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社会信任危机与优化

在社会学或经济社会学研究中，很多学者都意识到中国的社会信任问题，张维迎（2003）也指出，“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现阶段存在很大的信任危机”。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还在不断推进过程中，而文化和信仰的缺失、各种失范失信的行为，都在影响着农村社会的信任，目前的农村社会存在着各种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机（侣传振，2007）。从总体上看，我国的社会信任危机主要表现在人际信任危机、组织信任危机、制度信任危机。

（一）人际信任危机

传统的中国乡村是一种乡土社会熟人社会，信任的产生以血缘、地缘和业缘为基础，但随着中国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基于重复博弈的信任关系断裂，除血缘关系外，出现了对“陌生人”信任的普遍弱化。另一方面是由于各种欺诈行为的猖獗，如网络诈骗、电话诈骗、短信诈骗等，造成人际关系的弱化甚至是走向人际信任的危机。

（二）组织信任危机(www.xing528.com)

组织信任危机主要表现在对政府组织的不信任、对商业组织的不信任。近年来频频曝光的环境污染、贪污腐败问题，严重影响了政府执政为公的形象。对商业组织的不信任是经济领域的社会信任问题，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下的结构失衡和病态的表现，由于多方面原因，商业信任缺失问题十分严重。近年来，在我国商业领域，各种假货和商业欺诈泛滥成灾，特别是食品质量安全问题、老板跑路问题，加深了民众对商业组织的不信任。

（三）制度信任危机

制度包括正式制度、成文法、正式的社会惯例、非正式的行为规范、共同秉持的对世界的信念，以及实施的手段（诺斯，2013）。就正式制度来说，政策失位、政策失公、执政不力、执政不公、无法可依、司法不公等，都有可能引发对正式制度的信任危机。在广大农村，农民一方面对法律不懂，对制度不熟悉，另一方面，也因为基层政府的各种不当、不公的执政行为，使得农民失去了对法律、制度的绝对信任，而持一种非常谨慎和保守的信任态度（闫金山，2007）。农村居民的流动性增强以后，传统习惯和民间规范的约束力下降，而人际信任危机、商业信任危机、政治信任危机、政策信任危机，又进一步导致了信任危机，使得非正式制度的信任也出现了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