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视角解析网吧故事

中国网吧的出现和发展与互联网技术在中国的普及过程密切相关。作为市场力量的自发显现，它诞生于政府自上而下的互联网发展框架之外。它见证了中国千千万万网民的初次触网经历。在媒体报道中，它和犯罪、“蓝极速”等恶性事件及灾难密切相关。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以及文化部的管理文件中（专项整治、连锁经营、实名登记等），网吧一直是严格管控的对象。

一、互联网普及与基础设施投入

考察网吧在中国的发展，首先需要将其纳入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整体框架之中。在全球信息化浪潮中，各国政府都希望快速驶入互联网这一信息高速公路，由此纷纷出台相关政策和措施，培育本国信息产业，促进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新技术扩散中政府的作用得到凸显。

有研究者发现[3]，中日韩三国互联网依托发展的基本动力几乎相同，即市场经济力量的推动、全球化开放的进程、高度重视并优先发展的信息化产业政策、民主化的呼声等，但是三个国家实施互联网建设的步骤与方式并不相同，体现出传统积淀的力量和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四大社会主干系统格局对每个国家互联网建设进程的深刻影响。其中，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利用互联网展开新闻传播活动，大力进行新闻传播网站的体制性建设，以抢占这个思想舆论阵地。而日本政府则基于本国国情，大力推进使用移动电话的无线互联网，在无线互联技术和发展规模上大大超前，制定出面向全球的新型手机上网技术标准，在全球无线互联服务方面领先一步。韩国则通过政府专业部门的政策与法规引导，逐渐形成一种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充分竞争型互联网发展机制。这一机制成效显著，带动韩国互联网事业起飞和快速发展，仅2001年近一半的韩国人就用上了互联网，其中66％是在家中上网冲浪。这与中国早期互联网用户在单位或街头网吧上网的情形大不相同。

迥异的互联网事业发展道路背后，政府的主导性力量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政府也及时认识到政府扶持的必要性，在这股风潮中“从被动应对向自主发展转变”[4]。1998年年初，新一届政府就职不久就进行了部门调整，新设立的信息产业部成为当时唯一的一个产业部委，这是“顺应国际信息革命蓬勃发展和国内信息产业改革的必然结果”[5]，其后的十年间，这个产业部门对中国信息产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政府在新技术扩散中的角色得以明确，一是由于这项技术本身的特性，二是全球竞争的加剧，迫使各国政府在信息化浪潮中纷纷主动担当起创新扩散的代理人角色。创新，按照罗杰斯的定义，“是被采用的个人或团体视为全新的一个方法，或者一次实践，或者一个物体”[6]。所谓的“新”，对个人而言并不在于客观上是否真的新颖，重要的是个体主观上对这一方法、实践、物体的认定。而在通常的情形中，一项“创新”在创新代理人那里总是被不假思索视为新颖之物。人们对创新的期待是从中获得益处，甚少对创新本身以及是否需要创新等命题进行反思，想象中的获益是创新扩散的重要动力。

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信息化风潮涌动的大背景下，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几乎获得了一致的认可和欢迎，政府的扶持政策相继出台，商业资本持续介入，各中小业主跃跃欲试，用户市场得到大力培育，各种打着互联网概念的企业形式以龙卷风般的势头席卷世纪末的中国。在这一背景下，旨在了解用户市场培育状况的互联网普及率成为各方关注的关键数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以下简称CNNIC）自1997年10月开始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7]成为记录中国互联网发展历程的重要文献。

与其他创新相比，互联网技术有其特殊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它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上。《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关注的核心数据是互联网的普及率。报告注意到互联网作为一种特殊的创新类型，与一般的创新扩散曲线相比存在一定的差异。罗杰斯认为，互联网的扩散模式与电话类似，是一种交互式的创新扩散。“交互式创新”的交互性，是指“传播过程中参与者彼此交换角色、对沟通内容彼此施加影响和控制的可能性”[8]。一项交互式创新对于单个采纳的个体来说可能用处不大，除非采纳者希望与之沟通的其他个体也采纳了该项创新，只有系统内的关键大多数个体已经采纳了某种交互式创新，这种创新对于系统内的普通成员才具有实用价值。因此交互式创新的采纳者越多，该创新对于系统内成员的价值也越大[9]。

图1　罗杰斯关于交互式创新和普通创新的采纳速度比较[10]

