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与文化职责的重要性

陆贵山

文艺创作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活动，提升文艺创作的文化自觉和文化精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文化自觉与文化育人

没有文化的人民是愚蠢的人民。一个民族，拥有先进的、优秀的高端文化，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构文化丰碑，树立当代中国的文化大国和文化强国形象是包括作家、评论家、理论家在内的一切文化工作者的神圣职责。激发文化的创新精神，增强文化的转化和再造能力、培育和呵护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承担起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历史使命、树立建设和塑造“现代人”的自觉意识，努力发挥文化的立人、铸魂、励志、养心的功能，“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建设现代化的强国，只培育“功利人”、“工具人”是不够的，更需要塑造“文化人”和“文明人”，逐步使大众成为用健康的、先进的文化武装起来的、拥有文化底气、文化根基、文化思想和文化力量的一代新人。现实生活中的人是划分为不同阶层的。社会转型期，也会出现一些病态的“单面人”、冷漠的“多余人”和麻木的“橡皮人”。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来说，作家通过自己创造的作品，应当给他们送阳光，送温暖，疏缓他们焦灼的心态，分担他们生存的艰难，给力他们生活的勇气和信念。文艺创作有责任为人民提供精美的精神粮食和优质的文化营养，提升人的思想文化素质和伦理道德情操，从而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引领历史的前进方向、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强化和优化文化育人的理念，是衡量文化自觉程度的重要标志。文化育人是文化的宗旨和文化的灵魂。从文艺创作对象方面说，作家所选择的表现对象应当具有一定的或深厚的文化思想内涵。文学应当塑造各式各样的人物，用不同的方式多形态地表现真善美，可以正面表现，也可以从侧面表现，也可以从反面表现，即用否定和讽刺丑的方式来肯定和赞扬美。值得强调的是，我们的文艺创作应当在塑造新人形象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因为只有塑造新人形象和新人形象体系，才能从正面充分地、集中地、强烈地、富有光彩地表现出他们所承载的处于主导地位和具有统领作用的主流思想体系与核心价值体系。从创作主体方面说，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作家艺术家本身应当是具有文化素养、追求文化价值的人。他们的文化思想操守和文化价值取向，对提高作品的文化思想品位，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的事业，实质上是文化人通过文学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创造活动，提升全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培育和造就一代文化人的事业。只有创作对象和创作主体两者之间优化创构，形成良性的交互作用，才能产生和体现文艺创作的综合文化质量和整体文化思想优势，彰显出作品的文化思想力量。

为此，必须净化和提纯当代文坛的文化空气，适当防止和克服一切粗俗、媚俗和鄙俗之风的泛滥和弥漫，警惕一切“劣文化”和“毒文化”的污染和侵扰。

应当重视大众文化的建设。大众文化是大众占有和享受文化权益的重要领域。大众的娱乐文化和休闲文化都是不可或缺的。应当努力满足和丰富不断增长的广大群众对文化生活的多方面、多层次、多品种、多样式的需要，让人民的文化娱乐和文化休闲活动更加绚丽多彩，使人们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分享文化生活所带来的舒适，作为对快节奏和高效率的工作的调节，可以缓解超负荷劳动所带来的压抑，抚慰和放松疲惫的神经，通过“寓教于乐”养心悦性，培育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文化习性和审美情趣。应当扶持那些对人生有意义、有价值的文化，抵制和清洗那些反对和亵渎文化的文化，特别是那些沉溺于生理层面的感官刺激和欲望释放的纵欲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文化。席勒先生曾说，艺术本来起源于游戏，看来艺术作为游戏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不能拒绝玩的艺术，另一方面也要防止玩掉艺术，要玩得有一点文化品位和审美格调，防止不适度地把人生意义、文化价值和政治信仰游戏化。不应当调侃和嘲讽理想、崇高和英雄人物，特别是不应当把严肃、冷峻、重大的社会问题化为一笑，或置为一噱。凡是不利于人的成长，不利于培育和提升人的思想文化素质和伦理道德情操的创作和作品，都有必要进行疏导和抑制。应当大力倡导健康的、有益的、清新的、有助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的先进文化。

文化精神与文化利益

文艺活动历来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理解为文艺创作，着重探讨文艺创作和文艺欣赏的关系，追求文学的社会历史价值、人文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一是理解为艺术生产，主要研究艺术生产和艺术消费的关系，在不忽视追求上述价值的基础上，特别强调通过艺术消费，追求消费指数，攫取更多的文化资本和文化利益。

