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意义及方法探析

一、研究意义

以往有关中国网吧的微观研究较多地聚焦于某类特殊群体（如农民工），而宏观研究则更多地集中于政策、信息分层等领域。本研究以城市街头巷尾常见的大众网吧作为考察对象，描述更具普遍性的情景，有望补充大众型的网吧研究资料。在理论建构上，本研究试图探索中国语境下新信息传播技术与社会变迁的关联，立足城市日常生活，尝试建构适用于解释当下中国社会问题中信息传播问题的理论阐述，探索个人、技术和社会的动态关系。

从现实意义来看，探索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信息传播技术在中国加剧的城市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对二者关系的考察，将有助于人们理解新信息传播技术发生效用的方式、途径及局限，同时也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征和实质的认识。

以网吧为代表的传播空间，对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和心理状况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对网吧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人们理解新信息传播技术对特定人群的影响，特别是青少年和失业人群等易受影响群体。

无线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普及，势必对以网吧为代表的传统接入方式产生影响，进而可能对网吧行业产生重大影响。梳理关于这个行业的知识，也有望为以后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提供参考资料和借鉴。

二、资料采集

在2009年一项新媒体受众问卷调查基础上，研究者开始关注互联网、手机等信息传播技术使用的场景问题[92]。经过相关的理论学习和文献梳理，本研究将研究的对象锁定在网吧这一新媒介接触点上，并于2010年夏季对北京网吧开展了初步考察，2011年1月正式开始收集经验资料。

研究的资料主要来自深度访谈和田野观察。访谈为半结构半开放式，力图捕捉有关个体的多种信息，包括个体的生活状态、使用经历、情感和评价等多方面的内容。访谈对象包括网吧顾客（包括常客和散客）、网吧经营者（网吧业主、经理）、网吧工作人员（网管、收银员）、网吧相关行业人员（台球厅、游艺厅业主、网吧技术维护人员、游戏推广员）、网吧协会会员、文化主管部门负责人等。访谈在征求访谈对象同意的情况下全程录音，未获准录音的情况下进行现场笔录，当天将笔记整理为文字档案，同时记录研究过程和研究者的个人感受。

对网吧的相关历史背景分析，主要使用文献研究法。除了专业学术期刊和正规出版物外，研究还参考Youtube及国外相关网站，如世界各地的网吧通过互联网发布的自我推广视频广告等资料。此外，研究者还利用出访美国、法国的机会，实地考察当地网吧。

进入网吧展开资料收集，首先需要突破“把关人”，即需要网吧管理者的许可。在实际经验材料采集过程中，研究者深刻感受到网吧这一空间在中国的特殊性。作为公开商业场所的普通消费者，研究者受到欢迎；作为网吧研究者，则需要经过多次“检验”，常常被提防甚至被拒绝。其中的原因之一，在于网吧有一定的敏感性，特别是未成年人上网问题，因此研究者曾多次遭遇拒绝。

受个人社会资源的限制，本项研究主要在上海市、山东省青岛市、安徽省合肥市以及河南省漯河市四个城市展开。此外，研究者还实地考察了浙江省杭州市、安徽省蚌埠市、河南省郑州市、陕西省延川县等地的网吧作为辅助材料，但深度访谈则因各种原因未能顺利展开。此外，研究者本人曾有2000年湖北省武汉市、1999—2006年广东省广州市等不同网吧的使用经历，这些个体经验有助于加深研究者对2011年四个城市网吧的理解和认识。

本研究访谈资料的采集主要发生在上海、青岛、合肥、漯河四个城市的网吧。四个城市及不同网吧的选取，力争呈现网吧在不同类型城市的典型性，主要考虑因素包括人口规模、区域位置、发展程度等。

从省来看，本研究选取的是网吧众多、人口相对密集的省和直辖市。根据网吧行业主管单位文化部发布的数据，至2011年年底，全国约有14.6万家合法营业的网吧[93]。报告称受政府政策的引导及市场的调整，全国网吧数量总体保持平稳，“新增的指标全部用于网吧连锁直营门店的设立”[94]，“如江苏、山东、四川等连锁推进有力的地区”[95]。通过对照网吧地区分布和人口密度，研究者发现网吧的分布与人口密度高度相关（见表1），网吧数前十位的省份占据全国合法网吧60％以上的份额，而各省相对应的人口总数也占到全国总人口的56％。山东、河南、安徽都属于人口大省，网吧数量也相对较多，但互联网普及率相对不高，在全国的互联网普及率排序中处于中后段。

