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吧社交：社会变动的背后趋势

一、社区交往场所的缺位

不少网吧研究者发现网吧的多重社会功能。米勒和斯莱特考察了网吧在内的各种互联网接入场所，以比较不同互联网接入场所的社会性[17]。两位研究者发现，尽管网吧的形式、功能存在诸多差异，但是使用者的主体是年轻人，其中不少人在家中或者工作场所拥有互联网接入，在这种接入资源不受限制下，这些年轻人频繁出入网吧，有时候完全不是为了上网或者使用电脑，而很可能只是为了和其他年轻人享受一下闲聚时光，这种社会性由各种各样对空间的使用组成，而不仅仅是单纯的约会。例如，某些网吧提供隐秘的单间，为男同性恋提供了集体观看色情视频的场地。网吧空间秩序对理解其内部互动类型具有重要意义[18]。结伴来网吧的活动则更可能具有玩耍的色彩，一伙学生可能故意在各个聊天室捣乱取乐。研究者调查发现，尽管特立尼达网吧内的游戏玩家并不像北美和欧洲那么广泛，但通宵玩游戏及其他游戏沉迷现象依然显著。在他们的调查中还有一个特别的案例，一个年轻女性在购物中心开设了一家针对小孩子的网吧，除了教授一些电脑、网络知识外，孩子的妈妈们把它当成一个临时的托儿所，自己去购物的同时，让孩子们能待上几个小时[19]。

本研究也发现青少年网吧群聚社交普遍存在。特别在当下中国，青少年的交流需求遭遇急剧的城市化进程，交流的空间被严重压缩。他们无处可去，网吧成为这种张力一个替代性的出口。正如一些研究者观察到的，中国新出现的公共娱乐场所总是成为青少年聚集的地方，从电影院、台球厅、录像厅到迪斯科舞厅、网吧等，这些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浪潮式涌现的娱乐场所正是因为满足了青少年群体面对面交流的需求才成为热点[20]。但它们也往往因为青少年的聚集及其潜藏的风险，成为政府管制和打击的对象。

本研究调研期间，笔者还参观了上海市虹口区某街道在社区文化中心专门设立的互联网电脑室“东方社区信息苑”。作为上海市级的重点实事工程，它采用公司运作方式，在上海市19个区县社区内建设专门的互联网接入场所。东方社区信息苑的建设开始于2003年，目前已经建设了300家东方社区信息苑和1669家东方农村信息点[21]。东方社区信息苑自称是“建在居民家门口的一个互联网公共公益上网及社区文化服务休闲场所”，平均面积在150平方米左右，包含三大功能区：公共上网服务区（前台区域、电子竞技、上网休闲）、多媒体互动教室（电脑培训）、多功能演播厅（电影放映、报告讲座、会议活动）等[22]。根据笔者在东方社区信息苑观察到的情形，这里上网的空间与网吧相比小得多，上网者大多是本社区的居民，基本为中老年人，他们大多在网上打打牌、看股票[23]。而笔者所访问的网吧顾客对这类互联网服务场所所知不多。个别知道东方社区信息苑的网吧用户，也将其视为老年人活动的地方，与自己并不相关。

与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相比，漯河等中小城市在数字资源的社区层面所能享受的资源更为不足。根据一些网吧协会会员的观察，各地文化馆也试图开设电子阅览室，以此作为公益性的互联网接入设施向公众开放。但是这种电子阅览室开业不久就受到工商、公安等部门的频频检查。管理部门将其作为网吧的一种，纳入日常的管理。这些电子阅览室往往因身份不明、证件不齐等问题最终选择关门。对于城市中拥有大量闲暇时间的青少年来讲，电子阅览室还没有来得及进入他们的视野就烟消云散了，而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网吧则成为他们别无选择的选择。

