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吧早期的形态及其演化与变化

信息传播技术进入社会空间需要找到落脚点。它需要遵循原有空间的规则，与此同时，它的介入也将改写并重新塑造空间的特性。这种对变动和关联的重视是驯化理论建构的前提。驯化理论所关注的变动，不仅仅发生在使用者的实践和技术本身，二者互动所依赖的情境也会随之发生微妙的变动[24]。从情境变动的范围来看，不仅发生在诸如家庭这样相对封闭的微观环境，同时也与更大的外部环境密切相关。本研究将从几种不同的网吧形态切入，考察不同网吧所构筑的微观环境以及其所依存的社会宏观环境。

从起源上看，网吧空间的建构呈现出强烈的杂交性（hybridity）[25]，网络技术嵌入社会空间的过程，也是混合原有空间的过程。与家庭环境明显不同的是，网吧生态的建构中有一个关键的角色发挥作用，即网吧经营者。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一个与驯化过程不同的“转译”过程[26]，即网吧经营者通过对网吧顾客群体的构想来设计一个实体空间，按照假想中的顾客群将网吧这一概念转译成本地的实体形态。驯化过程强调的是技术使用主体“为我所用”的实践，而“转译”过程强调的是第三方对建构所做的设计，是如何“为他所用”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考察网吧经营者的实践。根据英国和西欧的经验材料，本研究粗略地将网吧早期的形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植入咖啡馆

不管是网吧、网咖、网络咖啡屋还是internet café、cybercafé或net café，它们都和咖啡馆有关。从中国的情形来看，作为一个舶来语，“网络咖啡屋”标志着中国网吧的诞生[27]，它与更早的“电脑室”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提供网络接入。“网络咖啡屋”这一名称标明了咖啡馆和网络技术的杂交。

20世纪90年代，网络咖啡馆在欧美等国兴起，90年代中后期和21世纪前几年吸引了英国、北欧一些学者的关注。学者们尽管用internet café、cybercafé或net café指称这一互联网接入方式，但也承认要给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是极为困难的：一方面从业者的自我定位出于种种目的暧昧不明；另一方面这个行业在形态和功能上又不断发生变动。研究者认为，一个特定的地点是否自称“网络咖啡馆”（internet café）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判断指标，有的自称“咖啡馆”但并未营造出传统咖啡馆的氛围，而有些社区中心或图书馆却可做到这一点[28]。“网络咖啡馆”这一词汇的意义仍然有某种程度的流动性，不同的组织出于种种原因，可能认同这一标签，也可能不予认同。

研究者李在位于英国南部旅游城市的一家网络咖啡馆开展了一年多的田野观察[29]。她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尽管这家网络咖啡馆名叫“冲浪者天堂”（Surfers' Paradise），业主还是倾向于称自己的生意是“一家提供上网设施的咖啡餐饮吧”，试图与通常意义的网络咖啡馆划清界限。在他看来，网络咖啡馆（cyber café）对于很多顾客来说是毫无吸引力和让人讨厌的招牌。这家网络咖啡馆布局和功能设定了也体现了这一理念，占据主导性空间的仍然是咖啡馆的传统服务内容，只在隔层划定了单独的区域，布置了六台联网的电脑提供上网服务。

学者利弗（Liff）和拉格恩（Lægran）[30]将这种模式称为有限地跨越边界，这是一种咖啡馆和虚拟空间并置（cyber/café）的结构。还有一种类型仅仅把互联网作为一种风格（cyber-style café），特别在网络普及的早期阶段，网络成为展现咖啡馆高科技风格的卖点。在研究者看来，这两类网络咖啡馆都未能充分显示网络咖啡馆的含义，因为它们都倾向于维持而不是打破咖啡馆和网络技术的边界，分而治之的空间布局和管理模式未能体现出互联网的真实价值。在此基础上，研究者提出只有互联网起支配作用的网络咖啡馆才能有效跨越边界，构筑新的富有意义的社会空间。在这种空间内，不仅互联网的接触终端——电脑高度可见，人们的使用行为也在他人的注视之下。

如果借用连续体或者光谱来描述各种不同的网络咖啡馆形态，光谱的一端是传统的咖啡馆，另一端是互联网接入，在某一特定的空间内，各种不同组合的网络咖啡馆分布其间。最接近传统咖啡馆的是那些以互联网接入为风格的咖啡馆，包括提供无线网络接入这种附加服务的连锁咖啡店，如星巴克。在它们的构想中，提供网络接入与提供报纸杂志一样，向顾客释放这样的信号：这是一个让你享受闲暇的场所。靠近相反的一极则由互联网占据空间的统治权，构成一个以互联网技术使用为核心的俱乐部，咖啡或者其他餐饮服务作为附加服务存在。研究者更多地聚焦于光谱中接近互联网接入这一极的网络咖啡馆形态，尤其关注它所蕴含的公开性和社会性。然而，正如本研究所强调的，网络咖啡馆这种形态本身就是不断演化并将持续变化，我们需要在具体的历史地理环境中分析和理解这些形态。