文艺创作与文艺欣赏和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这两大系列之间确实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二重化矛盾。研究文艺创作和艺术生产的二重化矛盾是一个比较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至今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合理的解决。深入探讨作为文化事业的文学创作和作为文化产业的艺术生产之间的关系，具有原创性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其实把文学活动作为创作和作为生产的历史同样悠久。把文学作为产品进行消费古已有之。早在古希腊时期的艺术大师们，如拉斐尔、达·芬奇、米开郞基罗等人，也接受订单，把自己的作品当做商品，向宫廷、教堂、官邸和豪宅输卖。当市场经济主导社会之后，文学的产业化和商品化越演越烈，艺术生产和艺术消费的关系变得更加突出。

从文艺创作和文艺欣赏的关系考察文学活动，特别重视文学的审美品位和审美功能，甚至由于十分强调文学的主体性和自主性；排拒文学的功利性和商品性。面对文学的极端的功利化和商品化，马克思曾提出“资本主义生产与诗歌相敌对”的论断，因为把文学活动当做商品生产，单纯地理解为谋取文化利益和积累文化资本的功利活动，有违艺术家的自由天性。但马克思认为艺术生产同样可以纳入社会的生产系统，它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

从艺术创作和艺术生产的二重化矛盾中，可以引伸出一系列深刻的二律背反：在文学的审美属性和商品属性的关系问题上，既不能用文学的审美属性否认文学的商品属性；也不能用文学的商品属性取代文学的审美属性；在文学的审美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关系问题上，既不能用文学的审美主义贬抑文学的功利主义，也不可用文学的功利主义消解文学的审美主义；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问题上，原则上应当把文学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但也不能忽视文学的经济效益；在坚守文化信仰和攫取文化资本的关系问题上，既要坚守文化信仰，又要攫取文化资本，坚守文化信仰，不能不考虑攫取文化资本，攫取文化资本也不应当以牺牲文化信仰为代价；归而言之，在弘扬文化精神和追求文化利益的关系问题上，既要弘扬文化精神，又要追求文化利益，既要强化和优化文化精神提升力，也要提升和增强文化建设的软实力。(www.xing528.com)

总而言之，在上述一系列的二重化矛盾中，对立统一的双方可以偏重，却不可以偏废，理应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点和契合点，建构一种既有张力又有合力的合理结构，谋取一种有所倾斜的相对的和谐与统一。

其实，寻求文学的审美属性和商品属性的统一，审美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统一，坚守文化信仰和追求文化资本的统一，弘扬文化精神和攫取文化利益的统一，强化和优化文化精神提升力和提升和增强文化建设的软实力的统一，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是可能的和可行的。仅从影视创作方面看，有的作品既叫好，又叫座。一些重大题材的革命历史大片，如《开国大典》《建国大业》《建党伟业》，表现三大战役的精品版《长征》《亮剑》《激情燃烧的岁月》等等，都展示出振奋人心的思想文化力量，又取得了非常可观的票房价值。美国好莱坞的灾难大片《泰坦尼克号》，由于故事、人物、舞美、音乐的精美，特别是面对灾难所表现出来的秩序、从容和镇定尤其令人动容。可见，高扬文化精神和攫取文化利益是可以兼得的。理应防止和克服的是：在攫取文化利益的时候，不要陷入拜金主义；在弘扬文化精神的时候，也不要抵制精神产品作为文化产业摄取文化利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和功能。

文化权利与文论话语

严格地说，凡是有一定合理性的文论话语都有自己的适用范围，也可以说，都有自己的主权、人口和疆域。

从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结构体系而论，应当处理好马学文论话语、西学文论话语和国学文论话语之间的相互关系。努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意义和当代形态的文化结构，确立具有民族性、世界性和大众性的文化思想体系，解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建设和发展问题。发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着力做好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和现代阐释工作，特别是应当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革命文化传统。承接和吸纳西方的优秀文化遗产和理论资源，同时需要科学鉴别和适当抑制对西方文化的迷信和盲目崇拜，逐步树立民族文化生命力的自觉意识和坚定信念。

从文艺流派的角度而论，应当处理好现实主义话语和浪漫主义诗学话语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主体的自由和审美，带有反叛意向的浪漫主义诗学话语的产生和发展是作家艺术家与他们所置身的那个社会的生态和体制不相协调的表现。富于想象的创作主体和理论家出于对现实的不满，才臆想出一个自由和理想的世界。一些西方学者创造出一系列宣扬审美自由的理念和话语，从“审美乌托邦”，到“审美救赎”，到“诗意地栖居”，都崇拜审美功能，虚构出使人能获得自由和解放的新天地。浪漫主义的诗学理论和审美观念，对消解和反叛不合理的非人的社会制度，激励人们摆脱丑恶的现实，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由于这种通过审美来实现人的解放的理论，远离生活和实践，显得虚脱，缺乏力量。如荷尔德林和海德格尔所倡导的“诗意地栖居”，对并不富裕的人们来说，只能是一种精神上的奢侈。真正实现“诗意地栖居”需要金钱和财富。这些富有诗意的浪漫主义情怀和诉求，或许有助于但并不能实际地改变社会的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而多半只能停留在精神、心理和语言层面。让我们的理想更现实些，让我们的现实更理想些。笔者主张把有现实依据的、可以通过实践实现的幻想和没有现实依据的、不能通过实践实现的幻想加以区别，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人们不能没有幻想，但也不能只靠幻想过日子。马克思恩格斯对这种远离现实和实践的幻想和空想是持批评态度的，并认为这种带有批判意向的“纯粹空想”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4页）。企图通过“审美乌托邦”和“审美救赎”的理论来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否认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是“世俗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原理”，“认为这是幻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21页）。

