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生产应遵循规律

李德顺

上世纪末，在一些文化机制走向市场和大众化的过程中，一度出现了封建迷信沉渣泛起，伪科学疯狂抢滩，消费文化畸形发育，文化创新机制遭受困扰等现象，这引起了我们的一定警觉。十余年后的今天，当文化低俗化现象愈演愈烈，已经引起全社会的严重关切的时候，我们对防止文化沙漠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就更不能掉以轻心了。这就牵涉到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文化生产、精神生产为什么必须按规律办事？我们先从文化沙漠化的危害谈起。

一、文化沙漠化的危害，在于人的精神生命力衰竭和精神生活退化

所谓文化沙漠化，并不是说没有一点文化，而是说只有消费型文化，没有生产型文化。

一般说来，一个社会的文化，其整体结构可大体划分为生产型和消费型两大组成部分。生产型文化就是指原创的、开拓性的文化活动及其成果；而直接用于满足社会需要，属于大众享用、娱乐型的，因而可以大量复制的产品和服务，则属于消费型文化。一个良好的文化体系，应当是这两者之间可持续的、良性的互动和循环：社会大众的文化需求，能够成为精神生产的动力；经过原创产生的新成果，经过转化能够供应和提升大众文化生活。两者之间不断地互相促进、互相转化，是保证一个文化体系健康发展、不断进步的基本条件。

而文化沙漠化，则是这种良性循环的中断和隔绝。要么是文化生产和消费双双窒息，如我们“文革”时那样；要么是只有消费领域的繁荣，而精神生产力却萎缩，生产衰落。例如昔日的香港。香港过去被说成“文化沙漠”，那时它的文化表面看起来是颇为繁荣的：学校不少，也办得不错，每年出版的书刊很多，旅游休闲、影视娱乐业等也很发达。但这种文化大都表现于消费层面，而且很多是靠输入、捡现成、仿制出来的，几乎从未产生自己的文化理念和原创成果。那种文化“繁荣”，其实机制和风格都很单一，格调也不高。犹如仙人掌成为某地最具代表性的植物时，那里就只能被看作是沙漠一样。当然，由于香港仅仅是很小的一个区域，而且与过去它的殖民地境况有关，所以尽管其文化是单纯消费型的，但只要它模仿的对象还在发展，那么它的文化还可以发展，问题就不大。但是，如果在一个很大的区域，其文化全都是复制性的、消费型的文化，而没有生产型的文化，那就会成为一场大灾难。比如整个中国，如果我们的文化是沙漠化的，是二手的、二流的，那么不仅对中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甚至对整个世界来说都将是一场大灾难。

文化沙漠化的危害，在于人的精神生命力萎缩和精神生活退化。如果人们的文化生活全都停留于急功近利、满足感性需求的层面，并且总是在原有消费水平上重复和自我复制的话，那么人的精神生命恐怕就衰竭了，社会文明、人的精神面貌就会退化。

二、文化沙漠化的主要成因，是生产型文化的衰竭

当前的文化低俗化只是文化沙漠化的一个标志，却不是其成因。文化沙漠化的主要成因，并不是消费型文化的发展或过度繁荣（事实上我们大众目前的精神文化消费水平仍不算高），而是生产型文化的衰竭。这一点更应注意。目前生产型文化发展动力不足，导致原创力缺乏和产品低俗化的情况，可以通过大家共同关注的以下三个问题看得很明显：

第一个问题是：“意识形态的危机感为何越来越重？”如不久前人民论坛搞一个读者调查，结果发现“主流价值观边缘化”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就是说，人们的思想理念、价值观念缺乏共识，而极力倡导的主流观念却有被边缘化的危险。这属于文化生产内容的危机。

第二个问题是：“大学里的学术风气为何越来越糟？”近些年学术泡沫化明显，学术不端现象频频出现；学者不研究问题，学生不好好学习，大家都忙着挣钱、出名；校舍越来越壮观，校园越来越漂亮，校务越来越繁忙，可教师的成果和学生的素质却越来越令人担忧，等等。这属于文化生产方式的危机。

第三个问题就是钱学森的“临终之问”：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各学科的领军人物、杰出人才？这属于文化生产效果的危机。

这“三问”都指向了文化生产领域。情况表明，我们现在的文化生产缺乏创造和自我更新的驱动力，导致文化生产力萎缩，文化生产者日益分化和堕落，优秀文化产品供应不足，是导致文化生活低俗化的直接原因。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文化缺乏创造力和更新动力呢？当然不是由于我们缺少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积极性和愿望。近些年来，我们党和政府以及广大文化工作者用了很大决心和气力投入文化建设，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就是路径依赖的负面作用问题。(www.xing528.com)