不管咖啡馆在空间中的比重如何，相比于其他公共场所接入形式（如图书馆），咖啡馆的氛围显然是吸引特定消费者的重要因素，有的研究甚至认为这一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复兴了咖啡馆最早的意义：人们聚集在一起读报纸、交流小道消息或者维系社交网络。更为重要的是，网吧这一形式为使用者提供了一个富有社会性、娱乐性的环境，对他们来说，花钱购买的不仅仅是互联网接入，还获得了在一个有吸引力且能获得社交享受的环境中上网的优越感。与结伴去咖啡馆的经历不同，网吧还创造了一种社会交换的焦点和一种共享的兴趣爱好[31]。对空间的消费和对技术的消费制造了双重的吸引力，互联网技术和咖啡馆传统在某些特质上实现了契合：公开、交流、分享、连结，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既在实体空间也在虚拟空间展开，这种并置使网络咖啡馆成为与福柯所言的镜中世界、公墓、电影院类似的异托邦场所[32]。

这种网络咖啡馆的经营模式在市场竞争中受到以星巴克为代表的跨国连锁企业的强烈冲击。二者所提供的用户体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形成了直接的竞争关系。伴随无线网络技术的日渐普及，网络硬件设施对个体的限制越来越少，提供互联网接入的咖啡馆不断进行调整。

二、植入社区中心

西欧福利国家的社区中心网吧模式，可视为具有公益功能的社区中心、咖啡馆以及互联网技术三者的混搭。与明确隶属于私人商业领域的咖啡馆不同，社区中心作为一种空间设计，主要由政府推进和扶持，是一种旨在提供公平资源的社会基层单元，它的公共服务背景和提供最低资源保障的使命，使其更接近于公共图书馆。然而在不同的语境下，社区中心的网吧具有各自不同的意义。(www.xing528.com)

互联网技术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普及，与世界范围内各国政府的支持密切相关。为了尽可能填平数字沟，各国政府积极发掘现有公共服务机构在互联网接入供给方面的潜力，学校、图书馆、社区中心等纷纷被纳入互联网普及的公共基础设施队列。特别在互联网普及的早期，不少发达国家就进行了电子村落的尝试，其中比较知名的是北欧的telecottage[33]和美国的freenet项目[34]。

学者沃蒂宁（Uotinen）[35]研究了一家位于芬兰东部边远地区省会城市的社区中心网吧。芬兰被认为是信息传播技术应用全球领先的国家之一，手机普及率、家用电脑普及率以及互联网普及率都很高。芬兰政府不遗余力地自上而下推进信息传播技术的普及，并将之提升到公民素养的高度。这与20世纪90年代末在福利国家推行的数字民主项目风潮相吻合。在这种带有强制色彩的策略和话语体系之下，沃蒂宁想知道个人在整个社会积极迈向信息社会的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沃蒂宁的案例中，社区中心的网吧为公众提供了一个自愿参与的机会，使用者建构起自身对互联网技术和网吧的理解。

网吧所寄身的社区资源中心被视为一个社会交往的场所，提供社交、支援、信息、认同及归属感。沃蒂宁观察到旧社区中心的主要访客是那些失业者、学生、领救济金者。改造后的网吧被精心设计成社区中心的主体。为避免给人以一种“书呆子场所”（nerd place）或者“时尚场所”（trendy place）的印象，社区中心网吧的装修非常简单，紧邻社区餐厅。设计者担心上述这两种风格会吓走那些对互联网技术不了解的人，从而使他们失去亲身尝试的机会。与社区附近的商业网吧相比，这里的网络服务完全免费，并且有志愿者提供上网相关的帮助。志愿服务和社区中心网络接入的硬件共同改变了旧社区中心形象，原来这里只是一些遇到困难的人寻求帮助的地方，现在则是一个充满现代气息的地方，各类人都来这里“触网”。

与商业性的网络咖啡馆不同，这里不仅互联网接入不收费，连提供的饮料服务也没有标价，全凭个人主动捐赠，如果一分钱没带，照样可以享受这里的服务。互助、开放、无负担的氛围促使更多元的人群尝试上网，沃蒂宁认为这种形式的网吧是第三部门和信息社会的结合。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中，第三部门在政府和市场两股力量之外担当着重要的社会角色[36]。芬兰的这个社区中心网吧作为当时的一个成功案例，展现出当时通向信息社会的一种有效策略：以尊重个体选择为前提，营造一种适宜的环境，吸引更多的人接触互联网。它的根本目的与其他政府主导的互联网推进项目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只不过在手段上有所创新。