表1　中国网吧地区分布、地区人口数与网络普及率[96]

四个城市体现人口、网吧规模之外的互联网普及率差异。上海为直辖市，以66.7％的普及率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北京的70.3％；网吧总数位居第一的山东以37.8％的互联网普及率居全国中段，青岛为副省级城市，其城市发展程度以及网吧经营都极有特色；同样拥有众多人口和众多网吧的河南、安徽两省互联网普及率同处全国末端，本研究选取的合肥为省会城市，漯河为地级市，力图体现这些城市之间的差异。

表2　上海、青岛、合肥、漯河四城人口数、网吧数概况

从人口规模来看，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上海人口突破2300万[97]，青岛871.5万[98]，合肥570.2万[99]，漯河254.4万[100]。从网吧规模看，上海网吧1531家[101]，青岛网吧1964家[102]，合肥网吧1041家[103]，漯河网吧249家[104]。此外，四个城市的选取还试图体现出地区和发展程度的差异。

三、驻点网吧简介

本研究在上海、青岛、合肥、漯河的六家网吧展开了长时间的田野观察和现场访谈。此外，本研究还补充使用其他网吧实地采集的资料，以便于对照。这些网吧包括：青岛市三家规模较大的中高档网吧；合肥市六家分属中高低不同档次的网吧；上海市五家新装修的大规模连锁网吧等。从数量来看，在资料采集阶段，研究者共走访和观察近50家网吧，涵盖市场区隔的高中低各个层次。但受限于各种因素，本项目主要资料从六家网吧获取。这六家网吧主要分布在城市居住和生活区域，或处于城市功能区域的混合地带，这与研究设计中关于“去网吧”与城市社会交往的问题相关。这六家网吧的具体情况如下：

漯河网吧A：紧邻市中心的商业区，网吧所处的位置曾经是20年前最繁荣的市中心地带，环绕着防疫站、国营饭店、粮油店、百货商店、文化宫，还有当时市里唯一的电影院。如今这些场所一一消失，这条街成为紧邻商业区的餐饮一条街，小饭馆和大排档林立。在形形色色的饭馆招牌中，间或亮着风格接近的网吧招牌，A网吧就是其中之一。从规模来看，A网吧并不大，楼上楼下共有六十几台电脑。但是这里人气很旺，研究者观察到，下午以后A网吧的开机率达到80％以上。A网吧的实际拥有者是本地的一位公务员，日常经营则由家人负责，平时网吧里只有一位前台收银员女孩和一位网管。该网吧到访谈进行时（2011年2月）已接手运营两年，网吧投入数十万，除了网吧牌照转让费等，光更换全新的电脑机器就花费了差不多30万。和当地其他网吧一样，为了满足游戏玩家的需要，网吧需要双线接入，即电信、网通的网络都需要配备，双线接入的年费在1.5万左右，再加上空调、电脑的电费，经营一年多后，这家网吧才开始摆脱亏损状态。

漯河网吧B：B网吧所在的区域原属旧城的边缘，随着城市的拓展，这里已经成为市中心的一部分。网吧坐落于一个新建五六年小区的临街门面，幸好两层的铺面由网吧所有者自己购置，租金成本才得到有效的控制。实际所有者是一位本地女性，平时主要由她的弟弟、36岁的老刘负责管理。往南一两公里就是原来的城南郊区几个村庄，现在已经变成人口密集的新兴住宅区。B网吧附近有三四个高中和初中，主要顾客也是这些初高中的学生群体。B网吧的规模比A网吧大一些，约有一百多台电脑。除了大厅外，还设有规格不一的包间，包间内配有沙发，一些包夜上网的顾客会选择在此休息，但平时仍以大厅营业为主。B网吧的开机率在晚上10点钟以后达到顶峰，附近下了晚自习的初高中学生纷至沓来，有不少学生会选择在这家网吧通宵上网。

