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成瘾的归因：青少年与网吧的关联

已有研究显示，对不少城市青少年来说，“网吧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社会场域，它不仅是重要的休闲娱乐和交往互动场域，而且已成为青少年获得情感满足和成就满足的重要场域”[7]。另有研究显示，网络对边远地区青少年的社会化有显著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是像人们预想的那样偏负面，“大多数青少年更愿意在网上与他人互助合作，建设健康良好的网络环境”[8]。长期以来，成人社会往往把网吧与青少年问题联系在一起，网络成瘾就是一个长期为社会所关注的议题。在本研究中，不同个体对网络成瘾的归因给出了迥异的回答。

一、未成年人：问题和保护

“问题”是考察未成年人和网吧现象的关键词。未成年人进入网吧，常常意味着麻烦和问题。网吧的主管单位文化部将未成年人保护作为制定网吧管理政策的主要依据，而与此相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是重要的法律依据。在日常生活的情境中，“未成年人”也常常被替换为更为日常的表达——“青少年”。

研究者认为“青少年”这一词汇形成于不同的历史经纬。在美国，“teenager”这一概念在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个概念的形成与年轻人被问题化的社会过程相关联。时至今日，在很多场合，当人们使用“青少年”这一概念时，叙述者其实不只在叙述一种社会存在，很多时候他们是有意无意地涉及一种社会问题[9]。研究者认为，青少年问题反映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其所属社会中难以成为合格的社会人的事实，进而需要怀疑社会本身的社会化功能，关注有关的结构系统[10]。

就本研究采集的资料来看，世界范围内，还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对未成年人进网吧有如此严格的规定。同样，在网吧经营者看来，未成年人到网吧上网“其实问题在于大人，在家不让玩电脑，好坏一刀切，小孩自然就跑到网吧来上网了；还有一些父母自己不在意，自己随便玩游戏，影响了小孩还怪网吧”[11]。在实际的管理执行中，更多的时候，问题的症结并不是政策制定者、执行者首要关心的内容，执法行为本身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有研究者认为，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是成人政治的一个密谋，即“禁止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如今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共识并且已写入有关的法律之中，鲜有人怀疑过其合宪性与妥当性。然而，从立宪主义的角度来看，“禁止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规定存在违宪之虞：一方面，这一立法的理由不能满足限制未成年人精神自由或人格权的合宪性要求；另一方面，从手段上看，这一规定又显多余，它不具备对未成年人基本权利进行限制的必要性条件。就“禁止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规定而言，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只是一个借口，其真正的目的则是为了实现成人政治社会转嫁自身责任并对未成年人达成强制，要求未成年人依前者设定方式成长的一种图谋[12]。

另一个悖论性现象是当事人和过来人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本次调查大部分的访谈对象都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后期，他们几乎都在未成年时期就开始进入网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都用自己的经历验证了有关网吧和未成年人问题的种种假设。

作为过来人，漯河的网吧常客小谢很反感未成年人来网吧上网，“因为网吧很容易让小孩们玩物丧志，也很容易让他们接触到一些未成年人不应该接触的东西，像哈韩、哈日这些非主流文化，以前还有黄色和暴力的内容”，而这些内容都可能对未成年人造成危害。小谢特别批评了哈韩、哈日的现象，他说：“我们还是应该保护和提倡本土文化的东西，像我们父辈那样对本地的历史地理都很熟悉，啥都能跟你说个一二三出来，这些才是真正有用的东西。”网吧对初中生来说“还是不太安全，一是家长可能随时来逮他们；二是遇到地痞流氓，他们还是吃亏”。

在上海的网吧常客小陈看来，一味抵制未成年人上网是不现实的，但是他的态度也很明确，“场所是一方面，关键还是它的内容，网吧肯定不能让未成年人进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内容，要健康一点的东西”。

尽管不少访谈对象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未成年人上网对他们的成长影响不大，但类似小谢这样坚决的反对态度依然普遍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谢的表态是他进入成年人领域的象征，以保护为名仍然具有广泛的现实基础。在他们看来，未成年人进网吧更致命的危害是一种被称为“网络成瘾”的病。

