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的大国：文化准备

李洪峰

经过建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艰苦奋斗，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但文化落后的状况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确立一个战略目标：要经过较长时期的奋斗，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文化的落后状况，要努力建设适应时代要求、符合中华文化优良传统、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健康的精神文化需求、体现大国风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使中国文化走在世界的前列。

有西方战略学家认为“中国崛起成为一个大国，将是21世纪国际关系中最为确定的发展趋势之一”。这个看法应该说是有远见的。大国崛起，要有经济准备、政治准备，也要有文化准备。

一、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文化落后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

同民族素质问题相联系的，是民族自信心问题。我国民族素质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民族自信心不足是一个重要表现。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多次讲过，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毛主席讲的，是两个落后，一个经济落后，一个文化落后。他后来还有个形象的说法，叫一穷二白，穷指的是经济，白指的是文化。而且他还讲过，落后就要挨打。

经济落后问题，引起了全党全民族的高度重视，经过建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艰苦奋斗，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高。虽然我国的人均水平仍然很低，但完全可以说我国经济落后的状况，已经或正在得到根本改变，我国的硬实力明显增强。但能不能因此说，我国文化落后的状况，也得到了根本改变呢？我认为，至少目前还不能这样说。我个人的认识是，已经发生重大改变，但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还需要大大加强。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角度来分析，讲我国文化落后的状况发生重大改变，是因为我国有两个根本优势：

一个优势是思想理论优势。讲国家文化软实力，不能不讲思想理论。理论是文化的核心。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就举起了马克思主义这面先进文化的旗帜，实现了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我们党有了自己的科学理论形态。另一个优势是政治制度优势。我们党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只要我们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根据新的实践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将始终具有强大生机和活力。这两大优势，保证我国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同时为我国文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

讲我国文化落后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改变，是因为在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面前，我国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面临三个历史性挑战：

一是传统文化现代化问题。中国文化曾长期陶醉于以自己的辉煌成就铸造的思想牢笼中。1840年鸦片战争后，在列强坚船利炮的打击下，在经历了与西方文化反复的比较和冲撞后，人们发现在器物和制度的背后是传统文化阻碍着国家的进步，于是传统文化成为批判的矛头所向。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洗礼，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发生某种动摇，核心的价值体系、符号系统正在或者已经处于边缘化状态。从国家意识形态到国民教育体系、从精英阶层的主流话语到市井语言都显示出某种传统的缺失。道德颠覆、信仰缺失、精神空虚、理想淡化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主流文化价值系统受到了挑战。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强国文化扩张势头强劲。随着西方文化产品的多渠道大量输出，西方社会的政治理念、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或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到世界各地，“西方文化中心论”甚嚣尘上。一些人特别是很多年轻人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不断受到侵蚀，本土文化、民族传统受到极大影响，许多民族语言、艺术品种濒临灭绝，极大削弱了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这里有一个怎样看待我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的问题。上世纪40年代黄炎培到延安考察，提出了著名的“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黄炎培问题”。此外，还有非常有名的“梁启超问题”和“李约瑟问题”。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写道：“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李约瑟在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皇皇巨著时，曾经为之感叹而又感叹，他感叹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在历史上创造了那么多世界第一；而令他更为感叹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技术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这三个问题，虽然处在不同领域，而追根溯源，说到底，都可以归结为文化问题，说明我们的文化是有缺陷的。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重要阶段，我们必须有清醒的文化自觉。既要认真挖掘中华文化的精髓，以便把我们的优秀文化贡献给人类社会；又要认真反省我们文化的缺陷，以便我们更好地吸收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精华，并且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给中国文化以现代的诠释和解读，使之产生新的生机和活力。

二是民族素质和民族自信心问题。建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我国民族素质显著提高。但也必须看到，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广度、深度和前进的速度前所未有，就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我们的素质准备是不够的。而从历史的和世界的视野来观察，一个大国的崛起，良好国民素质的养成和提高，是最重要的内在因素之一。这里举德国和日本两个例子。

德意志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传统，产生过许多举世闻名的大师，如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爱因斯坦、巴赫、歌德、海涅等等。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影响了广大的德国民众，成为德国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讲理性，守纪律；二是文化素质普遍较高；三是崇尚自强不息精神。歌德的《浮士德》所讲述的故事就生动、深刻地反映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很多德国人身上体现得比较突出。一直到现在，德国的产品质量在世界上有口皆碑，举世公认，其原因就是他们保证质量，不断改进，总是追求更美好、更完善的目标。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永无止境的追求精神，德意志民族才始终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