漯河网吧C：C网吧紧邻该市一家大型企业，这家企业员工众多，其中有不少是来自附近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这家网吧与B网吧相距1公里左右，C网吧更接近城市延伸之前的郊区。事实上，C网吧的马路对面就曾是一个村庄，现在村庄已然被改建成高高低低的外来务工人员居住区。C网吧开了不到两年，营业场地是临街的一楼商用店面，原本是两大间，现在已经隔出来一间转租给一家不开门营业的特殊游戏厅，也就是处于黑色地带的赌博场所，主要赌具是老虎机之类的设备。网吧经理老吴对这个租客不愿多提，显然有所避忌。C网吧每月的开支要两万元以上，“生意越来越难做”，老吴说这里的顾客主要是住在附近的外地务工者，“他们住在对面城中村，那里也不好弄电脑办网，下了班他们就经常来这儿”[105]。来C网吧的“学生很少”，因为这里已经离学校比较远，再加上包括B网吧在内的多家网吧瓜分了学生这个消费群，这一点也可以从C网吧工作日白天的低上座率看出来。“小孩儿不让进，罚不起啊，咱们又没啥关系，前几个月还被消防上关了两个月，不敢让小孩儿进来。”[106]C网吧严格执行禁止未成年人上网的规定，之前被罚的经历给C网吧留下了深刻的教训。C网吧仅剩的一半营业面积设有四五十台电脑，大厅式的，没有包间或者隔断的屏风，整个网吧尽收眼底。周日上午11点多，这里大约有十几个年轻人在上网，大部分在打游戏，时不时传来几阵说笑声。这种冷清的气氛与A、B网吧那种混合着吵杂人声烟味的气氛颇为不同。C网吧的设施布局、硬件设备与本市大部分网吧类似，门口落地窗被满幅的游戏海报占据，在一排临街门店中很是抢眼。和A、B网吧类似，C网吧提供饮料、零食贩售，不过也“赚不到啥钱”[107]，仅仅是网吧便利顾客的服务内容之一。

合肥网吧D：D网吧位于市郊，附近有两所高等院校和几家职业学校，大学生是他们的主要顾客。D网吧附近网吧林立，它的隔壁就是另一家网吧。D网吧租借居民区商用铺面的一、二两层，共有七八十台上网机器。老板在一楼楼梯口收银，二楼无人看管，坐满了20来岁的年轻人。

青岛网吧E：E网吧在商业区和居民区混合的地带，马路对面就是社区的派出所所在地，E网吧附近有一条家具专业街，主要顾客也以上班人群为主，中午是一个高峰期，附近工作的人们吃完午饭后常常到此上上网、打游戏，在午间休闲放松。

上海网吧F：F网吧位于上海市虹口区一个老的居民社区，附近以居民住宅为主，邻近一个驻军机构，平时主要顾客为附近的居民，外来人口和上海本地人口都有，偶尔还有一些军人，这些身份特殊的军人是部队纠察队检查的目标，但网吧会适当进行“有策略”的保护。F网吧的实际所有者是福建福州人，他有两个女儿，日常经营则由两个女婿负责。主要工作人员包括一个18岁的收银员女孩和两个轮班的网管。F网吧规模不大，约有一百台电脑。

研究最初的设计是综合使用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的方法，量化研究主要是在网吧内进行上网者的问卷调查，试访发现问卷效果不佳，执行难度较高，转而以质化研究为主，一是进行网吧内的田野观察，二是对上网者、经营者等进行深度访谈。每个访谈基本在1小时左右，也有若干访谈受网吧环境的干扰未能充分展开。除了在网吧外，研究者还在咖啡馆、游戏工作室、家庭等场所开展访谈，访谈对象包括长期忠实的高频率网吧用户、访问网吧频率较低的青年、曾经去网吧但现在不再去的青年、从来没去过网吧的青年等。

总体来看，本研究访谈的对象集中在18—35岁，男性为主，年龄最小的11岁，最大的54岁。访谈对象主要是网吧上网人群，还包括一定数量的网吧经营者、网管（兼具网吧使用者和管理者双重角色）以及网吧的政府管理方。从地区分布来看，上海完成25个有效访谈，漯河完成26个，青岛完成10个，合肥完成7个，四地访谈总数68个。在访谈资料整理阶段，还通过互联网、电话等形式进一步对访谈信息进行核实和增补；同时，在从事IT行业、网吧行业等专业人士的帮助下，对访谈涉及的内容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注解：

[1]　Walther，J. B.，Gay，G. & Hancock，J. T.，“How do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researchers study the Internet？”，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5，55（3），pp.632-657.

[2]　Chaffee，S. H. & Metzger，M. J.，“The end of mass communication？”，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2001，4（4），pp.365-379.

