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与中国文化的潜在贡献力

乐黛云

中国文化的精髓为解决当前世界问题不断提供着新的思考方式，引起了西方文化界的广泛关注。

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及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有“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自知之明”就是要充分认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认识自身文化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

在历史和现实中探索文化新起点

具体说来，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根和种子，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费孝通先生举了几个例子。他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一是强调世代之间的联系。一个人不觉得自己多么重要，要紧的是光宗耀祖、传宗接代，培育出优秀的后代。二是可以把不同的东西凝合在一起，相信“和能生物，同则不继”，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多元一体”。三是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是倡导以德服人，反对以力压人，追求“合理合法”、“礼法合治”等。这些都不是虚拟的东西，而是曾切切实实发生过或正发生在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里的真情实事，是从中国悠久的文化中涵育出来的精髓。

我们不但要了解传统，还必须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看待未来。也就是说，要以发展的观点结合过去同现在的条件和要求，为未来的文化探索一个新的起点。因此，文化自觉不仅是理解与把握自己文化的根和种子，而且是要按现代的认知和需要来诠释自己的文化历史。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向当代文化和他种文化学习。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文化自觉还有一层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知道新语境里中华文化存在的意义，了解中华文化可能为世界的未来发展作出什么贡献。

总之，认知、理解和诠释自己的民族文化历史，联系现实，尊重并吸收他种文化的经验和长处，与他种文化共同建构新的文化语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自觉。

中国文化为世界提供新思路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存在两大思潮。一是认为世界秩序必须建立在美国军事力量无可匹敌的基础上，也就是要依靠美国的强大力量来统治世界，听任他们占领全球资源，覆盖多元文化，推广单一的意识形态；二是世界大多数人的所思所想。事实已证明，美国的单边统治不但不可能成功，而且会导致更大的反抗和更多人的死亡。因此，必须寻求另一种“全球化”，即一种多极均衡、文化多元共生、各民族和谐共处的“全球化”。后一种思潮要生存和发展，就不能走过去帝国殖民统治全球的老路，而要创造全新的思想和模式。中国作为一个历史久远、文化资源极其丰厚的大国，有可能、有条件抵制前一种思潮，为后一种思潮提供可能的新思路。(www.xing528.com)

事实上，中国文化的精髓为解决当前世界问题不断提供着新的思考方式，引起了西方文化界的广泛关注。

比如关于个人和“关系”。在2010年10月布鲁塞尔举办的中欧高层文化论坛上，赵汀阳提出了由儒家思想发展出来的“方法论的关系主义”，认为其或许有助于缓解争夺物质利益的冲突问题。方法论的关系主义以关系作为基本单位来分析人类行为和价值观，思考重心不在个体而在关系，但并非否定个体利益，而是优先确保关系安全和关系利益以便更好保证各自利益，优先考虑关系的最优可能性以求开拓更大的可能利益和幸福。追求排他利益最大化的单边主义无法解决冲突问题，也就永远处于风险之中，难免自取其祸。关系安全（互相伤害最小化）和关系利益（互助和协作）才是每个人的可及利益的限度和必要条件。中国文化寻求利益与道德之间的某种结合点，如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盗亦有道”。赵汀阳的论文引起与会者的深入思考，大家对之有争论，但均认为更换一种思考方式极有启发意义。

又如关于“情”与工具理性。回顾历史，理性原是资本主义初期人性从神权、皇权获得解放的根据，但如今却已退化为支配和控制人的力量，成为统治人和自然的工具。绝大多数人被机器和物质功利捆绑，理性和越来越精细的分类使人的视野越来越逼仄。西方哲学家已深深感到，在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之外，还必须强调“审美境界”、“诗意的栖居”和情感之维。海德格尔更是指出，人类不应凭恃自以为无往不利的科学理性去分析、分解一切对象，因为其结果恰恰是遮蔽了对象本身，好比“把色彩分解为波长数据，那色彩早就杳无踪迹了”。

以礼乐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两千多年前就强调“道始于情”。礼乐文化的核心不只是理性认识，不只是道德伦理，也不完全是“情本体”，而是一种既合乎理性又合乎人情的、合情合理的“情理交融的人性心理”，是一种文化伦理的“情理”。在“物化”、“功利”笼罩着社会生活的今天，审美文化超越人类的物质利益生活层面而将生活提升到精神高度，传统中国文化中的超越时空、讲究“空明若镜”的审美文化，对于追求“诗意的栖居”的西方社会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再如关于“天下体系”的讨论。作为欧美对外政策基础的“帝国理论”带来3个世纪的战争灾难。西方传统开创了从“个人—民族国家—国际社会”这样由小到大的思考方向，最大思考单位止步于“民族国家”，“国际社会”只不过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场；中国古代的“天下理想”把“天下”看做“至大无外”的思考单位，从小的方面讲，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大的方面讲，是“天下—国（诸侯）—家”，相信每个他者都是这个至大无外的“天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也就排除了不可通约的、绝对的“文明的冲突”，而这正是我们今日世界所渴求的。

“天下体系”作为不同于“帝国理论”的另一种概念和思考方式，渐为人知，引起世界思想界的重视。欧盟跨文化研究所所长阿兰·李比雄说：“一个更新的天下理论可能有助于为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的混乱局面找到一条解决之道。”他认为这种“替换性”的思路可以帮助我们“撕破那种线性的逻辑”，“脱离那种目的论的时间和黑格尔式的历史愿景，而去考虑一种新的、开放的时间经验和历史经验”。香港大学原校长王赓武用“天下和帝国”作为他2006年出任哈佛大学讲座教授就任演说的主题，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

目前，人们深感必须对以贪欲和聚敛为核心的文明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批判，重建一种基于生活质量、可持续的文明。这就要依靠世界各民族的共同努力和文化自觉。哲学家亨利·罗斯蒙特说，在儒家思想里，没有“我”能够孤立存在或被抽象地思考，“我”是根据和其他具体个人的关系而扮演的各种角色的总和；而道家认为，整体存在于相反力量之间的关系中，它们一起互相完善。亚洲人对感情更加敏感，从来就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重于根据环境的需要调整自身，而不是西方启蒙主义所强调的“重塑”自然。两大精神潮流贯穿于今天，一是在一个日益物质化的世界里，寻找某种更高的个人使命的渴望；二是在一个逐渐疏离、冷淡的社会里，寻找某种共同体意识的需求。他认为，为了达到这些共同的目的，让人类共存于一个日益联系紧密的世界，需要不断开发新的思想和理念，在这点上，中国和欧洲会找到更多、更深层的共通之处。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