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定义网吧的社会地位与作用

尽管相比于传统的大众传播研究，新媒介研究还显得较为稚嫩，但不同研究取向的研究者都在试图发展相关的概念和方法，探索新媒介研究未来[55]。本研究的互联网新媒介技术考察在网吧空间展开。在此，网吧被视为一种特殊的传播空间，它是一个包含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场所。作为信息传播的空间载体，提供网络接入是网吧的首要功能。它也是一种虚拟网络生活和现实生活并置的“异托邦”（heterotopian）[56]。尽管它不像公园一类开放的城市空间为人们提供直接面对面的沟通平台，但它把个体聚集在一起，通过机器和技术与外界产生联系。

网吧既是一种传播的基础设施，又提供了文化阐释的空间。伴随互联网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网吧在世界各地呈现出迥异的形貌，其所担当的功能也有差别。可以说，同样都被称为“网吧”，它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却展现出不同的意义。在中国转型期和城市化加速背景之下，它的存在具有丰富的社会含义。

中国网吧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已有十几年。从早期的“新经济”楷模，到2003年“蓝极速”火灾后众口讨伐的对象，网吧早与一种负面形象联系在一起。除了大众媒体时不时报出坏消息[57]，网吧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过时的事物，悄无声息地在城市中心、城市边缘和农村存在着。

一、公共接入及其意义

伴随20世纪末互联网技术在全球的扩散，网吧作为互联网技术重要的基础设施成为一个显著的全球性现象，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传播学研究较早地关注到这一现象，并对网吧的形态、结构及其社会性进行了研究。从现有的英文和中文文献看，对网吧现象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末期，相关研究论文的数量在2003—2006年达到高峰。

莎拉·李（Sarah Lee）在英国东南某旅游城市的一家网吧进行了一年多的实地研究，通过与家庭使用模式的对比，她提出了网吧使用行为所呈现的一些有趣特征[58]。马丁·汉德（Martin Hand）考察图书馆互联网接入方式，认为借助这种公共资源有助于促进个人的自我教育（self-education）和赋权（empowerment）[59]。托马塞洛（Tomasello）和麦克卢尔（McClure）依据美国的经验，将互联网的公共接入划分为八个类型，并试图建构一套研究互联网公共接入模型的量化标准[60]。这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尝试对单一假设的互联网接入方式进行补充。

研究者质疑了以往互联网研究中的一些假设，例如，以所有权为标准的技术采纳模式，忽略了无所有权的互联网使用情境（如图书馆、网吧等场所）；互联网使用行为的研究，通常被假设发生在家庭等私密性环境中等。公共接入的所有权不属于使用者个人，体现了技术采纳过程的复杂性。不同国家地区的公共场所互联网接入体现了一个全球性概念（互联网接入）在地域实现的差异，这也是各国各地的社会差异、文化差异等的一个表现。网吧等技术性社会空间的出现和演变体现了技术、社会、文化等互动，加深了人们对技术情境化的理解。

包括中国在内，世界各国普遍发现网吧等公共接入方式在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很多国家来说，网吧等公共互联网接入方式至今仍然是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网络接入方式。例如穆图拉（Mutula）对非洲网吧的介绍[61]和瓦希德（Wahid）等对印度尼西亚网吧使用模式的考察[62]。这些研究指出，在第三世界国家，网吧作为一种现有条件下最有效的互联网普及形式发挥了积极的功用。

英国和西欧学者[63]发现，网吧（网络咖啡馆）与他们所熟悉的咖啡馆文化存在某种关联，网吧的出现更像是咖啡馆文化对新传播技术环境的回应，新技术和社会交往的关联受到更多的关注。研究者比较了网吧与家庭、工作场所的异同，进一步讨论了网吧这一场所的公共性和社会性。