再看日本，过去我们只知道日本企业家长于精细化管理，而这种精细化的思想，其实早已根植于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日本人背后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驱使着他们拼命工作，而且在工作中互相督促、精益求精。工作时间，日本男性白领最常见的装束是西装、衬衫加领带，即使夏天室外40多摄氏度的高温也是如此。不仅是白领，连出租车司机也都西装革履。这是他们的职业化习惯。在日本街头，经常可以看到60多岁的警察或保安在跑步指挥车辆，专心致志。书店的工作人员趴在地上擦地，跪下来工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尽管压力巨大，日本人的生活却从容而有秩序。这一点从东京市容的细节上就能感受得到，绿化率极高，几乎没有见到裸露的土地，即使偶尔有一个小角落空出来，都会种上一株树或摆上几盆花。日本人很讲究秩序。排队是正常的，而且自觉保持1米距离。在自动扶梯上，人们都很谦和地站在左侧，让有急事的人从右侧快速通过。类似细节不胜枚举。细节说明素质，细节决定素质。

同民族素质问题相联系的，是民族自信心问题。民族自信心也是民族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民族素质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民族自信心不足是一个重要表现。比如，在西方人面前，我们的知识精英和群众常常表现出不自信。从文化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三是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问题。一般认为，美国文化席卷全球有“三片”：好莱坞大片；薯片——美国快餐文化；芯片和微软操作系统。从整个西方文化来说，几乎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其标志性的主导性话语，古希腊时期有“民主”，罗马时期有“法律”，文艺复兴时期有所谓“人”和“人性”，现代则有所谓“理性”和“个人意志”，等等。而与此相比较，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声音是很微弱的，确切地说，还谈不上影响力。中央电视台对欧洲、美洲、亚洲三十多个中文台的台长和播音员作了一次调查，调查的题目有两个：一个是，孔子、苏东坡、鲁迅、李小龙，你认为谁是中国的名人？答案几乎都选的是李小龙，只有一位韩国人认为是孔子，因为韩国认为自己是儒教国家。另一个题目是，列出四位美女，西施、杨贵妃、林黛玉、巩俐，问谁的知名度最高？答案全都是巩俐。这个情况说明，许多西方人连中国文化的常识都不懂。当我们在竭尽全力整理我们的传统文化资源时，西方人对我们的文化却充满误读。在文化产业方面，总体存在着西强我弱的态势，短时期内还难以改变。

二、大国崛起的文化条件

从大国崛起的历程和经验中可以看到，深刻的文化变革和文化进步，是近代以来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重心转移的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因素。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是从公元1500年前后开始的，因为在这以前，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们只有局部的接触和交往，没有人知道完整的世界是什么样的。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拉开了不同国家开展相互对话和相互竞争的历史大幕，从而才有了世界性强国的概念。

葡萄牙和西班牙依靠发达的海洋文化建立起近代最早的殖民强国。荷兰则依靠领先世界的商业文化而称雄世界。而英国的崛起，靠的是高度发达的工业文化。美国两百年的历史，基本上走在世界前列，靠的是创新文化。(www.xing528.com)

从大国崛起的历程和经验中可以看到，深刻的文化变革和文化进步，是近代以来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重心转移的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因素。《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的作者，著名历史学家雅克布·布克哈特，对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曾作过精辟分析，他认为：中世纪时，人们无论观察世界还是认识自己，都被一层宗教信仰、无根据的幻想和成见的纱幕遮住了，意大利人首先撕去纱幕，认识世界和自己，从而焕发出无穷的力量去促使他们创造奇迹。但丁这样的诗人在经院哲学笼罩下的欧洲决不可能出现。在15、16世纪，有许多人把个性发展到最高的限度，加上坚强的性格，和当时现实生活的需要，遂成为许多方面有成就的天才人物。粉碎了中世纪的枷锁之后，意大利人不但发现了世界，还发现了自己。文艺复兴更重要的成就是对人性的发现。一个关于世界和关于人的知识的最宝贵的果实是在意大利成熟的。

大国崛起的文化条件，以下四个方面，尤其值得重视：

（一）强化国家意识、坚守文化传统是大国崛起的必要前提。国家意识是对民族存在的一种自觉，它最大的意义就是增进民族认同，提高人民的归属感和凝聚力。国家意识还是强化民族自信心、自尊心的最有力的工具，有助于唤起人们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愿望。坚定的国家意识是大国崛起的重要动力和源泉。同国家意识不可分割的，是文化传统。坚守本国本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是增强国家意识的内在要求，也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基本国策。如果给新兴大国划一个崛起坐标，有两个特点是鲜明的，就是老祖宗没有丢，又有新创造。

（二）增强文化感召力是提高国家战略影响力的重要手段。文化作为一种以思想意识、精神为特征的无形的集体认同力和感召力，能够对他人的思想和行为施加影响和控制。随着整个人类的进步和觉醒，相对于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或科技实力等有形力量，以价值观念、精神追求为核心的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中的战略作用日益增强。文化感召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胜负。