这里所说的路径依赖，是指在文化建设运行中，对某些传统手段、模式及其条件的习惯性的、过分的依赖，成为我们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一个障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过于依赖行政权力来组织文化和发展文化。然而，行政干预对于精神生产来说是不合适的。也就是说，精神文化的生产有其自身的规律，不能用计划性的行政干预来操作它，否则便会导致相反的效果；二是过于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比如，过于注重文化方面眼前的“效益”和“政绩”，以此为调动资源的统一原则。人们对科研成果的要求，往往是只顾一时，“能用就好，够用就成”，而不去贯彻科学研究中彻底性、理论化等目标。现在很多学者都在获取课题、项目上计较，结果却既不发现问题，更不解决问题。

上述两点是互相关联的。在急功近利的动机下通过行政化的途径，把管理变成束缚，使服务成为操办，而不是支持和保证精神生产的自我发展，这不仅会强化不必要的行政干预，而且也诱导研究工作去追逐眼前功利，使科研失去自身的标准，趋于泡沫化。比如现在有一种急于培养“大师”的心态，并有很多特殊的举措投入，但这些举措好比“急于摘果子，却不好好种树”，实际上不利于造就良好的长效机制，所以实际收效甚微。

三、防止文化沙漠化，根本途径在于按照精神生产的规律办事

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以防止文化沙漠化，其根本途径在于按照精神生产的规律办事。对于这一点，应该说全社会人人都有权利和责任。

对于国家社会来说，就是要用国家社会的资源，支持和保证精神生产活动的进行，通过管理和政策，让文化工作者能够自主地按照精神生产规律去工作。而不是让他们心有旁骛，为别的焦虑。现在学者们的焦虑很多，但为科研内容焦虑的却很少。有些课题本身就是既无科学含量，又脱离实际的假问题、浅问题，但却为了满足一时需要而立为科研项目，并且每个项目都要有规定的时限，重大项目也顶多给5年时间。实际上，科研不仅需要面对真问题，要付出艰苦的劳动和相当的时间成本，甚至还应该是允许失败的。而现在的学术评价体系，似乎并不在意维系必要的科学规范，却更在于造就一种利益链条。如必须在核心或权威期刊发表文章，才能晋升职称、当研究生导师、申请项目；学校和研究机构的体制也要求学者每年有“成果”，只重形式和数量，而鲜知质量；等等。一旦利益链取代了科学规范体系，学术共同体势必分化瓦解，精神生产能力就会随之萎缩，导致整个精神生产的衰退。

对于从事精神生产的学者来说，则需要注意精神生产中的自我导向问题，负起建设当代文化的责任来。文化是多元、多层的，不可单一地市场化和低俗化。现在有的学者，急于走捷径出成果，却不做认真负责的研究。他们或者简单照搬西方，或者一头钻进古代，或者完全跟随时尚、取媚流俗，由此而学风不振，也就难免了。这里应该强调一种对科学、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精神文化生产者一定要面向实际，尊重大众，而不能指责大众，更不能忽悠大众。一些利用公众需求的弱点来“瞎忽悠”，以实现一己私利的做法，更是对历史的不负责，对公众的不尊重，决不是诚实正直的文人学者所为。

媒体起什么作用的问题也要思考。应该说，主流媒体负有沟通文化生产与消费之间渠道的社会责任，因此对于防止文化沙漠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媒体不应只追求“眼球”效应以成就一时功利。近些年，在媒体上涌现的浮浅和片面的炒作，不仅制造和助长了过多的低劣文化，而且对学者也造成压力，使原创研究的动力被分散和消减。实际上，在一个文明程度较高的社会里，对于学术大家，也有很多普通民众去阅读他、理解他、关注他。如果我们对自己当前的基础性研究、思考和争论不去关注，不予理解，不能扶植它生长，而是让它自生自灭，那么原创的成果也只能越来越少。

对普通民众来说，大家可以在积极行使自己文化权利的同时，也自觉负起责任来。理性的民众应当是不放纵眼前的欲求，而对自己人生和社会发展有责任感，注意对文化产品择优汰劣，以保护精神文化的生产。当然，现在因为权和钱的介入，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大众的文化需求，这也是在解决文化沙漠化问题中需要注意的。

为了按照精神生产的规律推动文化发展，以应对文化沙漠化，我们需要共同地努力，并形成一些基本的共识，以作为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理念。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

一是要确立实践标准的评价体系，即以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来检验，不要急于用行政方式评价科研的成果，更不能只用一时的需要和市场效益为标准。

二是要明确未来文化的共同目标和方向，这就是立足中华文化的发展，坚守中国道路这个主题。用学界的话说，未来中国的文化应当是“中、西、马”相融合的中华现代文化。就是说，在我们文化成长的过程中，是可以吸收各种营养的，但是最后成长起来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别的什么文化。人的成长可以吃蔬菜水果，吃猪牛羊肉，但最后长出来的还是自己的肉。我们既不要怕像谁，也不要怕不像谁，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才能造就自己的先进文化。

（本文原载于《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