[3]　Allon，F.，“An ontology of everyday control：space，media flows and 'smart' living in the absolute present”，in Couldry，N. & McCarthy，A.（eds.），MediaSpace：Place，Scale and Culture in a Media Age，Routledge，2004，p.255.

[4]　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5]　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第三版）》，曹书乐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49页。

[6]　詹姆斯·卡瑞、珍·辛顿：《英国新闻史（第六版）》，栾轶玫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页。

[7]　Silverston，R.，“Domesticating domestication：reflections on the life of a concept”，in T. Berker，M. Hartmann，Y. Punieand K. Ward，（eds.），Domestication of Media and Technology，Open University Press，2006，p.230.

[8]　同上。

[9]　詹姆斯·卡瑞、珍·辛顿：《英国新闻史（第六版）》，栾轶玫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0页。

[10]　同上书，第199页。

[11]　金兼斌：《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述略》，《现代传播》2002年第4期，第82—88页。

[12]　Newhagen，J. E. & Rafaeli，S.，“Why communication researchers should study the Internet：a dialogue”，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6，46（1），pp.4-13.

[13]　Walther，J.，Gay，G. & Hancock，J.，“How do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researchers study the Internet？”，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5，55（3），pp.632-657.

[14]　詹姆斯·卡瑞、珍·辛顿：《英国新闻史（第六版）》，栾轶玫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221、222页。

[15]　同上书，第219页。

[16]　McChesney，R.，“The Internet and U. S. communication policy-making in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perspective”，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6，46（1），pp.98-124.

[17]　ITU（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The world in 2011：ICT facts and figures”，http://www.itu.int/ITU-D/ict/facts/2011/index.html，2012-12-12.

[18]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互联网发展研究》，2012年7月。

[19]　Morley，D.，“What's 'home' got to do with it？Contradictory dynamics in the domestication of technology and the dislocation of domesticity”，in Berker T.，Hartmann M.，Punie Y. & Ward K.（eds.），Domestication of Media and Technology，Open University Press，2006，p.25.

[20]　Walther，J.，Gay，G. & Hancock，J.，“How do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researchers study the Internet？”，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5，55（3），pp.632-657.

[21]　Kember，S. & Zylinska，J.，Life after New Media：Mediation as a Vital Process，The MIT Press，2012，p.XV.

[22]　特立尼达（Trinidad）属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Trinidad and Tobago），面积5128平方公里，其中特立尼达岛4828平方公里，多巴哥岛300平方公里，人口122万（2016年），英语为官方语言和通用语，现为英联邦成员国。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826/1206x0_680828/。

[23]　Miller，D. & Slater，D.，The Internet：An Ethnographic Approach，Berg，2000，p.1.

[24]　Miller，D. & Slater，D.，The Internet：An Ethnographic Approach，Berg，2000，p.1.

[25]　同上书，第4页。

[26]　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四版）》，崔保国、李琨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27]　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28]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1页。

[29]　McQuail，D.，“The media and lifestyle：editor's introduction”，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2，17（4），pp.427-428.

[30]　罗杰·西尔弗斯通：《电视与日常生活：关于电视观众的人类学研究》，单波译，参见参迪金森等编：《受众研究读本》，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页。

[31]　同上。

[32]　Silverstone，R.，“Domesticating domestication：reflections on the life of a concept”，in T. Berker，M. Hartmann，Y. Punie and K. Ward，（eds.），Domestication of Media and Technology，Open University Press，2006，p.233.

[33]　Morley，D. & Silverstone，R.，“Domestic 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 and meanings”，Media Culture Society，1990，12（1），pp.31-55.

[34]　Berker，T.，Hartmann，M.，Punie，Y. & Ward，K.，“Introduction”，in Berker，T.，Hartmann，M.，Punie，Y. & Ward，K.（eds.），Domestication of Media and Technology，Open University Press，2006，p.1.

[35]　同上书，第2页。

[36]　Berker，T.，Hartmann，M.，Punie，Y. & Ward，K.，“Introduction”，in Berker，T.，Hartmann，M.，Punie，Y. & Ward，K.（eds.），Domestication of Media and Technology，Open University Press，2006，p.3.

[37]　Silverstone，R.，“From audiences to consumers：the household and the consumption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1，（6），pp.135-154.

[38]　Berker，T.，Hartmann，M.，Punie，Y. & Ward，K.，“Introduction”，in Berker，T.，Hartmann，M.，Punie，Y. & Ward，K.（eds.），Domestication of Media and Technology，Open University Press，2006，p.4.