（三）培养开放的民族心态是大国崛起的必要条件。民族文化在多样化的世界文化中不能像古董一样封闭在玻璃瓶中供人观赏。对一国来说，只有勇于学习外来先进文化，才能提高自身文化素质，振兴和发展民族文化。近代先后崛起的大国无一例外地都是以开放心态在借鉴和吸收中发展自己的。当意大利成为文艺复兴的园地时，欧洲各国的学者纷纷来到意大利，接受它的先进文化；当英国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时，法国的一批思想家也到英国考察学习，成为“英国狂”；日本为了振兴强国，派出政府考察团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技术，大力输入西洋文明特别是西洋科技文明；美利坚民族也不断从欧洲先进思想中汲取营养；俄国的彼得一世甚至以沙皇之尊匿名到欧洲学习考察。

（四）坚持思想引领和制度创新是促成大国崛起的深层原因。思想理论的创新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在一国崛起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说过，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有三个方面的改变：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和经济的改变。其中，最关键的是“人心的改变”。西欧国家的兴起，几乎无不是以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17至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为先导的。英国深厚的文化思想底蕴和独树一帜的科技思想为英国取得长久稳定的世界霸权提供了重要基础。德国是富有理论思维传统的国家，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等杰出哲学家的思想，成为德国大国之路的重要思想源泉。

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在大国崛起过程中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影响更为深远，竞争更为剧烈。

三、从战略上思考和谋划加强文化建设

文化是国家的根脉。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谁不认识文化的价值，谁不重视文化建设，谁就将犯历史性错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确立一个战略目标：要经过较长时期的奋斗，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文化的落后状况，要努力建设适应时代要求、符合中华文化优良传统、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健康的精神文化需求、体现大国风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使中国文化走在世界的前列。为此，必须从战略上思考和谋划加强文化建设。

第一，充分认识文化的战略地位。文化是国家的根脉。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谁不认识文化的价值，谁不重视文化建设，谁就将犯历史性错误。要确立硬实力和软实力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上，多动一些脑筋，多想一些办法，多用一些功夫，多采取一些措施，力争使我国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有突破性的发展，使我国的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第二，建立充分的文化自信。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且从来没有间断过，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对于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文化，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数典忘祖；也不能泥古不化，拜倒在古人脚下。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过程中，无论如何不能丢掉中华民族的文化本色。我们要用世界眼光和历史眼光深刻认识中华文化的伟大价值，从我国伟大的历史文化中建立起坚定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创造新的历史文化高峰。

第三，加强文化观念建设。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西方核心价值观的挑战已经成为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因此，重新构建中华民族的文化观念，是一个战略问题。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中之重，要做精雕细刻、潜移默化、入耳入脑、深入人心的工作，并以此带动社会道德规范、法制规范和行为规范建设，促进全党全民族素质的提高。

第四，夯实文化建设基础。要把文化发展的着眼点放在提高国民素质这个最重要基础上。有必要实施国民素质建设伟大工程，经过十五年到二十年的努力，使我国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民主法制素质、健康文明素质，有一个显著提高和进步。要加强文化基础理论研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文化基础建设。从长远看，加强大学建设，对推进国家文化建设、树立国家文化形象影响深远。我国大学起步较晚，同世界一流大学差距很大，要下功夫急起直追。

第五，深入探索文化发展规律。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这些重要论断值得我们深思。探索和把握文化发展规律，我们许多同志还处在必然王国。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文化建设，特别要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创新、提高与普及、主旋律与多样化、弘扬民族文化与学习外来文化等重大关系。

第六，在全社会造成尊重文化的浓厚氛围。文化需要尊重。必须广泛、深入、持久地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浓厚风气，必须广泛、深入、持久地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尊重文化的浓厚风气。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必然要求尊重文化。各领域发展都需要人才，文化领域尤其需要。要着眼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造就一支数量宏大的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造就一批世界一流的思想家、教育家、艺术家、学者和作家。特别要造就一批大师级的打通古今、打通中西、打通文理的文化领军人才。

第七，积极开展文化交流。文化发展离不开交流。我国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广泛而深刻的文化交流。30年来，我国在学习世界、学习西方上有了很大进步，这个正确方向应该坚持。总体而言，在文化交流方面，我们“引进来”的多，“走出去”的少，两者还不相匹配。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成立30年来，总共只将33本中文书翻译成了外文，而从西文翻译成中文的书则有1000本。据北大中文系教授王岳川调查，自从奉行鲁迅的“文化拿来主义”开始，中国总共翻译了106800多册西方书籍，而20世纪西方世界只翻译了一千多册中国书籍，二者相差一百倍。

因此，我们必须大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和影响力，让中国声音、中国故事、中国观念在世界广泛传播。

（本文原载于《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