作为一种典型的交互式创新，互联网在某一具体社会系统中的扩散，既具有一般创新的共性，又具有其独特之处。从扩散的S形曲线来看，交互式创新显得更为陡峭，临界点之前较一般的扩散更低，临界点之后的上扬幅度更为明显。交互式创新前期收益不明显，迫使它比一般的创新类型更需要稳定的前期投资，这也说明电话、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建设更需要国家力量的介入，以弥补市场的先天不足。

图2　1998—2011年中国互联网上网人口规模和普及率[11]

根据CNNIC2012年1月发布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1年12月月底，中国网民数量已达到5.13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8.3％，高于同年全球互联网全球普及率的30.2％[12]。回顾1997—2011年15年的中国互联网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互联网扩散“临界大多数”的发生点。中国互联网开始大规模普及的关键时间点出现在2006年。之前的近十年，中国互联网的普及率一直徘徊在低位，2006年中国互联网普及率终于突破10％关卡。相关报告认为，根据罗杰斯“创新的扩散”S形曲线以及美国、韩国等国家互联网扩散的经验，“作为新生事物的互联网的扩散在中国已经达到了临界点，互联网在中国进入了快速增长阶段，未来的三五年中，上网人数将会急剧增长”[13]。2006—2010年的五年内，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从10.5％起跳，连续快速增长，五年内网民共增加了3.46亿，这部分新增加的网民占现有（至2011年12月月底）5.13亿互联网用户的67％，中国互联网出现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

但是，在经历一轮高速发展之后，CNNIC报告认为，考虑到年龄、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等种种因素，目前我国居民中具备上网条件和技能的人已经基本转化为网民，接下来网民规模增长的难度加大[14]，“下一阶段中国互联网的普及将转向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以及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居民”[15]。回顾1997年CNNIC发布的第一次报告，从事计算机（15％）、教育（13.3％）、科研（12.8％）行业的人员以及学生（13.6％）的总和就占据了当时上网总人数的80％以上[16]。有研究者认为，这种上网人群构成的状况在中国互联网达到临界点后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新信息传播技术在中国社会的迅速扩散使得社会的传播格局和主体发生了转移，特别是“草根群体以它庞大的基数正成为中国新媒介技术的实践主体”[17]。这一状况的发生在政府主导的互联网发展框架之外，其中来自市场的自发性力量表现得非常突出，而网吧就是一支重要的互联网扩散推动力。

二、异军突起的“草根”力量

传播格局和结构的转变，在一定意义上与罗杰斯的S形扩散预测相符，即“尽管这些扩散研究各有特色，每个研究机构都令人惊异地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一项创新的扩散遵循着以时间为横轴的S形曲线，以及创新者比晚期采用者具有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18]。在此，“无所有权”形式的技术接入方式发挥了微妙的作用。个体经济能力的差异是技术采纳的一个重要影响变量，但创新者的经济地位并不必然高于晚期采用者，互联网扩散中的网吧用户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有趣的反例。

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大众型网吧的普遍存在，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采纳互联网这项创新增加了一个变量，提高了这一群体使用互联网的可能性。尽管未受到政府的直接扶持，中国的网吧在互联网扩散的进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家庭、学校、单位等场所构成了中国互联网接入基础设施的主体。通过2000—2011年中国互联网主要上网场所的变化曲线，可以看到中国互联网扩散主要发生在家庭这一场所，网民的家庭接入持续上升，从60％增至近90％，在中国各种网络接入方式中占据主导地位，尽管90％的比例差不多达到增长的极限，但由于中国互联网用户的总人数仍将继续增加，在家上网的总人数还是会继续上升。

图3　2000—2011年中国互联网主要上网场所变化[19]

在“单位／工作场所”上网的比例总体保持平稳，2001—2007年呈现出略有下滑的态势，2008年下滑明显，2008年以后略有上升。如果乘上每年都增长的上网总人数，在“单位／工作场所”上网的总人数持续、较大幅度地增长。2003—2007年的下滑说明家庭和网吧等其他上网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对工作场所互联网接入的依赖。