已有经验研究也显示出这种认知和态度上的差异。例如沈黎对青少年与家长对网吧及网络使用态度的比较研究：家长普遍并不了解青少年在网上及网吧的活动，家长认为青少年去网吧的主要原因是贪玩和网吧中的自由感，受访的大部分家长对于孩子的行为动机缺乏了解，却自以为十分了解，对于孩子在家里有上网条件的情况下去网吧的原因没有足够多的关注，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家长和孩子交流并不充分[13]。

二、网瘾故事

有研究将青少年网络成瘾定义为“青少年过度使用互联网而导致的一种心理疾病”[14]。有研究者甚至发展出关于网络成瘾者的“个体人格—互联网络—家庭—学校—网吧”五维整合的网络成瘾理论[15]。在一些研究者看来，黑网吧对青少年的网络成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6]。

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2009年9月至11月，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合作开展了“未成年人网络成瘾状况及对策”课题研究。研究的开展基于一个重要的背景，即“当前在我国因网络成瘾导致或者利用网络实施的青少年犯罪问题日益突出，甚至成为诱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重要因素；另外，有些网络成瘾的矫治也侵犯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研究报告认为需要从法制、父母监护、社会参与等多个方面应对这一问题[17]。

一份上海网吧网络成瘾问题的研究报告认为[18]，网吧对青少年吸引力巨大的重要原因在于“无约束感，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情感”，“网上交流比面对面交流更具亲密感”。这样的结果可能和当代青少年的初级支持系统弱化及现代性身份焦虑增加有关。该报告肯定了青少年网吧上网的正面价值，例如，通过上网认识和了解社会，或个体闯荡网络游戏的虚拟世界，或和志同道合者联网游戏寻求团队联合与对抗，这是青少年追求存在感、寻求社会认同、获得成就感和愉悦感的重要途径。网吧不仅提供了一定的网络学习和娱乐，更为朋辈群体交往提供了平台。网吧有条件成为青少年集学习、交际、娱乐等多方面功能于一体的休闲场所。从管理者角度思考，网吧的存在使处于叛逆期又精力旺盛的青少年能有相对安全的消磨时间和精力的场所，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们做出社会危害事件的可能性。但研究也发现，网吧中青少年网络成瘾比率较普通群体更高，网吧中监护不足，在网吧上网更易造成网络成瘾，也更容易对青少年身体造成损害。

本研究的访谈对象更倾向于把网络成瘾视为一个个人问题，应该由个人负责。来自福州的青年小倪讲述了他近距离接触的一个网络成瘾案例。

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去网吧）玩得特别厉害，基本上没有上过课，每年的考试都是通过我们帮他突击，就这样子有的时候他还会为了去网吧玩，甚至连考试都不去。

他的作息时间完全跟我们颠倒过来了，我们是白天上课，晚上大学生玩得比较晚，大概一两点睡；他是白天都在睡觉，到了晚上七八点以后就开始出去，一直玩到第二天早晨回来，可能八九点、十点才回来。可能是为了网吧“包夜”，有这种优惠，为了这个优惠（作息）完全颠倒过来。

也有可能打游戏，他当时玩的是《西游》，我也不懂，可能网络游戏里面虚拟世界也会对他产生一种用户黏性吧。他在网络上认识的人、关系都在里面，有可能不是为了玩游戏本身，而是为了维持跟这些人的交流，会继续去玩这个游戏。

后来一直到他毕业为止，最后是我们全班男同学一起想尽各种办法让他毕业，他毕业之后最开始半年又颓废了。

现在完全变了个人，已经脱离网络世界了，因为他开始一直是头发乱糟糟，不修边幅。听我们现在留在福州的同学说，他现在已经脱离网络了，我觉得网瘾还是可以通过家庭，或者面临工作压力，能够脱离的。（上海　小倪）(www.xing528.com)

在小倪讲述的故事中，当事人——小倪的同学曾经一度深陷网络，被小倪等周围的同学视为一种严重的成瘾问题，但他们对待这位成瘾者的态度表现出更多的同情和友爱。在他们看来，网络成瘾只是暂时性的问题，远非一种疾病。无独有偶，公务员小钟讲述了另一个网络成瘾的案例，与上述案例非常相似。