二、中国网吧与数字沟

在中国政府相关管理文件中，网吧被称为“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是指通过计算机等装置向公众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的网吧、电脑休闲室等营业性场所[64]。本研究更多将网吧视为社会和文化意义的企业。中国网吧诞生之初就深具“草根”气质，在为数众多的信息中下阶层（又称“信息中层”，information have-less）[65]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网吧、信息社会和信息中层

传播学者邱林川、丁未等对中国网吧进行了长期的观察，并对特定人群（信息中层）和特定地点（城中村）的网吧及其使用开展了长期的追踪研究，深入剖析了这一特定场景内的互联网技术使用。

这些研究旨在回应中国信息社会的不平等问题。在西方社会信息社会的“双城”[66]二元对立结构以及数字沟（digital divide）问题凸显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业化、信息化并举，它所面临的问题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两极”之间是否有第三种可能性？

邱林川认为，中国信息社会并非一定要通过所谓的“信息扶贫”自上而下地实现。在都市边缘，资源相对匮乏的人们正在自发地形成新的信息群体，即所谓的信息中层。信息中层涵盖的对象较为宽泛，它旨在强调中国快速变动社会中一个显著的现象，即信息中层既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信息所有者（information have's），也不是无知的信息匮乏者（information have-not's），而是“主动采用信息科技、利用现有社会网络资源解决各自问题的实践者”[67]。网吧正是信息中层主动使用互联网技术的基础设施之一。这一特殊信息群体的形成以及驱使他们主动实践的动力与中国社会的宏观结构密切相关。信息中层的微观实践也有望超越宏观结构的制约。信息中层对包含网吧在内的中低端互联网技术市场的积极利用，有可能增加他们的社会资本，帮助他们应对较强的社会流动性可能带来的种种风险。

丁未通过描摹“都市里的村庄”城中村内的互联网实践，揭示出这一“黑白世界”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她发现，城中村中不仅有合法的正规网吧，运作着“白色经济”，还存在大量无证无照的“黑网吧”以及“黑色经济”（即地下经济）[68]。它们隐藏在小巷深处，形态多样，数量众多，无处不在，构成城中村“社区传播生态”[69]的关键环链，也是社区内社会交往和情感交流的重要场所。这些表面上游离于国家和地方政府，甚至是栖身城市社区权力结构之外的流动人群，同样受权力博弈生态各种“局中人”及其政策的制约，“黑白世界”有可能导致他们内部的进一步分化，社会结构、资源分配的格局和不公平，有可能产生因媒介技术的扩散和使用导致的一个社会中知识（信息）分配的分化[70]。

2.网吧作为休闲性的小商业

有研究发现，欧洲国家早期网吧的兴起与公共空间转型和20世纪80年代以后兴起的“外出”（going out）文化息息相关[71]。网吧在中国的出现，也与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生活方式的发展关系密切。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社会和经济转型的巨大变化。对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而言，戏剧性的变化不仅体现在城市的空间图景，还体现在社会图景的改变，体现在不断生长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复杂的城市交通网络、家庭住房的拆迁与重建、旧的公共场所消失以及新的消费场所不断面世。对城市居民来说，实体空间的改变意味着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他们的日常休闲生活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卡拉OK厅、舞厅、电影院、购物中心、快餐厅等场所，而网吧则是这个长长的名单中的一员[72]。

在网吧经营者的市场定位和监管者的行业划分中，中国网吧是一个与卡拉OK厅、电子游戏厅等一样的娱乐休闲场所。这一认知发生在人们拥有比较多的休闲时间、开始有“外出”休闲生活方式的背景之下。人类学家对中国的“快餐热”等现象的研究，发现了这种消费主义浪潮下生活方式的演变[73]。中国网吧的建立和形态变化，始终贯穿着娱乐产业的经营逻辑，网吧用户也或多或少遵循休闲场所的规则。