CNNIC在1999年1月发布的第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开始把“网吧”列入上网场所的选项[20]，网吧在网民上网主要场所中所占的比例逐年增加。总体来看，网吧在几种互联网接入方式中的比例保持平稳，2008年达到最高峰，之后这一比例持续下降，但由于上网总人数一直在增长，去网吧上网的实际总人数还在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互联网用户的总人数一直在增长，但近几年的增长速度在放缓，随着上网总人数增长越来越慢，去网吧上网的总人数越来越少。另外，根据文化部的数据，截至2011年年底，全国网吧用户规模1.43亿，较2010年的1.63亿人减少2000万，近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报告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移动互联网的分流作用[21]。

在中国互联网普及最快的2006—2010年五年内，在单位、家庭、网吧上网的变化最富戏剧性。我们可以看到：（1）“单位／工作场所”与“网吧”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替代关系，这与互联网技术在中低阶层、无单位或就业不足人群中的广泛扩散有一定的关联；（2）网吧的稳定存在表明，网吧并不像早期的预测一样，仅仅作为通往家庭接入的过渡性互联网基础设施发挥暂时性的功能，也不仅仅是低收入人群接入互联网的实用性工具，尽管网吧确实在这些方面发挥了作用；（3）经历互联网高速扩散期后，网吧接入的比例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说明不仅互联网扩散的人群发生了改变，中国互联网接入的环境也发生了某种变化，移动网络接入的蓬勃发展成为值得关注的现象。

作为一种相对低价高效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中国网吧在试图填平数字沟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在本研究获取的资料当中也有所呼应。年龄在22—35岁的访谈对象（包含网吧用户和非网吧用户）中，有相当高的比例是从2000年前后开始接触互联网的，并且有相当数量的上网者是从网吧开始接触互联网这项新信息传播技术的。一些访谈对象认为，这与中国当时互联网接入基础设施的整体薄弱有直接关联。许多人承认网吧及其互联网接入服务为他们的生活打开一扇新的大门，但这并不意味着走进这扇大门之后就会改变他们的人生。他们对互联网和网吧的态度夹杂着矛盾且复杂的情绪和回忆，这也是后面章节将要探讨的话题。

作为政府主导互联网发展蓝图之外的一个意外，网吧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发挥了重要功能，尤其在为中低阶层提供技术接入方面，它的自发性、草根性显示出强大的能量，这与全球性的网吧现象有着共同的背景。然而，当我们细细查看中国网吧故事时，它又展现出更为晦暗的面貌。

三、中国网吧的市场沿革

关于网吧在中国的蓬勃兴起，有研究者提出[22]，仅仅用中国相对低的家庭电脑拥有水平这个原因来解释是不足够的。在互联网技术扩散的早期，家庭电脑所有量的不足是一个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的普遍现象。对中国网吧兴起现象的深层次考察则可以揭示一系列结构性的因素，正是它们支撑起了网吧这样一种公共互联网接入商业模式的快速增长。这些结构性因素包括：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如中国电信）不遗余力地努力开创一个新的大众消费市场；大众媒体极力鼓吹新经济传奇，IT企业相关的快速致富模式成为媒体追逐的热点；小学和初中的课程改革，基础电脑知识和网络技能在中国青少年一代快速传播；独生子女政策强化了城市家庭内家长对孩子和互联网接入的严格限制；等等。

对中国网吧兴起的解释，必须放在宏观结构和微观情境之下，放在社会控制、权力对抗的转型期语境下加以理解。正因为如此多角色的介入，中国网吧所包含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家庭接入和工作场所的接入。也正因为诸多社会力量的干涉和形塑，网吧在中国的发展轨迹充满了曲折和偶然。

中国的互联网从1995年开始向公众开放，实验性的网吧开始出现在城市中心区域，如北京的“瀛海威”和广州的“信息时空”，二者均为中国电信运作的互联网推广站点，主要起到互联网技术展示台的作用[23]。1996年11月15日，电子商务与互联网企业实华开公司在北京首都体育馆旁边开设中国第一家网吧“实华开网络咖啡屋”，标志着中国营利性网吧的诞生[24]。从很多方面来说，“实华开”是中国第一代网吧的一个原型[25]：它开设在北京的大学区海淀区，区域内的潜在顾客是既有上网需求又有上网技能的群体；1999年每小时的费用是20元人民币，还不包括咖啡，对于当地的消费水平来说，咖啡的价格也很昂贵；它有近30台接入互联网的电脑，经常的情形是来排队等待座位的顾客中差不多一半是外国人，因为这家网吧离友谊宾馆并不远。