这一空间最重要的社会性体现在所谓的互助模式上。商业网吧建构的主导关系是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关系模式，而社区中心的网吧更凸显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的关系。这种平等甚至体现在提供上网帮助的志愿者着装上，他们的穿着与上网的人并无二致，也无需佩戴标明身份的名牌。对于网吧使用者来讲，这种形式也有一些恼人的地方：有人霸占电脑一整天；有人用完不进行系统还原，迫使下一位使用者在限定的时间内只好一一将电脑设置为自己习惯的模式；等等。这种公益性的使用模式，与纯商业经营的消费模式相比，存在着另外看不见的限制条件。

三、与小商业杂交

商业性网吧在形态、功能、风格等各方面更容易受所处社会环境的约束。与城市商业中心的休闲、购物、旅游等人群密集且人流量大的地段相比，那些扎根在居民区、主要为附近居民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小网吧更能体现这种技术进入空间社会过程的复杂性。

韦克福德（Wakeford）[37]以远离伦敦市中心的二区边缘地带两家私人独立小网吧为例，说明在2000年前后占据伦敦市中心的连锁网吧（如easyInternet Café）并不能代表这种空间的复杂性，反而是这两家由土耳其移民和索马里移民经营的地方性网吧展现出更丰富的意义。从经营业态上看，这些位于大都会边缘地带的移民区小网吧更为综合。除了提供罐装饮料和袋装零食外，他们提供的服务还综合了商务中心（复印、传真、打字、翻译）、低价电话亭（特别是与印度、非洲的长途通话）、多人线上游戏装备或者礼品店的内容。其中的一家网吧并不提供咖啡馆服务，有限的罐装饮料和袋装零食完全由顾客自己取用。

在网吧内部装潢和电脑、网线等硬件基础设施摆放上，独立小网吧也选择了一种比较粗糙的风格。在easyInternet Café这样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大型连锁网吧里，网线几乎全部被隐藏起来，而小网吧里网线乱糟糟直接摆放在消费者眼前。同样直接呈现在消费者眼皮底下的还有他人的互联网使用行为。与连锁网吧的布局不同，两家伦敦郊区的独立小网吧从空间设计上并没有给顾客留有多少隐私方面的考虑，这部分受限于网吧的面积。其中一家小网吧的电脑和电脑之间完全没有隔档，在这样公开、高度可见的环境里，人们能够轻易看到陌生人的电脑屏幕。然而，根据研究者的观察，并没有顾客表达对隐私的顾虑，或者试图遮盖自己的屏幕。而另一家网吧的电脑之间用木板做了隔断，需要拉出椅子才能看到隔壁座位的屏幕。在这样的网吧空间内，新的复杂且重叠的空间秩序被建构起来。韦克福德还观察到一种综合的信息传播技术使用形式。在上网的同时，网吧顾客同时开着手机，对于附近的学生来讲，网吧不像学校计算机实验室一样要求关闭手机，而保持手机连接的重要性要大过网络在线。

网吧的空间布局及其功能与网吧所在的在地情境（local context）有关。附近区域的特征，特别是居民的人口特征，是理解这些网吧的关键因素。在开始他们的生意之初，每一家网吧必须向各不相同的在地用户提供互联网接入的独特版本。位于移民聚集区的这两家独立小网吧各有业务特色：一家将自己建构为一个电讯枢纽（a telecommunications hub），除了互联网接入外，还提供手机卡、国际长途电话卡、上网培训等各种移民通信所需要的服务内容；另一家主打移民文化，在提供互联网接入的同时，还提供餐饮服务，兼售书籍，安排演出等文化活动。混杂而多元的服务项目与网吧所在的地理区域和顾客构成及其需求密切相关。这种强调地域特征的业态，与连锁的网吧同质化去场所（placelessness）特征形成鲜明的对比。

伦敦郊区独立小网吧的案例丰富了早期对网吧形态的研究。即使在伦敦这样从20世纪末连锁网吧就占据支配地位的大都市里，网吧也呈现出多元的形态。值得注意的是，小网吧不仅受到地域的影响，还不可避免地受到属于同一行业的大型连锁网吧的影响。各种社会力量交错构成一个复杂的生态，网吧作为一个社会建构，对它的关注不仅在于有限的网吧空间内部，还应该包括与之频频互动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