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金融的最初形式是以实物借贷为主，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商代，在《吕氏春秋》中就有记载：周武王在灭商以后“分财弃责，以振穷困”，把债务取消安抚穷人。到西周时代，虽然生产力水平仍然处于很低的水平，但民间融资的初级形式就已经出现（江曙霞，2003），当时的民间融资是以实物借贷为主，既有由官方机构提供的借贷，也有亲朋好友或宗族内部的相互借贷。即时的借贷更多的是互助性，虽然也有有息借贷，但仍以无息借贷为主，或者是宗族内部资助性质的（杜伟等，2011）。为了防止借贷纠纷，官府设置“泉府”和小宰对民间借贷进行管理，其中，“泉府”负责官方提供的借贷，小宰则是主理民间债务纠纷。
春秋战国时代，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民间借贷逐渐增多扩大，但主流的借贷仍是互助性质，如解决春荒问题的粟贷。这阶段的民间借贷，开始出现借贷契约和高利贷的萌芽。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出公粟以贷，使大夫皆贷，司城氏贷而不书”，可以看出当时的借贷已经出现了类似借款契约的书面凭证。随着宗族组织的逐步瓦解，血缘和互助观念逐渐淡泊，到战国中期，出现了利率达50%甚至100%的粟贷，高利贷逐渐产生和盛行，并且已经发展出比较完善的利率体系，影响利率水平的因素主要是借贷主体、借贷种类、借贷时间等（魏悦，2004）。
秦汉时期，除救济性质的“赈贷”外，出现了专门从事高利贷的职业放贷，政府开始对借贷进行利率限制，并设有“取息过律”和“贷谷息过律”的罪名，根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汉代的民间借贷利率，最高不得超过20%的年利率。汉代的民间借贷，无论是实物借贷、货币借贷，还是信用借贷、抵押借贷，都有一套严格的借贷程序（徐建红，2007），在国家法律的保护和引导下，民间借贷逐渐规范。
到了唐代，高利贷更是盛行，在社会逐利观念的影响下，富商、官僚和寺庙纷纷利用高利手段盘剥百姓，聚集财富（张兴胜，2007），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当铺。政府虽然多次颁布政令，对民间借贷利率进行限制，避免利率过高对生产和生活的不利影响，但实际的民间借贷利率仍然有月利七分的情况（李莹等，2014）。
到了宋代，合会萌芽并发展，不但规模有所扩大，合会形式也多样，如“新安会”“过省会”“万桂社”等，既有为解决生产生活中的资金困难，也有为寒士读书、赶考等提供资助。(www.xing528.com)
到了元代，出现了互助性质的农业村社，《元史·食货志》记载：“凡五十家立一社……社中有疫病凶丧之家不能耕种者，众为合力助之。”但由于土豪兼并土地，农民被迫流亡，农民只能借助于高利贷。
明代中期，典当业逐渐兴盛，民营当铺发展迅速，徽商、晋商等商人和商帮都办起了典当，短期抵押盛行。明代的钱庄已经相当发达，并形成了一定的汇兑网络。清代，官营当铺和私营当铺齐头发展，有“当铺”“当店”“典当”等各种名称，出现了“短押”“小押”等面向穷人的典当。在清乾隆、嘉庆年间，出现了票号，其中山西票号最为发达。
民国时期虽然战乱不断，但民间借贷仍然频繁发生，借贷方式主要是融资和借粮，其比例分别达到56%和48%（杜伟等，2011）。政府虽然对高利贷做出了严格限制，但高利贷仍然十分普遍，并且形式多样，名称不一，如“大加一”“探头利”“驴打滚”“期粮”“卖青苗”等。民国时期，互助性质的合会如“兄弟会”“老人会”等发展广泛，据统计全国平均每个县有2.21个会，但实际数量远远不止，特别是“老人会”“童子会”，每个村庄都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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