尽管中国第一家网吧在1996年11月就开门营业，但网吧整个行业的发展直到三年后才正式起飞。早期的网吧更接近提供互联网接入的咖啡馆模式，它不仅提供了一个上网场所，还提供咖啡馆的服务内容，是一个休闲和社交的场所[26]。很快这样一个面向精英的时尚场所就受到了大众市场的冲击。随着竞争的加剧和市场专业化的开辟，“实华开”模式很快被取而代之。一种更精简的低价形态成为网吧行业的主流模式。咖啡馆的服务项目被剥离，网吧成为一个提供低价的互联网接入场所，电脑数量成为衡量网吧的指标。

研究者认为这种取代“实华开”模式的第二代网吧更具代表性，其中成立于1998年12月的“飞宇”网吧被认为定义了一个新的时代[27]。“飞宇”网吧位于北京大学校园的南边，2000年已经配有1800台联网的电脑。它实行弹性计费制度，下午和晚上是10元，上午9—12点按5元收费，早上7—9点则完全免费。“飞宇”号称每天可以容纳两万名顾客，其中大部分是学生，根据CNNIC的统计，这是中国互联网使用者中最大的群体。市场驱动，业务单一，盈利模式简单，规模效益，这些成为以“飞宇”为代表的大众网吧的普遍特征，由此也确立了中国城市网吧的另外一些共性，如网吧选址通常在城市人口聚集的高密度区域。

很快，上网费用从20元戏剧性地降到了2元，上网活动也从一种时尚精英活动变成一种大众消费。网吧不仅在大城市遍地开花，还以迅猛之势向中小城市、郊区、乡镇、农村快速蔓延[28]。但中国网吧行业并非就此一帆风顺，2002年6月16日，发生在北京蓝极速网吧的大火夺去了25个年轻生命，各行政单位开始频繁的检查，成千家网吧因此关门[29]。这些整治行动成为报纸广播媒体的头条，网吧也成为公众眼中危害青少年的罪恶场所。尽管针对网吧的管理政策在强化，又有时不时的整治活动和负面的媒体形象，但访问网吧的人数却在稳步持续增长。有研究者认为[30]，这种顽强的增长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快速增长的市场从中心城市转移到郊区、小城镇和中国广大的正在城市化的地区，这里对强力执行更为宽容，对信息和娱乐的需求十分强烈。但是这些网吧大部分都是有证或无证的“家庭网吧”，它们是中国小城市互联网扩散的首要驱动力。

图4　2003—2011年全国合法网吧总数变化[31]

总的来看，从2000年开始，随着互联网使用成本的降低以及网络游戏的发展，全国各地网吧数量迅速增长。2002年“蓝极速”火灾之后，受政府政策的影响，中国合法网吧的总量受到严格的限制，根据文化部发布的《2011中国网吧市场报告》，截至2011年年底，全国约有14.6万家合法营业的网吧[32]。2003年以后，网吧连锁经营模式的推广成为政府加强网吧市场管理的重要举措，负责核发《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的文化部门将新增的指标全部用于网吧连锁直营门店的设立。至2011年年底，全国网吧连锁率达40％，全国共有4家得到文化部认定的全国性网吧连锁企业，232家经各级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省级连锁企业，343家区域性连锁企业[33]。

从市场规模来看，2011年网吧行业的市场规模（619亿元人民币）也出现明显的缩减，与2010年相比下降19.7％。文化部的报告认为有五个方面的原因[34]：一是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使许多用户之前需要通过网吧才能实现的需求，如获取信息、IM通信交友等，现在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就可以得到满足；二是电脑终端及家庭宽带的进一步普及，大大缩减了用户去网吧消费的频次和时间；三是微利甚至亏损的网吧比例日趋扩大，导致整体规模下滑；四是网吧连锁推进过程中，结构性调整阵痛凸现，以致连锁的集约化、规模化效应尚未显现；五是游艺娱乐场所等大众休闲消费的再度兴起，部分取代了网吧用户的娱乐需求。报告认为，2011年中国网吧行业全面进入微利时代，年净利收入在10万元以内的网吧占全国网吧总数的59.2％，年净收入在10万至30万元的网吧由2010年的28.6％减少到2011年的18％，2011年约有10％的网吧亏损[35]。

