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利贷崩盘”“私营企业老板欠债外逃”、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不断发生、非法集资案件不断出现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村民间借贷在非理性发展的背后，潜在巨大的信用和社会风险。
第一，借贷纠纷不断。民间借贷的高利蚕食企业的利润，导致企业偿债能力下降，资金链断裂，各种各样的民间借贷纠纷不断，民间借贷案件居高不下。2014年，河北省全省法院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新收案件数量达31452件，较2013年增加了超4000件，集资诈骗一审新收案件数量达26件[6]。
第二，刺激地下经济和犯罪活动。农村民间金融目前处于灰色地带，处于法律规制和政府监管之外，容易产生各种犯罪现象，如金融诈骗、洗钱活动；还有一些农村民间金融与地下经济关系密切，甚至被犯罪分子用于洗钱，刺激了地下经济和犯罪活动；部分农村民间借贷在借款人违约后，利用黑社会势力进行暴力讨账，酿成了一些刑事案件恶性社会事件；非法“抬会”和非法集资案件爆发后，广大受害人非法聚会酿成了严重的群体性事件。
第三，银行贷款不良率上升。2011年末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调查结果显示，温州民间借贷资金有10%来源于银行，30%来源于当地企业，20%来源于当地居民，20%来源于外地企业和外地居民（东航金融等，2012）。预计有35%的银行信贷资金直接或间接运用于民间借贷，民间借贷违约风险也将直接或间接传导到银行，导致银行贷款不良率上升。数据显示，温州借贷危机爆发后，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不断出现，到2012年9月末，仅浦发银行温州分行的不良贷款就新增了20.24亿元，不良贷款增量竟占到整个浦发银行不良贷款增量的70%[7]。(www.xing528.com)
（二）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现象
放贷人暴富的财富示范效应，使广大个人和企业将民间借贷视为财富快速增加的捷径，不愿意再投资到赚钱慢、收益低的实体经济中，纷纷转入民间借贷市场，而减少了对实体经济的投入，直接导致了经济“空心化”现象。在温州的1100亿元民间借贷资金中，主要是用于“炒房”、民间借贷或其他投机性用途，比例分别为20%、40%和5%，进入生产经营领域的只占35%（董伟，2012）。
（三）影响宏观调控
在全民借贷的背景下，出现了金融脱媒现象，部分资金在银行系统之外运行，难以监测和调控，直接影响货币政策效果。一方面，大量的货币通过影子银行体系或民间借贷系统进行流通，造成对社会货币供应量监测的失真，特别是对流动性的控制将变得十分艰难，如果不控制，流动性过剩，如果控制，在银根紧缩后，企业贷款艰难，总投资和总需求受影响。另一方面，民间借贷资金受利率的影响进行投资，在投资方向上与国家的产业政策并不一定相符，可能在国家限制或控制的产业却有更多的资金投入，而急需的产业却没有足够的资金供给，背离了国家的政策导向（毕德富，2005）。第三方面，大量的货币资金游离于实体经济，在房地产等行业进行投机炒作，容易造成经济的虚假繁荣，造成“泡沫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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