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金融交易决策是一种典型的理性与非理性的交叉混合。对亲朋之间的友情借贷，情感因素和心理因素占主导地位，贷方在进行决策时无法完全依赖理性进行选择，即使知道借出后资金难以收回，也会将借贷资金作为情感维系的沉没成本而付出。对陌生人借贷时，贷方往往偏向“风险厌恶”型，即使有中介人并且中介人具有良好的信誉或提供担保时，贷方也会利用可得的信息进行理性选择。
但在目前的高息民间借贷、影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中，却是一片非理性繁荣景象，广大民众在高利诱惑面前，都采用非理性选择进行决策。
1.民间借贷规模加速扩张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和农村中小企业在难以充分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融资情况下，普遍展现出了“融资饥渴症”，纷纷转向民间融资。李建军（2010）经过测算认为，在1978—2008年的30年间，中国未观测信贷规模从40亿元左右扩大到5.4万亿元左右，年平均增长率为17.8%，几乎达到同期银行贷款规模年平均18.4%的增长率水平。在2011年6月末，温州民间借贷的时点余额规模约为1100亿元。2010年鄂尔多斯市民间融资占到全市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的16.3%，达到约540亿元的规模（中国人民银行鄂尔多斯市中心支行课题组等，2011）。2010年以后，民间借贷规模更是扩张迅速，截至2014年末，全国民间金融市场达到超过5万亿元的规模（李文龙等，2015）。
2.借贷主体多元化
随着民间借贷的发展，民间金融主体趋向于多元化。从借款者来看，有农民个人、农村种植户、个体工商户、中小民营企业，甚至部分股份制企业、三资企业也参与了民间借贷；从资金的供给来看，资金宽裕的农民、城镇居民、机关干部、农村种植户、个体工商户、中小民营企业，甚至部分银行机构的工作人员也参与了民间借贷。(www.xing528.com)
3.职业化逐利性借贷发展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小企业由于贷款难问题，普遍出现了“融资饥渴症”，职业化逐利性借贷逐步蔓延，地下钱庄、票据贴现、信用卡还款、贷款转贷等各种职业化逐利性借贷模式大量出现。在民间逐利性借贷的影响下，亲友之间的互助性质的借贷相对萎缩，而逐利性、高利性借贷却明显增长。有资料显示，在浙江温州，不但亲友之间的借贷利率达到了月息2分，担保公司或“老高”所发放的借贷利率更是在3分到8分之间，极端的民间借贷利率甚至达到了月息3角以上（杨积堂，2012）。据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监控的民间借贷利率显示，2010年第二季度宁海县民间借贷利率高达27.06%（胡琼天，2011）。
4.民间融资流向呈现投机性
传统的民间金融资金用途以消费性为主，主要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中的婚丧嫁娶及临时性的消费资金需要。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民间资金广泛进入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民间金融资金逐渐以生产性为主，并进而走向投机性“投资”，如“炒房”“炒钱”，通过各种投资渠道追求利润，民间融资呈现很强的投机性，并导致产业的“空心化”现象。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调查结果显示，通过民间借贷所获得的资金，其资金投向中，用于生产用途的占35%，用于房地产投资用途的占20%，过桥融资[1]占20%，民间融资中介借款占20%，其他用途占5%（东航金融等，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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