与网吧行业整体下滑态势相伴随的是网吧门店的调整。中小型网吧数量反弹明显，拥有大量电脑的大型网吧逐步萎缩。报告预测[36]，未来几年中小型网吧仍将占据主流；网吧规模呈现强烈的区域特性，与当地宽带网络普及率及经济发展情况、网民需求、当地网吧政策都有密切的关系。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终端数量在200—299台之间的网吧仍然占据市场的主流；二三线城市中，大部分网吧拥有100—199台电脑终端；四线到六线城市、城乡结合部受消费能力及人口密度影响，市场多以小型网吧为主，电脑终端通常在50—99台左右；农村地区以终端数量50台以下的微型网吧为主。面对市场的挑战，网吧行业的经营也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和分化。

四、中国网吧常见类型及形态(www.xing528.com)

作为公共消费场所，网吧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地理区隔和形态差异。这种区隔和差异与其服务人群的区隔和聚集有着直接的关联。邱林川等发现[37]，在外来务工人员密集的特区深圳和珠海，布满了专为流动人口服务的网吧；在上海的淮海路，一家定位于高端游戏玩家的网吧提供超级快速的网络接入和无限畅饮；在成都的计算机商务区，另外一种网吧提供小包房在线群体体验，这些小房间配有一两台联网的电脑和沙发，让人联想起卡拉OK。

从网吧的地理分布来看，网吧行业内总结了九种典型的选址地段[38]：大学周边、城中村、商业区、商务区、城市文化广场／公园、居民区、大型厂矿周边、火车站（汽车站）和城市繁华街道。依据不同的规模、不同的选址、不同的目标顾客群，中国的网吧展现出不同的形态。包括黑网吧在内的大大小小的网吧，很难用统一的样式加以概括，但它们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向顾客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并由此获取收益[39]。

1.黑网吧背后的监管困境

这是中国网吧格局中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类型。“黑网吧”主要指的是那些无照或证照不全的网吧，虽然“黑网吧”这个词在2004年才成为官方用语，但此前确实存在大量违规经营的网吧。据公安部官员称，2004年年底黑网吧至少为合法网吧数目的两倍[40]。

在不少合法网吧的经营者看来，黑网吧作为地下经济的存在，不仅以较低的经营成本、无所顾忌的揽客手段占据了更多的市场份额，扰乱了市场秩序，同时还抹黑了整个网吧行业的形象。这对网吧行业来说非常致命，“更为严重的是，部分地区‘黑网吧’猖獗。由于国家对网吧数量实施控制，网吧牌照在市场上的价格高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上海市一个区的网吧牌照过户价格已经升至80万至130万元，然而黑网吧则无需考虑牌照的成本；此外，管理部门对正规网吧在经营场所面积、机器台数、单机面积等方面有非常严格的规定，而黑网吧则无需考虑这些规定的限制，投入成本相对正规网吧来说少之又少。黑网吧严重扰乱了市场，也是整个网吧行业负面影响的根本源头”[41]。

在打压、遏制黑网吧上，政府和合法网吧结成了同一阵营。在政府出台相关举措的话语表达中，黑网吧的存在是一种“社会公害”，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但正如研究者指出的，更重要的是，“黑网吧的存在减少了相当部分的国家税收”[42]。黑网吧的屡禁不止与中国网吧监管制度安排有很大的关联。由于政府机构设置的局限，网吧的原主管单位电信产业部门无法有效对网吧实施监管。文化部门牵头网吧治理后，网吧被划归为歌舞厅、游戏厅等性质类似的娱乐市场。虽然这种划定大大提高了网吧的准入门槛，但文化部门制定的申请程序同样存在着被黑网吧利用的漏洞，硬件接入和内容监管的分离，使得黑网吧极易从互联网接入提供商那里获得“生命线”。“本来ISP（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是最有权力和能力批准网吧的单位，只要手续不全就不提供接入。而现行程序却为黑网吧提供了‘合法的’生命线，令其大行其道，只要获得接口，没人能保证它们去真正申请。”[43]再加上申请程序繁琐、娱乐行业定位的高税收、巨大的用户市场、执照严控等种种因素，黑网吧往往选择铤而走险。

本研究访谈的网吧行业长期从业者描述了两种常见的黑网吧经营形式：

黑网吧一般开在郊区或者工厂边上，没人管又远，周围附近又没有人，它就专门做工厂里面工人的生意，不对外开放的，也不好管。工厂都是建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它反正不对外营业，只对厂里面打工的人营业。

