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吧使用的偏向与挪用探析

空间作为一个文本，不仅被生产者建构，也被使用者建构，空间的意义在二者的交互作用中发生流动。通常来看，上网是发生在网吧空间的主要行为，而事实上，人们出于不同的动机和目的消费了这一空间本身，并建构出特定的功能指向，有时这种意义会发生重大的偏离，甚至出现空间的挪用现象。

一、韩国的网吧游戏产业

在韩国，人们把网吧叫做“PC BANG”或“PC GAME ROOM”（电脑房），韩国的“房”文化有安全、亲切和地缘关系紧密的重要因素[38]。然而韩国网吧最吸引中国网吧行业关注的，还是它与网络游戏产业的密切关系[39]。韩国网吧甚至有了明确的功能指向，即网吧和网络游戏的关系如此密切，网吧甚至成为韩国新兴产业的重要基础。

在世界范围的互联网技术发展浪潮中，韩国因其在宽带网速、网络游戏等方面的突出表现，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特别是韩国网络游戏产业已超越传统娱乐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之一。2005年，韩国网络游戏产业的销售额已经达到15亿美元，几乎占据全球网络游戏市场的半壁江山[40]。在韩国，电子游戏是政府重点支持、有着广泛国民基础的娱乐内容，并发展成新的体育竞技模式——电子竞技[41]。

有研究认为，韩国网络游戏产业的繁荣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政府的支持是最大的推动力。韩国政府大力发展信息业，提出了Cyber-Korea 21计划，除了大力投资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外，还将互联网的使用作为一项公民的基本技能进行推广[42]。在政府支持下，高速宽带的建设、遍布全国的规范网吧等基础设施快速发展，在韩国网游产业的迅速崛起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韩国网游产业和网吧产业的关系尤其值得关注，甚至“可以说，韩国的游戏产业是由网吧盛行这一诱因发展起来的”[43]，韩国游戏几乎全部为网络游戏，用户群主要是在网吧上网的玩家，游戏开发企业的主要收入来自网吧，按照网吧中安装游戏的计算器的IP数来收费。韩国对电子游戏版权的保护也非常严格，维护了游戏产业的健康发展。特别是网吧“集体授权”的经营模式，帮助游戏厂商用最快的模式从网吧获得利润[44]。这种密切的关联尤其体现在韩国宽带普及的早期，一些游戏无法通过家庭拨号上网来玩，提供高速宽带接入的网吧应运而生，成为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场所[45]。

根据新闻报道[46]，到2006年韩国网吧多达两万家以上，基本达到饱和状态，每年都有数千家网吧倒闭，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网吧开业，基本处于数量上的动态平衡之中。网吧的客户群主要是青少年，分布在大中学校附近、居住区等青少年经常聚集的地方。尽管韩国网吧的经营受家庭和学校宽带普及的冲击，收入存在一定的下滑，但因为网吧行业和游戏产业的紧密结合，韩国依旧是世界网吧产业最发达的国家，其产值也位居世界前列。正是由于游戏产业的专业化，网吧内经常能够看到各种战队的对战，有大屏幕专门演示各队的比赛实况，很多人到网吧不是去上网而是单纯去观看别人比赛。甚至还有专门提供电子竞技比赛的专业网吧，能够组织起全国性的电子竞技比赛，依靠游戏厂家的赞助来获得高额收入。

韩国的网吧使用明显偏向网络游戏产业，但令中国网吧经营者惊奇和羡慕的是网吧行业并未因此背负社会恶评。其中，韩国网吧的管理体制被认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韩国在网吧管理方面已经有了一整套的法律和各种规定，除了韩国文化观光部下属机构专门负责管理网吧外，还有一些民间协会对网吧进行规范。韩国《唱片录像和游戏产品法》对网吧设施的规定十分具体，特别将特殊群体——学生纳入管理设计的范围：针对网吧的开设地点，规定划分了“绝对净化区域”和“相对净化区域”。“绝对净化区域”规定是指距学校50米之内不能开设网吧。“相对净化区域”规定是指距学校200米内的网吧须受到一定的限制。除了网吧的经营地点外，学生群体访问网吧的时间也受到限制。早在2003年，韩国总统令就规定韩国19岁以下的青少年从上午9点到晚上10点之间不得出入网吧[47]。而各种管理措施的实施，由集财税、消防、治安等权力于一体的网吧管理专门机构负责[48]，为政策的执行效力提供了保证。