有个大学同学最长的时间是三天三夜没回来，最后老师去网吧找他，因为他一直不上课，后来继续去。那个时候已经有《魔兽世界》了，还有很多很多类似的游戏，什么《传奇》啊这些网络游戏，会成瘾很厉害。

（问：后来这个人呢？）

后来他当警察了。（合肥　小钟）

与之类似，不少过来人或见证者都将沉迷网吧的日子视作年少时的笑谈。在许多资深网吧用户看来，网络成瘾纯属个人问题，应该完全由自己负责，而在笔者的访谈中，并没有太多的网吧用户承认自己有成瘾症状，他们大多认为自己有控制自己的能力。在他们的认知里，成瘾更多地与个人意志力薄弱有关：

网络成瘾指的是因为上网造成生理上的不舒服。这个主要看个人，所谓看个人就是有的人是成瘾，但我就不是成瘾，我几天不上网不会觉得难受。（漯河　老乔）

网吧作为互联网接入的商业终端，受商业利益的驱动。基于青少年有可能接触有害的网络内容，一些网吧经营者也认为网吧确实对青少年的成长有负面影响。但网吧经营者詹先生认为，打着戒除网瘾的名号来盈利的很多机构也存在欺骗公众甚至是不人道的做法，如一些戒网瘾训练营，像对待囚犯一样，对青少年的身心造成严重的伤害。他介绍，那些驻留在网吧的青少年很可能除了网吧没地方可去。去网吧度宿，主要出于经济考虑，网吧收费低，是他们为数不多的能消费得起的场所，更重要的是其他社会性因素，如不健全的家庭、教育的缺位等，青少年的孤独感无法排遣。

共青团曾开展“绿色网吧”行动，规定最高上网时限三小时。但是在詹先生看来，“绿色网吧”之所以搞不起来，与应试教育理念关系密切。再加上一些实验性质的电子阅览室被迫关门，大众网吧依然是青少年接触互联网的重要场所。他建议尝试公益性的网吧，不一定需要国家投资，可以采用集资的方式，关键是经营和定位要十分清晰。

三、新媒介与青少年社会化

随着智能手机在中国社会的快速普及、无线网络技术的不断升级及各类互联网应用的爆发式涌现，手机和移动互联网使用已经成为现代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享受便捷移动生活的同时，人们越来越关注青少年群体的手机使用、社会交往等议题。诸如“手机成瘾造成亲子冲突”“手机软件引诱青少年犯罪”“少年花光父母积蓄打赏主播”“网络欺凌引发青少年自杀”“青少年儿童遭遇网上交友陷阱”等新闻报道和公众讨论不绝于耳，引发广泛的道德恐慌和社会焦虑。围绕着传播（如廉价小说、广播、电视、互联网）与青少年（如社会化）议题，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连贯的社会性焦虑脉络。这种普遍的焦虑背后，既有对新技术的恐惧，又隐含一种根深蒂固的儿童观念。新媒介的涌现一次又一次将这种焦虑洗印和放大出来。

具体到网吧，研究者已经注意到，青少年去网吧与网络成瘾之间的简单因果判定是有问题的[19]。理解青少年去网吧现象，需要考虑同辈群体的影响，也需要将更多社会性因素纳入研究的视野[20]。

传统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青少年研究，往往将青少年视为需要照顾或管束的不成熟对象，与之相对的成人则是一种完整、成熟、理性且融入社会的个体[21]。一旦青少年在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或者成人照顾者出现障碍，这一群体马上有可能陷入一种偏离正常或标准之外的危机。这种年龄本质主义、客体化的需要论述、成人的照顾论述，长期支配了人们解释童年、青春期的基本准则[22]。

原有儿童观下，成人与儿童有着清晰的边界，媒介在维系和破坏这一边界上具有特殊而重要的作用。西方社会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儿童危机论”就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儿童观。该危机可分为制度性危机和跨界性危机，前者是指进行儿童社会化的两个重要机构（家庭和学校）因瓦解或功能不彰所导致的危机，后者指的是儿童与成人的区隔受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等的影响被轻松跨越所导致的危机。跨界性危机经常引发教育专家、道德家及公众的担忧与恐慌，波兹曼所著《童年的消逝》即为关注跨界性危机的经典作品之一。