总的来看，中国网吧在城市中的网状分布更接近于24小时便利店的选址偏好。它们扎根于人群密集的区域，特别是居住区，提供一种特定类型的生活服务，从而也具有“第三场所”的特征[24]。在诸如咖啡馆、书店、酒吧、美容发廊以及其他以社区为中心的离家外出娱乐场所，人们体验到非日常的生活内容，以此与家庭、工作场所这样第一、第二场所相区隔。在中国转型期语境下，人们对第三场所的强烈需求有着深刻的社会动因。

二、城市化背景下生活结构的割裂

很多人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认识开始于中国城市拔地而起的一座座高楼。空间的重新分配成为这场变革清晰可辨的象征。然而，伴随空间的重新分配，城市日常生活空间被大大压缩，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结构性原因。

这种狂热的城市化进程所参考的标杆正是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有研究者认为，在上海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二元化倾向，为迎合资本流通所产生的城市空间，一方面让精英人士享有越来越多的权益，另一方面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空间却一再被忽视。具体来看，这种城市空间的重组对社会底层人群的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持批评意见者认为：“上海是一座城市空间被尽可能用于商业的城市，商业对于城市空间的定义和塑造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从城市规划来看，上海选择从中心向外辐射，同时替换沿途一切非城市元素的路线，壮观、大气和国际化是上海对道路、桥梁和种种‘标志性’建筑的基本要求。在城市发展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和作为中国经济的发动机，上海肩负着国家指派的经济发展指标和作为展现中国现代化建设成功的标志，在全面依靠土地财政的城市发展轨迹过程中，上海市的一切公共空间都被商业化。在这个进程中，城市将一部分人逼向社会和经济边缘的同时，不断挤压甚至没收社会底层人群的生活空间；同时，通过翻新或拆迁而得到的新的城市空间则变成营业性场所或广告载体，成为城市和地方政府的盈利空间。”[25]

城市能否让生活更美好？社会学对现代城市改造和居民生活重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有研究者认为，对人们包括传播技术应用在内的日常实践活动来说，“生活结构”概念的引入具有启发性[26]。这一概念在日本城市社会学中具有重要意义，它指的是人的生活涉及的诸如时间、空间、收入、经济、家庭、社会关系等各种基本的要素。人的生活本身是由这些要素组成的，它是各种要素的一种有机的结合体。宜居的城市，不仅应该是提供好的居住条件、提供生活便利的城市，还应该是能够维系居民生活结构的有机的城市。

动迁破坏了居民原有的生活结构，使人们失去了原来的社区关系，家庭关系也被改变了。现在的城市改造、城市更新、城市扩展，即使经济补偿政策能让动迁人员获得一定的住房面积，但它对居民的生活结构造成了破坏。研究者认为这是目前中国城市贫困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27]。这种生活结构的改变及其产生的影响同样加诸青少年身上，这也意味着他们原来以社区为核心的社交网络面临割裂，尤其对城市中的独生子女来说，这种割裂有可能加重他们的社交网络遭遇的危机。

关系的断裂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背景，即全球风险社会的影响。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所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认为，迄今为止我们的人生是由两个轴固定的，一是家庭，一是职业，但个人化使这两个轴越来越分崩离析。现代社会是高风险社会[28]，个人需要“在失控的世界中为自己而活”[29]。在西欧的个体化社会中，个体化的面孔是双重的，体现为“不确定的自由”（precarious freedoms[30]），高度个体化的社会必须面对整合的问题。

青岛的牛牛、小康、小谢就是这样在城市里长大的独生子女。随着城市化对居住空间的不断重塑，他们原来熟悉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作为独生子女的一代，他们在成长期更多地依赖基于社区的同辈群体网络，但城市空间将这一重要的社交网拉扯得更为疏远。作为对这种趋势的对抗，他们选择在一些公共消费地点定期聚合，试图维系原有的社交方式。网吧正是他们交往地图中的选项之一，打游戏也和聚餐、唱K、看电影等社交活动一样，起到重新连接的作用。对此，牛牛有自己的体会：(www.xing528.com)