韩国网吧行业的经营规模、经营模式和涉及的管理措施都吸引了中国网吧行业经营者的关注。甚至有报道称，北京著名的飞宇网吧所有者王跃胜也曾考察过韩国网吧。在他看来，尽管韩国的网吧比中国的饭店还多，但是很规范、很高档，他认为这将是中国连锁网吧发展的趋势[49]。除网吧行业的经营者外，中国的网络游戏产业也想学习韩国的网游和网吧行业[50]。加上韩国网络游戏产业与中国网吧曾有过密切关系[51]，对韩国网吧和韩国网络游戏的讨论是本研究实地访谈一个频频出现的话题，特别对中国游戏厂商的网吧终端工作人员来讲，网吧就是他们日常工作的场所[52]。

二、日本的网吧难民

网吧难民是日本媒体创造的名词，专指一些因为没有固定居所而长期在网吧滞留的人[53]。在日本，网吧难民由于各种原因（欠租、家庭理由等）而不能够再居住于自己的家中或公寓，而转到24小时营业的网吧或漫画吃茶馆度宿。2007年日本一家电视台播放了一部名为《网吧难民——漂流的贫困者们》的纪录片，“网吧难民”一族引发了日本社会的关注[54]。

网吧难民大多数是贫穷的年轻人。和那些因为年纪大而求职困难或无求职意愿的露宿者不同，很多网吧难民都是有心寻找工作，但只是做一些日薪工作的临时工，往往只能拿到最低工资，不享受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更谈不上购买自己的住房。由于公寓的月租金很贵，这些年轻人只好在网吧“安身过夜”[55]。

1.网吧和简易旅馆的杂交

日本网吧为何成为这群特殊“难民”的避难所？日本网吧普遍为单间式，室内配有沙发、电脑或电视等，一般24小时营业，按小时收取计价费。早期网吧为了提高夜间利用率，经常接待一些错过末班车的上班族，但后来却受到网吧难民一族的青睐，这对网吧来说当然也是一个增收的渠道。网吧通过“晚间套餐”的形式向贫困的年轻人提供个人私密使用的房间，提供便宜并且可以长时间出租的储物柜，有的网吧甚至还有淋浴设施，浴室内提供免费的洗发水和沐浴露[56]。

便利的住宿设施和便宜的收费，使网吧成为贫穷年轻人度宿的首选。东京是世界上消费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市中心一个30平方米的公寓每月租金高达15万日元（合1250美元）。而在网吧留宿一晚的价钱约在1400—2400日元（合12—20美元）之间，这对那些每小时薪金只有1000日元（8美元）的自由职业者而言是个不错的选择[57]。

对网吧用户来说，网吧不仅是度宿休息的场所，还可以享用免费续杯的饮品和店内提供的咖喱饭、面条等低价简餐。住在网吧，不仅可以上网冲浪、玩游戏，每天早晨还可以洗上一个热水澡，整理好仪容再去工作。如果去高档的网吧，还能享受更优质的服务，那里的员工就像宾馆服务员一样，都穿着统一制服，很有礼貌[58]。

除了网吧以外，还有一些年轻人栖身于通宵开放的桑拿浴室、廉价客栈或者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快餐店，后者也被称为“麦难民”[59]。与仅买一杯咖啡就苦坐一夜的“麦难民”不同，网吧难民还利用网吧内的电视、互联网、漫画等媒介，保持文化和资讯的接触，体现网吧这种空间蕴含的特殊性。这种网吧与简易旅馆的混搭，折射出技术性和社会性的交融。(www.xing528.com)

