理幸福理想”的关注而造成的。这暗指一种在消除了任何随意性、杂乱性、偶然性和模棱两可的秩序井然的空间中度过的人生。

乌托邦文献中所描绘的城市——借用巴奇科的贴切表达——全是“文学城市”。这不仅仅是明显意义上所指的它们是文学想像力的产物，而是从另一层更深的意义而言的：由于它没有包含任何不可言喻、不可解读之处，因此就可以将它们作一详尽的书面记述。正如于尔根·哈贝马斯有关断言和规范的客观合法性的概念只能是普遍性的，因而要求“消除时空”，④完美城市的幻景也意味着彻底拒绝历史，并将其有形残余夷为平地。实际上，通过摒弃空间的质的区分——这一区分永远是同样区分化了的（因而又是历史的）时间的积淀——那一幻景就对时空的权威提出了挑战。(www.xing528.com)

一旦从行政办公室的窗口凝视人类现实，那么时空的这种“非物质化”假定与“合理幸福”观的糅合就转变成了一项不可动摇的、无条件的法令。只有透过这些窗口瞻望时，空间片段的多样性，尤其是其终点的无限性和不确定性，亦即可作多种阐释的可行性，似乎才断绝了理性行动的机会。从这一行政角度是很难想像一个与自己的模式不同的合理性模式和一个与生活在刻有那合理性印记的世界不同的幸福模式。可以作出许多不同释义的情景，可以用任一钥匙解码的情景，看来不仅仅是自己行动领域透明性的种种障碍，而且也是标示“这种不透明性”的一大障碍；不仅仅是实施自己的理性行动模式的累赘，而且是一种与“这种理性”格格不入的境况。

从空间管理的角度看，现代化意味着地图绘制权的垄断化。然而，在一个由一层层接踵而至的不测历史事件所构建的城市是不可能取得垄断的；一个已经而且依然从选择性地吸引不同传统和同等选择性地吸纳文化创新中诞生的城市——这两种选择一直都遵循变化中的规则——难得地明晰，很少出现在行动当时的思想中，只有在有利于事后的认识时才适合于准逻辑编制。假如地图先于领土的勘察，那么，垄断就可以更容易地获得：假如城市从创始起以及在整个历史时期中只是将地图投射到空间；假如地图不是千方百计地去获取图纸坐标格网非个性精确中的凌乱的城市现实多样性，而是变成一个框架（框架内，将对兴起的城市现实进行规划，而且是从坐标格网内划归给它们的位置中撷取其意义和作用）。只有那时这些意义和作用才真正毫不含糊。它们的明确性就可以通过收回授权或追回他择性解释权而预先得到保证。

我们时代最激进的现代主义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家——他们中最有名的当推勒·科尔比西耶——梦寐以求的就是这样一种垄断地图绘制的理想状况。似乎是为了显示空间现代化的超党派性质和其原则与政治意识形态间的毫无关联性，科尔比西耶毫无顾虑、满腔热忱、自告奋勇地为俄罗斯共产党统治者和法国维希法西斯独裁效劳。似乎是为了引证现代主义目标所特有的模糊性，他与这两者都失和闹翻了：统治者们本能而又毫不宽容的独断专行注定要斩断激进的想像力的翅膀。

在出版于1933年、命定要成为城市现代主义教义的《灿烂之城》⑤一书中，科尔比西耶对现存城市判处了死刑——它们是不守规矩、没有头脑、对城市规划无知和命途多舛的历史的腐朽渣滓。他抨击它们毫无功能性（某些逻辑上必不可少的功能缺乏令人满意的媒介，而另外一些功能则交叠冲突，给城市居民造成混乱）、藏污纳垢和破坏美感（街道和建筑风格宛若迷津，凌乱不堪）。现存城市的缺陷着实太多，既不值得每个城市各自花力气整改，也没有必需的财力物力纠正消除。也许更理性的做法是下一贴猛药，一举治愈全部的病痛，即把承传下来的城市统统夷为平地，并将它们清理干净，再在原地建造新城，预先得详详细细地作好新城的规划；或者，任凭让今天的巴黎们飘零沉沦，而将其居民转移到从零开始、正确无误地构想出来的新地。《灿烂之城》在把焦点集中在巴黎（尽管巴龙·豪斯曼虚张声势，它还是不思悔悟）、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里约热内卢等实例的同时，提出了旨在指导未来城市建设的原则。这三大规划全部从零开始，只顾及美学和谐定则和功能划分的非个性逻辑。

在这三大想像的首都中，功能优先于空间。逻辑和美学一样，要求城市的任何一部分都要功能明确，毫不含糊。正如在人生中一样，在城市空间中，人们也需要区分工作、家庭生活、购物、娱乐、迷信、管理这种种功能。每一种功能都需要它自己的场所，而每一场所应承担一种，而且只有一种功能。