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学界特别强调现实主义话语体系，使浪漫主义话语体系受到压抑，现在好像又倒过来了，唯浪漫主义诗学话语是尊，几乎形成一种时尚。现实主义传统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导、主潮和主流。现实主义的话语权力和话语体系理应同样受到尊重。不应当把现实主义视为过时的陈旧的创作方法、文学观念和文学流派，而应当努力承接和和弘扬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传统。

从历史发展的程度而论，当代中国处于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与生成的历史阶段。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结构和思想文化结构是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因素多元并存，竞相发展。应当处理好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理论话语之间的相互关系。前现代话语，具有代表性和标志性的文化是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思想，道家文化和老庄思想与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想的融合所产生的现代影响日趋突出，值得引起学界的关注。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暴热走红，绝非偶然。这种文化思想实际上取大众立场，关注处于边缘状态的弱势群体的生态和心态，强调个体的自由度和随意性，宣扬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客观上有助于思想解放和消解那些超稳定和不合理的体制和思想观念，是值得肯定和借鉴的。后现代主义大师德里达曾把他和他的追逐者们称为“马克思的幽灵”，可见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有相通之处的。但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也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只解构是不行的，也要有所建构。我们注意到从后现代主义的营垒中开始出现了以罗蒂为代表主张有所建构的后现代主义。既解构，又建构，才是全面的、完整的，才是符合辩证精神的。况且，后现代主义对处于前现代向现代过渡和生成的当代中国来说，存在着明显的时空错位和历史反差。诚然，由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一些现代化相当成熟的大都市日甚一日地增长着后现代主义的因素，对这些地域来说，后现代主义话语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尽管如此，对那些尚处于前现代和正在培育现代的偌大的农村和农民而言，泛用后现代主义话语，显得过于超前。况且，后现代主义的反规律、反中心、反稳定等思想倾向，尽管可以冲击和摇撼那些非人的体制和思想，但也要防止“弃水泼婴”，在消解不合理的东西的同时，把那些正确的东西也一并颠覆和毁弃掉了。因此，要审慎地、有选择地使用后现代主义的话语和话语体系。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研究语言的结构和功能，对强化和优化文学的特殊规律和内部规律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样需要借鉴和吸纳西方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以填补、丰富、充实和发展自身的学术话语。语言具有相对的自主性，独立性，本体性，具有对语言结构的重组、创构和塑造功能。西方学界自“语言学转向”后，对语言的推崇持续升温，近年来又出现了语言修辞的人文主义革命，企图通过对语言的修辞和变革，调动社会舆论，组识大众心理，发出精神呼吁，以求影响和改变现实。这些具有变革意识、富于语言幻想、带有浪漫情怀的左翼语言学家的动机或许是真诚的，但究竟能在何种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实际效果却是值得研究的。我个人觉得，这些学者实际上把论证语言的话说的太过了、太满了，表述的太艰深晦涩了。如何清醒地认识语言的地位，适度地肯定语言的作用，恰当地解释语言的功能，科学地表述语言的性质和意义是学界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掌握文化的领导权和话语权，对确立当代中国的文化立场和文化身份是非常必要的。文化的领导权决定着学术的话语权，并通过学术的话语权表现出来。诚然，选择和喜爱什么样的学术话语是作家、评论家和理论家的自由权利。只有当一种文艺观念和批评模式凸显出超越性的学理优势时，才能使学者们心悦诚服，从而增强他们选择的自觉意识。各种文化思想只有在平等的对话和竞赛中，方能赢得话语本身的主动权和主导权。进一步确立、完善和巩固文化思想领域中的领导权和话语权，以确保为人民服务的文化方向和文化质量，是学界的重要使命。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的建设问题。创构有民族性、世界性和当代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话语，是文艺理论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重要职责。如何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精神的基础上，强化和优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文精神，在坚持和发展“思性”的基础上，强化和优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诗性”，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性的基础上，强化和优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文艺的特殊性的研究，从而彰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理优势，增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吸引力、说服力和新鲜感，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和胸襟，扩大和拓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兼容性和涵盖面，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蓬勃的生气、活力和魅力，从而进一步确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统领地位和主导作用。

（本文原载于《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