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壁江山：辉煌的往昔

20世纪初期，开埠之后的上海，由于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南迁，文艺界的学者、画家、社会名流移寓上海，各种文化艺术交融汇聚，逐渐形成了与京派并立、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海派文化。在艺术方面，海派本来就有着深厚的传统底蕴。据杨逸所作的画史传记《海上墨林》记载，历代生活在上海地区的书画家大约有740多人。第一代海派大师，如赵之谦、吴昌硕、任颐等人，上承唐宋，中继四僧八怪，又受清末金石书风影响，作品潇洒放恣又具浑厚古朴之风，注重学养又能做到雅俗共赏。其后，海派的面貌趋于多样，在张大千、黄宾虹等人于传统中勤奋着力的同时，也有很多像刘海粟、林风眠这样的画家开始寻求中西融合的道路。建国以后，上海画坛经过扎实的积累，以程十发、刘旦宅为代表的新人物画，以贺天健、应野平为代表的新山水画，以唐云、江寒汀为代表的新花鸟画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他们的薪火相传构建了中国绘画史上重要的画派——海派绘画。

与海派绘画生机勃勃的面貌相适应，海派收藏的出现和发展就是推动海派文化形成发展的中坚力量。由于历史和地域的原因，“海派绘画”在诞生之初就有着浓郁的商业化特色，所呈现的艺术作品与市场有着天然的联系。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在经济领域的繁荣发展，艺术市场呈现出了“创新”和“传统”共存共荣的艺术特征。追溯“海派收藏”的历史，与上海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休戚相关。如清末太平军横扫江浙一带，大批上海近郊及苏浙皖等地的官僚、士绅、商贾等涌入上海租界避祸，战乱时许多财产辎重不易携带，而古代名家作品则物轻价重。因此，历史上很多书画精品就随着避难的人，从江、浙、皖等周边地区汇集到上海租界，推动了海派艺术收藏的第一次高潮。随后，中国社会的持续动荡，使得相对稳定的上海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上海逐渐成为中国乃至亚洲经济文化的中心，也为海派收藏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和经济基础。

潘达于的攀古楼、庞莱臣的虚斋、叶恭绰的矩园、郑振铎的览玄堂、孙伯渊的集宝斋、吴湖帆的梅景书屋、瞿启甲的铁琴铜剑楼及张葱玉的韫辉斋等皆为当时海派收藏的杰出代表。他们以耗费财力之巨大、艺术涉猎之广泛、学术鉴定之专精，打响了海派收藏之名，支撑起中国收藏的半壁江山。更为可贵的是，这些大名鼎鼎的收藏家大多将几代人珍藏的艺术精品都归藏于上海博物馆，其中大多为镇馆之宝。此举更体现了海派收藏家极大的爱国热情，展现了中华民族自尊自强的高贵品质，堪称后世海派乃至中国收藏界的精神典范。

其中，尤以潘达于将大盂鼎和大克鼎捐献给上海博物馆的事迹最有代表性。潘达于是苏州名门潘世恩、潘祖荫之后。在丈夫和祖父相继去世后，年仅20岁的她就担负起了掌管门户、守护家藏的重任。潘家女婿顾廷龙在《吴县潘氏攀古楼、吴氏愙斋两家藏器目叙》中，对潘祖荫的青铜器收藏作了概述：“潘氏器，未有人编其目，余亦就所见拓本而钤有其藏印者，录为一册，计四百数十器，秦、汉物及其杂器则尚未在焉，洵足为藏家之冠。至所藏总数，未由访悉，惟褚礼堂尝谓藏六百余品，则余所辑录者三之二耳，余者得非即秦、汉物及其他杂器也耶？”潘祖荫的攀古楼所藏铜器在1933年左右约有600余件。上海博物馆前馆长、青铜器研究专家马承源曾经对潘家表示，“你们的青铜器收藏，仅次于故宫”。这些记述充分印证了潘家收藏的地位。其中，大盂鼎和大克鼎，无疑是潘氏最令人瞩目的收藏。大盂鼎，鼎高101.9厘米，重153.5千克，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礼村，是目前出土的形制最大的西周青铜器，距今已有3 000年左右。大盂鼎腹内侧铸有铭文19行，分2段，共291个字，记载了周康王对大贵族盂的训诰和赏赐。大克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出土于陕西扶风法门寺任村，高93.1厘米，重201.5千克，口径75.6厘米，是仅次于淳化大鼎、大盂鼎的西周第三大青铜器。它是周孝王时大贵族克为颂扬国君、祭祀祖父所铸，距今有2 800多年。大克鼎腹内壁亦铸有铭文2段，共28行，290字，其内容一是歌颂祖父佐助周室的功绩，记述自己由此蒙受余荫，被周孝王任命为大臣；二是记载其受赏赐的物品，其中有服饰、田地和大量的奴隶。(www.xing528.com)

潘家有宝可谓是众人皆知，两尊国之重器，更是海内外青铜收藏人士梦寐以求的精品。清末权臣端方就曾对潘家人百般纠缠，想要“借”走两尊宝鼎。幸运的是，时值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中垮台，潘家宝鼎才得以存留。此后，有一位美国人漂洋过海，一路打探到了潘家。他提出以巨资外加一幢洋楼来换取盂、克二鼎，但潘达于不为所动，一口回绝。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后，潘达于随家人到太湖边的光福避难。她叫来了家里的木匠做了一个结实的大木箱，底板用粗粗的圆木直接钉牢，然后在夜间搬开住处的地面方砖掘个坑，先放入木箱，再把大盂鼎、大克鼎成对角慢慢放进箱子，空档里塞进一些小件青铜器及金银物件，随后盖好箱盖平整泥土，按原样铺好方砖，再细心整理，外表不留挖掘过的痕迹。书画和部分古董则放进了住宅夹弄里的三间隔房，在潘达于的《自传》中，她记得参与这件大事的除她之外，有家里的两个木匠师傅，姐夫潘博山和他的八弟。后来，为了保密，潘家承诺两位木匠师傅——潘家养你们一世。日本人攻陷苏州后，果然直奔潘家大宅，威逼潘家交出家藏文物，但潘达于和家人在侵略者的淫威面前丝毫都没有动摇。日军前后7次闯到潘家一遍又一遍地搜刮。虽然潘家的财物损失不少，但大土坑和三间隔房，一直都没有被发现。据说日军司令松井曾亲自查问过潘家的收藏，但最终也没有抢到手。两个宝鼎和众多潘家珍贵收藏就这样躲在地下安然躲过了那场灾难。

1951年7月，移居上海的潘达于致函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函曰：“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所，克保永久。诚愿将两大鼎呈献大部，并请拨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筹备之博物馆珍藏展览。俾全国性之文物得于全国重要区域内，供广大观众之观瞻及研究……”刚刚成立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以隆重的授奖典礼表彰潘氏捐献之举。典礼由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唐弢主持，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部长陈望道致辞，颁发的文化部褒奖状上落着部长沈雁冰的大名。褒奖状上写道：“潘达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克鼎，为祖国历史名器，六十年来迭经兵火，保存无恙。今举以捐献政府，公诸人民，其爱护民族文化遗产及发扬新爱国主义之精神，至堪嘉尚，特予褒扬，此状。”这张奖状在潘达于的卧室里挂了50年。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两鼎入馆珍藏。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大盂鼎等125件珍贵文物应征借调北上。两件巨鼎自此各镇一方，大克鼎成为上博的镇馆之宝。

这一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是海派收藏家传承艺术、自强不息的缩影，是弘扬文化、无私奉献的体现，更是海派收藏昔日辉煌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