2.网吧主要顾客群

日本网吧经营者敏锐地捕捉到市场的商机，顺应消费者构成变动及其需求的变化。这些变动背后隐含着深层的社会问题。日本对网吧难民的相关调查显示，这些人大多没有正式的工作，只能靠打短工谋生。由于挣得钱很少，付不起房钱，只好在24小时营业的网吧睡觉。日本的泡沫经济破裂后，自由工作者增加，企业要减少开支及增加价格竞争力，务求在日本长期的通货紧缩经济中生存，因此减少正职员工而增加聘用派遣职员，反映出日本劳动雇佣环境的变化。这种恶化的雇佣环境对年轻人的冲击更为强烈，他们无力支付租房所需的高昂房租、礼金及押金等费用，只能把眼光盯在那些廉价的住宿设施上。

除了无法获得稳定工作的人群以外，还有一个群体也吸引了媒体的目光。路透社记者发现，网吧中有一些打扮入时的年轻女性，穿着长筒袜和短裙，她们也是这个群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她们来这里的原因像她们的时尚着装一样丰富，有因家庭纠纷而出走，有早恋学生来此约会，也有等候第二天头班电车的赶路人。喜欢漫画的女孩子也不时结伴来这里过夜。因此，日本各地便出现一个借宿网吧度日的新族群[60]。目前，日本网吧已逐渐被这些新兴族群所占领，并有逐渐增多的迹象，这种现象的背后可以看到潜在的无家可归者的队伍在扩大，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

日本网吧难民的出现要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经济低迷时期。经济低迷导致许多人失业，成为自由职业者。到2000年，日本社会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被称为“就业冰河期”。2008年以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大学生的就业难形势甚至被认为超过2000年，进入“超就业冰河期”[61]。到了就职年龄的一代人，无法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挑选工作，无奈只好匆匆就业。因为从事的并非自己所喜爱的工作，辞职现象增多，职业的流动性增强。因此，“就业冰河期”也是导致网吧难民增加的原因之一[62]。

同时，也有人认为，网吧难民的出现也是年轻一代价值观改变的结果，他们不那么愿意遵守公司的工作规定，宁肯到社会上靠打零工维生。拒绝公司制度的管束，换来的低薪使他们只能住在网吧里。年轻人中兴起的独身主义思潮也为网吧难民提供土壤，他们逃避结婚和家庭生活的束缚，寻求个性解放，而网吧恰恰可以从多方面满足他们。这些“迷失的一代”居无定所，不愿结婚，也没有条件结婚，日本民众普遍担心他们会成为未来社会的负担[63]。在这种社会性焦虑促使之下，日本的网吧难民被视为一个社会性问题而被提上政府工作日程。

3.社会的关注和救助

网吧难民的出现引发了日本公众的关注，尤其是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及潜藏社会问题成为包括政府、公众在内思考的议题。这种贫困阶层向年轻人群体蔓延的趋势首先成为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日本有关官员认为，从“劳动安全、卫生和工作能力发展”的角度衡量，在网吧居住和过夜是有问题的[64]。

网吧难民就业形势有其特殊性，他们接受工作、到达工作地点、完成工作、新工作的确认等都离不开手机[65]。大部分网吧难民签约于派遣公司，其工作性质主要是日工派遣形式，只要在劳动派遣公司登记个人信息，就能以手机短信等作为联络工具获得短期工作。这些工作都是当天支付报酬，一般不需要银行账户或个人简历就可以相对轻松地赚到钱。由于日工派遣根据雇主的需要随时安排，其工作性质的随意性决定了收入的不稳定。被派遣者往往只能拿到最低工资，时薪为1000日元左右，也不能享受培训、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等福利，一般来说，每日的报酬只能够维持他们当日的基本生活[66]。

即使网吧难民有意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是一个恶性循环挡在他们面前。由于他们没有固定的住址，即便企业想聘他们为正式员工，一看到简历上的联系方式只有一个手机号码就犹豫了。因为没有稳定的工作，所以付不起房租；因为没有固定的住址，所以很难找到稳定的工作[67]。这种深陷贫困泥潭、越挣扎陷入越深的无奈处境引发社会对政府职责的质疑。