[39]　Silverstone，R.，“From audiences to consumers：the household and the consumption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1，（6），pp.135-154.

[40]　罗杰·西尔弗斯通：《电视与日常生活：关于电视观众的人类学研究》，单波译，参见迪金森等：《受众研究读本》，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页。(www.xing528.com)

[41]　Silverstone，R.，“From audiences to consumers：the household and the consumption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1，（6），pp.135-154.

[42]　同上。

[43]　Silverstone，R.，“Domesticating domestication：reflections on the life of a concept”，in T. Berker，M. Hartmann，Y. Punieand K. Ward，（eds.），Domestication of Media and Technology，Open University Press，2006，pp.231-233.

[44]　Berker，T.，Hartmann，M.，Punie，Y. & Ward，K.，“Introduction”，in Berker，T.，Hartmann，M.，Punie，Y. & Ward，K.（eds.），Domestication of Media and Technology，Open University Press，2006，pp.5-6.

[45]　Silverstone，R.，Hirsch，E. and Moley，D.“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household”，in Silverstone，R. and Hirsch，E.（eds.），Consuming Technologies：Media and Information in domestic spaces，Routledge，1992，p.13.

[46]　同上。

[47]　Moores，S.，“'The box on the dresser'：memories of early radio and everyday life”，Media Culture Society，1988，10（1），pp.23-40.

[48]　Morley D，Silverstone R.，“Communication and context：ethnographic perspectives on the media audience”，in K. Jensen and N. Jankowski（eds.），A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methodologies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Routledge，1991，pp.149-162.

[49]　Miller，D.，“Why some things matter”，in Miller，D.（ed.），Material Cultures：Why Some Things Matter，UCL Press，1998，pp.3-21.

[50]　莫利：《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史安斌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51]　同上书，第21页。

[52]　同上。

[53]　Silverstone，R.，“Domesticating domestication：reflections on the life of a concept”，in T. Berker，M. Hartmann，Y. Punie and K. Ward（eds.），Domestication of Media and Technology，Open University Press，2006，p.233.

[54]　Lægran，A. & Stewart，J.，“Nerdy，Trendy or Healthy？Configuring the Internet Café”，New Media Society，2003，5（3），pp.357-377.

[55]　吴小坤、吴信训：《国际视野下新媒介研究的沿革与动向》，《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1期，第28—39、110页。

[56]　Liff S. & Steward F.，“Shaping e-Access in the Cybercafé：Networks，Boundaries and Heterotopian Innovation”，New Media Society，2003，5（3），pp.313-334.

[57]　与网吧相关的坏消息在媒体上时有报道，如发生于2010年12月4日的贵州凯里网吧爆炸，参见网易新闻专题，http://news.163.com/special/guizhouwangba；李忠将、杨洪涛：《贵州凯里网吧爆炸事件死亡人数上升为7人》，新华网贵州频道，2010年12月6日。

[58]　Lee S.，“Private Uses in Public Spaces：A Study of an Internet Café”，New Media Society，1999，1（3），pp.331-350.

[59]　Hand M.，“The people's network：Self-education and empowerment in the public library”，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ociety，2005，8（3），pp.368-393.

[60]　Tomasello，T.K. & Mc Clure，C.R.，“Internet Public Access Models：Approaches and Issues A”，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onference，San Diego，CA，May23-27，2003.

[61]　Mutula S.，“Cyber café industry in Africa”，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2003，29（6），pp.489-497.

[62]　Wahid F.，Furuholt B. & Kristiansen S.，“Internet for development？Patterns of use among Internet café customers in Indonesia”，Information Development，2006，22（4），pp.278-291.

[63]　例如，Lægran，A. & Stewart，J.，“Nerdy，Trendy or Healthy？Configuring the Internet Café”，New Media Society，2003，5（3），pp.357-377；Lee S.，“Private Uses in Public Spaces：A Study of an Internet Café”，New Media Society，1999，1（3），pp.331-350。

[64]　国务院令第363号：《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网站，2005年8月21日。

[65]　邱林川：《信息“社会”：理论、现实、模式、反思》，《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年总第5期，第71—99页。

[66]　邱林川：《从信息中层到信息中坚》，《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6年总第97期，第101—110页。

[67]　同上。

[68]　丁未：《黑白世界：一个城中村的互联网实践——社会资源分配与草根社会的传播生态》，《开放时代》2009年第3期，第135—151页。

[69]　丁未：《中国信息社会下的“都市里的村庄”——社区传播生态个案研究》，《中国传媒报告》2010年第2期，第57—73页。

[70]　丁未：《黑白世界：一个城中村的互联网实践——社会资源分配与草根社会的传播生态》，《开放时代》2009年第3期，第135—151页。

[71]　Lægran A. S. and Stewart J.，“Nerdy，Trendy or Healthy？Configuring the Internet Café”，New Media Society，2003，5（3），pp.357-377.