依科尔比西耶之见，建筑像逻辑和美一样，是一切杂烩、自发性、浑沌和混乱的天敌。它是一种类似于几何学的科学，具有柏拉图式的崇高、数学条理性与和谐性；它的理想是连绵的线条、平行的曲面、全直的角度。它的战略原则是标准化和预先编制。因此，对未来的灿烂之城而言，洞悉自己天职使命的建筑学的上台统治就意味着我们所熟知的街道的死亡——那街道是非协调和去同步建筑史的自相矛盾和偶然的副产品，是各种互不相容的用途的战场，是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场所。灿烂之城的路径，恰似其建筑物，将被赋予特殊的任务。而具体到它们，其惟一的任务就是运输，即将人和物从一个功能分明的点运送到另一个点，而那惟一的功能将目前由漫步者、闲逛者、游手好闲者或仅仅是过路人所引起的混乱一扫而空。

在科尔比西耶所梦想的城市中，“独裁者计划”（他的“计划”（Plan）一词“P”总是大写的）对居民的统治是绝对的和不容置疑的。这一计划的权威性来源和立足于逻辑和美学的客观真理，是不容异议和置辩的。它决不接受涉及或支持任何逻辑的和美学的精确性以外事物的论点。因此，从本质上说，城市规划者的行动不受选举狂热骚动的影响，对其真正或臆想的受害者的牢骚怨言置若罔闻。这一计划是非个性化理性的产物，而不是个人的臆想之物，无论它是多么巧妙或深刻。它是人类幸福惟一的（也是必要和足够的）条件。人类的幸福只能建立在能科学地界定的人类需要与生活空间的明确、透明、清晰布局这两者的完美协调上。

《灿烂之城》仍然是纸上谈兵。不过，至少有一个名叫奥斯卡·尼迈耶的建筑师兼城市规划专家倒想在机会来临的时候将科尔比西耶的蓝图付诸实现。这里所谓机会就是从零开始，在一个荒漠的、没有历史重负的真空中，构想出一个与辽阔壮观、资源丰富且尚未开发和雄心勃勃的巴西相匹配的新首都。那名为巴西利亚的新都是现代主义建筑师的天堂：在这儿，机会终于来了，人们终于可以抛却一切物质的或情感的束缚和限制，终于可以驰骋于建筑幻想中了。

在先前无人居住的巴西中央高原上，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塑造未来城市的居民，而惟一要关注的只是恪守逻辑和美学原则；人们根本不必向毫不相干而难以驾驭的地势环境妥协，更不用说为之牺牲原则的纯洁性；人们可以准确地预先推测出尚不成熟、难以言表的“单元需要”；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把尚不存在、因而默默无闻和政治上脆弱无力的未来城市居民塑造成经科学界定和仔细衡量的对氧气、热量和照明单位需要的集大成者。

有的实验者对做好工作比较感兴趣，而对它给他们的行为对象所造成的影响却不太关注。对这样的实验者而言，巴西利亚是一个补贴资金雄厚的大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可以将逻辑和美学的各种成分按不同比例混合在一起，以纯粹的方式观察其反应，并选出最满意的化合物。正如科尔比西耶式建筑现代主义假设所示，人们可在巴西利亚设计一个按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按人体可衡量的一切——定制的空间，一个驱逐了偶然性和意外并禁止其回归的空间。然而，对城市居民来说，巴西利亚不啻是一场噩梦。一个名为“巴西利亚综合症”的概念迅速被其倒霉的受害者创造了出来。“巴西利亚综合症”是一种新的病理综合症，巴西利亚就是其典范，而且是迄今闻名遐迩的中心。人们普遍认为，“巴西利亚综合症”最明显的症状是没有熙攘的人群，没有拥挤，空荡荡的街角，缺乏特色的地方，毫无个性的人体，单调得令人麻木的环境——没有任何东西可令人费解、惶惑或激动。巴西利亚这一大手笔断绝了在一切地方邂逅的可能性，只有极少数专供集合的场所除外。老百姓戏言，要在惟一规划好的“广场”——巨大辽阔的“三军广场”——幽会，就像答应在戈壁大沙漠接头相会。

也许，巴西利亚是一个构建完美的空间，专用于接纳在试管中诞生和培育的胎儿和安置拼凑在一起的行政工作人员和法律阐释者。对那些肩负行政管理任务和那些阐述此类任务内容的人来说，它无疑（至少它意图如此）是一个完全透明的空间。毋庸置疑，它也可以是理想中的、假想的居民——他们把幸福等同于没有困难的人生——的构建完美的地方，因为它没有模棱两可的境况，没有选择的需要，没有受到危险的威胁，没有冒险的机会。对其他所有人来说，它是一个剥夺了一切真正有人性的事物——一切使人生充满意义和价值的事物——的空间。

被现代化的激情所焚烧的城市规划专家极少有机会像尼迈耶那样在辽阔广大的用武之地异想天开。大部分人只能将想像的迸发（虽然并不是雄心）局限于小打小闹的城市空间实验：对逍遥自在、沾沾自喜、一片狼藉的都市生活，这儿整整平，那儿筑条栅栏；纠正这个或那个历史错误或弥补历史的疏漏；把一点点保护完好的秩序塞进尚存的机遇世界之中——然而，结果却永远同样地有局限性、不全面，而且大多难以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