另外，由于网吧难民特殊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少人担心他们有可能参与违法活动。据日本NNS电视节目《ザ·ワイド》（The World）的“网吧难民”特辑所述，利用网上拍卖炒卖门票的黄牛党有一部分也是网吧难民。也有网吧难民偷取游戏软件、DVD影片转售图利[68]。同样进入公众视野的还有公共卫生问题。2006年，东京发现有13人在网吧中感染肺结核，当局怀疑病源是网吧难民。政府发言人表示“这种现象在卫生、劳工和福利方面引发了许多问题。问题是我们还不能确切地知道，网吧里有多少无家可归者，政府该如何干预”[69]。

2007年，纪录片《网吧难民——漂流的贫困者们》引发社会的关注后，有议员向厚生劳动大臣[70]质询，要求调查日本国内网吧难民的实际情况。2007年8月，日本厚生劳动省调查了全国87家24小时营业的网吧中的2000名顾客，发现8％的受访者无家可归。厚生劳动省由此推断，在全国范围内网吧难民约有5400人。2008年4月25日，日本首家网吧难民救助中心在东京成立，长期寄居在网吧的无家可归者将得到政府部门的专门帮助，厚生劳动省将为这些人提供就业信息，而东京都政府将向他们提供部分免息生活贷款[71]。

4.日本社会的个人化

日本网吧所发生的空间挪用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它所展现的正是日本社会个人化的后果之一。网吧在空间功能上不单是一个接入互联网的场所，甚至主要不承担这样的功能，而是被改造成一个特殊人群日常居住和生活的场所。通过使用方式的转换，在一定意义上，公共的消费场所变成了私人的居住场所——“家”。“家”对个体的含义被重新定义，折射出传统意义上家庭及其社会功能的缺失。这种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世界性变动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即所谓的“个人化”问题，在不同的社会语境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有研究者认为[72]，日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实质性的个人化”，对日本人的亲密圈子和人际关系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社会的个人化，既有现代社会普遍趋势的个人化，也有作为日本“基本人际状况”变化意义上的、带有日本特点的个人化。后一种个人化是造成日本诸多特有现象和社会问题增加的重要原因。个人化对日本的家庭和次级集团及个人行为方式的变化产生了特殊的影响。伴随日本社会的现代化，个人和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甚至被描述为个人从共同体不断“析出”的过程。

个人“析出”包含了四个式样：自立化（individualization）、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私化（privatization）、原子化（atomization）。第一次是从对全体社会、区域社会的贡献退到对中间团体（企业、学校等）的贡献；第二次是个人从中间团体退到私人领域[73]。日本第一阶段的个人化并非像西方社会那样是一个将个人从集团中“析出”的过程，而主要是家庭形态的变化，即核心家庭的大量出现，村落共同体、区域社会、家元组织等对个人的束缚弱化了，但个人却被融合到各种次级集团（企业、学校、公司等）中，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并没有什么变化。对日本人基本人际状态真正产生影响的是第二阶段的个人化。当家庭这个最后的港湾变成也可以选择的时候，当即便是最亲密的家庭成员之间也需要精心经营和维持关系的时候，意味着个体不再有什么守得住的安全保护壳，就其极端意义而言，意味着社会“液体化”了。个体的亲密圈子变得更不稳定，需要采取更为多样的手段才能维持“心理社会均衡”，这时的个体真的开始从各类关系中被“析出”[74]。再加上日本“公·私”观念的独特性以及相伴随的日本家庭生活空洞化，各类相关的社会问题，特别是青少年问题通过大众媒体呈现在人们面前[75]。这也是网吧难民现象多见于年轻一族的重要背景。

与日本网吧空间的挪用类似，本研究也发现一些长期寄居网吧度日的中国案例，不过与日本网吧业主的主动改造相比，中国大众型低价网吧所提供的各种硬件配置和服务更为简陋。本研究还发现，一些网吧以擦边球的形式，将这种住宿、旅馆性质的业务与传统的网吧业务相融合，以满足市场的需求，这种情形在流动人口密集的大学周边地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更为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