20世纪中后期，整个社会研究领域开始一次重要的儿童观转变。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儿童或者童年除了发展性，还具有社会建构的一面。历史学家阿利埃斯（Ariès）在《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一书中论述了童年的历史独特性。他指出现代儿童形式的转化与西方社会历史变迁有着密切关联[23]。在他的启发下，科萨罗（Corsaro）、阿德勒（Adler）、普劳特（Prout）、维尼斯（Wyness）等一大批学者提倡一种新的儿童观，将儿童视为能动的主体，重视其社会经验，甚至邀请他们直接参与研究[24]。

根据媒介对青少年群体产生影响的性质，传播学相关的讨论可大致划分为媒介有益论和媒介有害论。有害论着眼于媒介内容可能对其造成的种种负面影响，如有关青少年阅读廉价小说及漫画的研究[25]，表达出成人对所感知媒体有害内容的焦虑。而电影、广播、电视、电子游戏等大众视听媒介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恐慌，如佩恩基金会开展的13个考察电影对儿童影响的研究[26]、收音机对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27]、电视暴力对儿童影响的研究[28]等。

与大众媒介时代相比，媒介有益论在新媒体研究领域更为活跃。例如2009年《计算机中介的传播》（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期刊推出特辑，专门讨论年轻人的社会化媒体使用对社会整合、社区融入等的积极作用。一些研究者指出，这种有益论与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等流行话语关系密切，此类话语都聚焦于信息传播技术如何促进新经济[29]。

相比于传播效果研究领域的客观化儿童的趋势，文化研究的接收分析（reception analysis）更强调儿童的主体地位及其所处的文化语境。例如，霍奇（Hodge）和特里普（Tripp）对儿童与卡通的研究，直接批评了媒介效果研究所假设的儿童面对动画形象暴力缺乏批判意识、易被劝服的传统论调[30]。这一阐释取向延伸到对其他屏幕媒体的研究，特别是电脑、游戏和互联网。对阐释性的强调也促使研究者重新采用素养（literacy）框架，越来越关注青少年儿童自身的需求及社会建构出来的儿童之间的差异。

随着各类社交平台的兴起，以媒介为连结的社会关系与个体的信息获取、娱乐休闲、行动与参与等交织在一起[31]，已难用单一媒介技术、单一内容类型的传统研究框架加以考察[32]。梁永炽等综合分析过往20年新媒体与青少年的研究，发现过往研究偏向将个体作为分析单位，聚焦微观变量，更关注媒介内容及个体接受信息的社会心理因素。家长教育、性别差异、媒介素养及社会化过程中遇到的外部影响，往往被处理为影响其信息接收过程的调节变量或中介变量[33]。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曾开展一项“新媒体与少年儿童社会化”专题调研，考察少年儿童群体的新媒介使用与社会化问题[34]。调查发现手机、互联网等新媒介已成为影响这一群体社会化的重要元素：不仅影响他们的学习方式、娱乐方式、消费方式，还深刻影响他们的社会交往和意见表达。总体来看，该调查认为受新媒体影响，传统的少年儿童社会化模式已被改变，新的社会化范式正在形成，新的社会化范式呈现出双向、虚拟化、个性化、主动选择和参与等特征。但研究提醒人们关注发生在现实领域的交往，新媒体为少年儿童的人际交往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虽然他们可以借助互联网认识很多新的网友，但是交流仍以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为主。数据显示半数以上的少年儿童经常在网上交流的好友是现实生活中原本就认识的人。

无论对媒介内容的强调，还是对新媒介交往的关注，都需要回到日常生活的具体情境当中，考察线上生活和线下生活交融、互动的复杂动因。同样，在网吧的媒介体验和消费，并不能仅仅视为内容消费或技术消费，仍需进一步考察局中人通过消费建构的认知，关注媒介消费和媒介体验对个体的建构性或创造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