也有在外面开的，但是很少。有些是在闹市区，但是机器很少，算不上网吧，顺手带的。像我家那边有一个小超市，有8台电脑，在那里玩的都是学生。你不可能说它是网吧，它又没打“网吧”牌子。查它也不能怎样，“我这又不是网吧，我摆着自己玩”，又没有规定超市里不能摆电脑，“我摆8台电脑在这里，没事干找几个朋友打游戏不行啊？你又管不着，我又没挂牌子”。这种很多的，上海都有的。（上海　网管小田）

前一种面向固定客源，采用隐蔽性较强的封闭经营模式。后一种打擦边球的“游击”经营策略在本项调查中比较常见。这一策略还被从事代练、打金币等业务的大大小小的网络游戏工作室所采用。本研究所访谈的几家网络游戏工作室都曾遭遇类似的查缴，只能通过“人情和打点”[44]才得以生存。

与城市相比，农村的黑网吧更为泛滥。一些网吧行业专业人士介绍：

农村的黑网吧一般都是小网吧，开在自己家里，有6—8台机器，很差，单线ADSL，不能同时下载东西。

（顾客）一般都是乡下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在打游戏，查资料的人很少很少。（漯河　网管小曾）

事实上，农村黑网吧及其社会影响早就引起了社会的关注，特别是农村黑网吧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影响。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尤为关注黑网吧对农村留守儿童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农村网吧数量巨大、形式各异、大小不一，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网吧监管盲区过多，黑网吧泛滥，家长与老师欠缺网络知识，监管不力，农村留守儿童大量涌入网吧，以学生为主体的未成年人进入网吧比例较高，以及由网吧引起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等等。”[45]

综上所述，黑网吧屡禁不止，原因之一在于部门分割引发的混乱。由于电信管理机构主管的互联网接入服务缺位，常规治理存在缺陷，黑网吧很容易获得生存机会。以信息内容和未成年人保护为重心的文化部门将网吧定位为娱乐场所，对黑网吧的控制思路与黑歌舞厅、黑游戏厅一致，网吧的技术独特性没有受到重视。作为非常规治理措施，专项整治和连锁经营虽然发挥了重要的补充功能，但黑网吧的死灰复燃仍然向监管部门提出挑战[46]。

2.豪华网吧和行业升级的冲动

中国网吧市场正在经历一个分化和转型的时期。访谈中，不少从业者已认识到这一产业升级的紧迫性。网吧业主詹先生认为网吧行业的高潮已过，但行业还存在，在他看来，“国外上网服务只占营业收入的40％，其他美容、咖啡等增值服务要跟上去”。

从现有市场结构看，传统由私人经营的网吧、连锁网吧，大众型的网吧和高端网吧并存。从市场定位来看，豪华网吧、特色网吧、经济网吧是主要的三种样式，它们各自的装修风格是一个直观的体现。

本研究访问的多名网吧用户都推选上海有名的连锁网吧“网鱼网咖”作为豪华网吧代表。网吧专业人士小田认为，“网鱼网咖”作为一个成功的案例，它的经营理念与大众型网吧并不相同，而是属于一个“休闲加娱乐”的集合，尽管12元一小时的收费是普通大众网吧的近十倍，但它保护隐私的空间格局设计、方便的餐饮服务给小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网鱼网咖”这类豪华网吧的成功之处在于把握了特定顾客群的需求：

有些人都是去坐坐，顺便上上网、看看股票，休闲式的，他并不在乎一小时多少钱。像我们这种，来网吧里完全是为了玩游戏；而有些人到网吧里来不是为了玩游戏，去网吧里面坐坐，环境比较好，喝杯咖啡喝杯茶，看看电影，看看资料，查查股票，也有一部分这种人，但这种人毕竟是少数。

有些顾客他不在乎一个小时多少钱，他在乎网吧的环境、电脑的好坏、网速的快慢，贵一点无所谓，只要玩得开心就行了。10块钱一个小时和4块钱一个小时，对他来说没多大差别，只要玩得开心就行了。（上海　网管小田）

访谈对象陶先生曾经一度是豪华网吧的用户，他认为这种网吧体验与大众网吧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

我以前就是在八佰伴旁边上班的，就在八佰伴楼上有一家（豪华）网吧，水果什么都有……35块钱一个小时。等人的时候会去。还有就是单位在旁边的、公司在旁边的，出门办事办完了挺早的，但又不想马上回公司的，这种类型的也会去……坐那么一到两个小时，喝点东西，看看时间差不多就回公司。（上海　陶先生）