即使家里网络和网吧一样快，网吧还会存在，因为现在都是独生子女，一个人在家里面都是很孤单的，没什么人（玩），一个人在家比较自闭。

如果经常一个人在家上网就会形成一种自闭，而这种自闭就是导致网络依赖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他不跟外面人接触，只是在家里自己玩，因为他觉得没有必要跟外面人接触，在家玩网络游戏会追求一种极限，什么好东西都想要，就会在上面耗费很多时间。

反而去网吧和很多朋友一块儿，发现你缺什么东西我这儿有，我给你就行了，还会促进交流，而且人际关系也会促进孩子成长。

所以网吧还是会存在的，在家打CS和在网吧打CS是不一样的，它有一种氛围，虽说网吧坐着不舒服还呛人。（青岛　牛牛）

在牛牛看来，相比独自在家打游戏，在网吧和几个朋友一起玩，更有助于青少年形成良性的上网习惯，帮助他们培养人际交往能力，而孤独才是造成网络依赖的重要原因。

包含网吧在内的公共消费空间在中国兴起，不仅提供了直接的娱乐休闲产品，还生产出一种特殊的空间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中国都市化和个体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裂缝。这一点在青少年的娱乐休闲场所，如录像厅、台球厅等青少年聚集的地方表现得也很突出。

三、公共商业场所崛起

随着个人和社会关系的重新确定，“公共生活和社交中心已经从国家控制的大型公共场所（如城市广场、礼堂、工人俱乐部）转向较小的商业化场所”[31]。除了网吧，这些新兴公共场所还包括购物广场、快餐厅等商业场所。其中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美式快餐厅在中国社会发生的“空间挪用”现象吸引了研究者的关注。所谓“空间的挪用”指的是快餐厅变成休闲的场所或者变成个人和家庭举办礼仪活动的场所。在研究者看来，使用者对空间的利用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

阎云翔在《麦当劳餐厅里的社会空间》一文中描述了发生在北京快餐店的有趣现象。他认为洋快餐在中国大受欢迎有三个重要的因素：一是伴随大众消费的崛起，外出就餐在各社会群体中都已成为流行的娱乐方式，并形成一种独特的饮食文化；二是城市的年轻人、儿童和各年龄阶段的女性这些新兴餐饮业的主要消费群体在地位上发生了改变，在以往的饭店餐饮消费时代，他们唯一的社会角色就是男人的眷属，地位的改变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家庭结构的转型，如家庭核心化、父权制的衰退、儿童价值的重现等，使得女性、年轻人与儿童作为消费者的重要性得以凸显；第三个原因是，转型期中国在诸如饭店之类的由市场主导的公共场所里发展起来一种新型的社会交往[32]。

研究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公共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33]。组织化社会消失了，原来那些由国家（通过其代理人）在其中扮演中心角色的频繁的群众集会、义务劳动、集体活动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公共场所各种新型的私人集会。组织化社会强调国家、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个人要服从于集体，而新型社会提倡个性及在非正式的社会空间情境中的个人需求。相应的，公共生活和社交的中心已经从国家控制的大公共空间（如城市广场、礼堂、工人俱乐部）转到了像舞厅、保龄球馆之类更小的、商业化的场所，甚至是依靠广播的参与节目所营造的想象性空间。新型社会甚至也已经在传统意义上由国家控制的公园之类的公共场所中出现，从而将这些公共场所改造成国家、公众和私人并存的多元化空间。

尽管包括计算机和互联网在内的新动力开始改变城市的生活方式，人们不再需要局限在具体的位置或地域工作，但地点的重要意义却更为显著[34]。特别是扎根于本地社区的中小网吧，其自身就是所属社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社会交往的地点。与本地社区其他公共场所（如卡拉OK、游艺厅等）不同的是，借由互联网技术，它同时也具有与全球接触的潜力，这种本地和全球交互存在的特质既是象征性的也是实在发生的[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