[72]　Zhou Y. M.，“Privatizing Control：Internet cafes in China”，in Zhang L. and Ong A.（eds.），Privatizing China：socialism from afar，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8，pp.214-229.

[73]　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陆洋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321页。

[74]　雷蔚真：《中日韩网吧发展初步对比研究》，《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2期，第40—43页。

[75]　Lægran A. S.，“Technosocial Space：Connecting People and Places”，in Dasgupta S.（ed.），Social Computing：Cocepts，Methodologies，Tools and Applications，IGI Global，2010，pp.1139-1154.

[76]　丁未：《国信息社会下的“都市里的村庄”——社区传播生态个案研究》，《中国传媒报告》2010年第2期，第57—73页。

[77]　Zhou Y. M.，“Privatizing Control：Internet cafes in China”，in Zhang L. and Ong A.（eds.），Privatizing China：socialism from afar，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8，pp.214-229.

[78]　林南：《社会资本：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张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79]　同上书，第29页。

[80]　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0—23页。

[81]　Bourdieu P.，“The Forms of Capital”，in Richardson，J.G.（ed.），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Greenwood，1986，pp.241-258.

[82]　Uotinen J.，“Involvement in（the Information）Society-The Joensuu Community Resource Centre Net Café”，New Media Society，2003，5（3），pp.335-356.

[83]　林南：《社会资本：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张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84]　同上书，第17页。

[85]　同上书，第19页。

[86]　DiMaggio P. & Bonikowski B.，“Make Money Surfing the Web？The Impact of Internet Use on the Earnings of U.S. Worker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08，73（2），pp.227-250.

[87]　林南：《社会资本：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张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88]　邱林川：《从信息中层到信息中坚》，《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6年总第97期，第101—110页。

[89]　杜盖伊等：《做文化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霍炜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页。

[90]　杜盖伊等：《做文化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霍炜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9—10页。

[91]　Miller D.，Material Culture and Mass Consumption，Blackwell，1987，p.133.

[92]　楚亚杰：《社会交往与手机使用：上海受众手机使用的实证研究》，《新闻大学》2010年第2期，第50—58页。

[93]　文化部文化市场司：《2011中国网吧市场年度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94]　同上书，第6页。

[95]　同上书，第5页。

[96]　数据来源：文化部文化市场司：《2011中国网吧市场年度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7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统计公报，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110429_402722510.htm，2011年4月29日。

[97]　上海市统计局：《上海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地方人口普查公报，http://www.stats.gov.cn/was40/gjtjj_detail.jsp?channelid=2912&record=10，2011年5月3日。

[98]　山东省统计局：《山东省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地方人口普查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dfrkpcgb/t20120228_402804336.htm，2011年5月5日。

[99]　安徽省统计局：《安徽省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地方人口普查公报，http://www.stats.gov.cn/was40/gjtjj_detail.jsp?channelid=2912&record=33，2011年5月17日。

[100]　河南省统计局：《河南省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地方人口普查公报，http://www.stats.gov.cn/was40/gjtjj_detail.jsp?channelid=2912&record=24，2011年5月6日。

[101]　统计数据至2011年底，数据来源文化部文化市场司：《2011中国网吧市场年度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102]　青岛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名录》，青岛市文化执法网文化市场经营单位名录，http://whzf.qingdao.gov.cn/n18389834/n18455359/18460019.html，2011年7月14日。

[103]　李世兵：《合肥千家网吧仅两成盈利　网吧老板面临艰难抉择》，《安徽商报》2012年2月3日，第A12版。

[104]　张文楠：《关于漯河市网吧市场发展及管理工作的调查与思考》，漯河网，http://www.luohe.com.cn/html/lhsd/llzx/2012-12/24280.html，2012年12月25日。

[105]　访谈资料，漯河网吧经理老吴。

[106]　同上。

[107]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