这一网吧的选址、功能设定、收费等与大众网吧拉开了距离，作为嵌入办公区商务区地段的消费场所，它的目标群体以及提供设定更为集中。来自福州的小陈介绍了他去过最贵的网吧：

福州的去过两次吧，其实就是装潢比较高档一点，电脑的配置比较好一点，上网的环境好一点。如果不是包厢，大厅也是禁烟的。它服务也比较周到，网管的态度也都会很好，还有陪伴上网的小妹。小妹其实就是用来装饰的，你可以放在那边不用理她，她也就坐在那边，你就自己上网，这个跟KTV的性质差不多。以前我去的一小时80，上海可能100多吧，包厢更贵一点。（上海　小陈）

一小时80元的收费让小陈望而却步，他认为人们去那种网吧就是见个世面，满足一下好奇心，即使是回头客，也可能就去两三次。本研究访谈的多数网吧用户认为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在满足好奇心之后，他们通常还是选择大众型网吧作为日常消遣的去处。

3.前途不明的混合经营

尽管行业不断分化，各种尝试也层出不穷，行业整体的担忧依旧如影随形。有行业内人士认为[47]，整个行业发展方向不明，造成的最严重后果是当前网吧行业已经出现了“大企业退出、中企业退缩、小企业退化”的“三退”现象。大批有志于进入网吧行业并优化行业发展基础的“阳光”资本、“实力”资本进不来，即便进来了也待不住。

2003年，文化部开始积极推动网吧的连锁经营模式。这一模式曾经吸引中国网通、中国电信这样的大型企业参与，但时隔几年后，当年很愿意认真做好连锁网吧的大机构纷纷知难而退了。网吧行业的大多数单体网吧为了躲避高额税收，注册性质为个体工商业户，他们大多没有规范的财务报表，致使行业外的大额资本持有者不能获得明确的网吧行业营收状况，无法将资金注入网吧行业[48]。

面对整体的行业压力，网吧的经营者尝试从行业内部的纵向和行业外部的横向两个方向进行突破。纵向的行业链条不仅需要更多的资本，还需要连锁的许可，这个门槛让许多中小型网吧的经营者望而却步，他们时时担心自己成为下个“被连锁”的对象。中小网吧个体经营者在观望网吧行业连锁模式的同时，还在进行着规模或大或小的横向拓展尝试。

通过多地的实地观察，本研究发现，混合型经营形态已经成为不少网吧的选择。有的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例如上海市杨浦区某大学附近一座集合餐饮店铺的楼宇，地下一层已被这些具备一定规模的综合性场所占据。这一休闲娱乐综合体囊括网吧、台球、电子游戏、卡拉OK等各种娱乐方式。这种娱乐综合体的复合型经营模式将网吧的娱乐功能加倍放大，以提供更高质量的互联网娱乐体验。

娱乐综合体的规模效应，是网吧行业横向拓展的尝试之一。其他的横向拓展还包括传统网吧接入与饮料、零食贩售等休闲活动的结合，如前面提到的“网鱼网咖”。在中小城市，有的网吧甚至将赌博机置入网吧的角落，这种非法但颇受网吧使用者欢迎的娱乐设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网吧的收益。与日本网吧为网吧难民群体提供的空间改造类似，处于人口高流动地段的网吧也涉足旅馆行业，提供相对低价的住宿服务。本研究发现，这一新扩展的经营业务同样处于“擦边球”甚至是非法状态。

除了经营者自己的“单打独斗”，网吧行业协会以及其他非官方的社会组织也在行业的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至2011年年底，全国各级网吧协会922个，网吧从业人员达107万[49]。非官方的民间组织还包括从业者之间的同乡联谊。例如，上海市虹口区台球厅某业主称，上海大部分的网吧、台球厅、游艺厅经营者都是同乡，大多来自福州下属某县，他们之间的同乡情谊和沟通渠道，有助于相互协商、相互扶持以及减少不必要市场竞争。通常，准备入行的新人会拜访已有网吧或游艺厅的业主，协商后确定新入行网吧的选址、规模和硬件配置等。这种基于地缘、亲缘关系的行业组织模式，在我国一些小商业中（如大学周边的打印复印店）广泛存在，也形成和制造某种垄断行业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