研究者还注意到中国网吧在地理分布与功能定位的特殊关联，特别是那些扎根在城市居住生活区的网吧，与社会转型中社区生活的重构存在重要的关联。雷蔚真通过比较中日韩三国网吧发现，网吧作为一种全新的公共场所具有较强的兼容性，它兼具交际、通信和娱乐的多项功能，特别对青少年群体来说，网吧意味着前所未有的一种生活内容和娱乐方式。与日本网吧集中在商业区不同，中国和韩国网吧与居住社区的结合度更高，它们的数量、规模和影响力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他认为，中韩网吧作为第三场所的特征对“社区生活重构”具有重要意义，有望为打破日趋严重的家庭化、个人化提供一种新的选择[74]。

3.复合型传播空间

网吧具有复合型功能，包含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传播形式，线上线下互动交织，体现了技术使用和空间使用的复合。拉格恩（Lægran）提出，网吧是一种技术性社会空间（technosocial space），发生在其中的技术性社会实践，把人、场所等因素紧密联系起来[75]。技术性社会空间的概念强调了物质性因素的作用。它所征用的理论资源较多地来自STS研究，尤其受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影响。对物的强调是通过技术性社会实践来实现的。在研究者看来，网吧里的电脑、网络连接和空间装潢装饰等，对发生在其中的技术性社会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www.xing528.com)

在丁未的深圳城中村研究中，可以看到城中村网吧对外来务工人员所具有的多重含义。形形色色的黑网吧不仅是他们与家乡亲人沟通的工具，也是他们与所在社区其他成员进行社会交往的场所[76]。除了对网吧的公共性、社会性、公平性的关注，研究者们还注意到它所包含的政治含义。人类学家周永明从人类学和政治学的视角展现了中国网吧的独特性，这与他对中国互联网整体发展的观察相呼应[77]。

三、ICTs资本概念建构

在综述以往关于中国网吧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研究者们更关注网吧作为一种资本的意义。这与将信息传播技术（ICTs）整体作为一种相对稀缺资源的认知密切相关。

资本，可被定义为期望在市场中获得回报的资源投资[78]，除了维持和提高人类生活所需的基本物质资源之外，个人和群体也将其他资源赋予意义和重要性[79]，ICTs在现代社会中的显著位置表明了它们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有价值资源。ICTs之所以对个人来讲具有意义，首先在于它为使用者的“连接”提供了空间载体和基础设施，既包含被互联网技术所中介的通信信息“连接”，也包含由共同兴趣所中介的人际社交网络“连接”。这些“连接”交织在一起，通过消费行为加以实现。在此“消费”既包含对技术的消费，也包含对空间本身的消费。

受科尔曼（Coleman）关于人的行动理论[80]和布尔迪厄（Bourdieu）关于资本形态[81]的启发，笔者将试图建构一种特殊的资本形态，即ICTs资本，以回应这一特定类型的技术、个人和社会的互动关系所提出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宏观结构上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信息传播技术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受到世界诸多国家的重视，竞相采取政府支持、市场运作等多种方式，力图将这种资源转换为国家之间下一轮竞争的有利资本。同样，企业、各类社会组织和集团以及个人也纷纷将其视为迈向信息社会必不可少的竞争资本。有的国家甚至把它列为公民素养的基本技能，并掀起一场自上而下的技术普及运动[82]。

ICTs作为一种有效的资源，逐渐渗透进微观日常生活领域，成为个体行动者可资利用的一种新型资本。对个体而言，ICTs资本的独特性首先体现在工具性（instrumental）传播需求得到了迄今为止最大程度的实现。互联网等ICTs技术帮助个体拓展了通信的界限，甚至在某种意义上重新界定了通信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包括互动方式、工作方式、娱乐方式等在内，ICTs资本为个体带来了独特的个人体验，这些体验从不同层面满足了个体表达性的需求。

参照林南对社会资本的操作化定义，本研究将ICTs资本定义为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信息传播技术中的资源。为什么嵌入ICTs的资源能给行动者带来好处？或者说增强了行动的效果？

林南认为资本的获得引出了结构的约束与机会问题以及行动者的行动与选择问题。他以一般的资本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嵌入到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的获得机制和过程的考察，建构起一个特定的社会资本概念，并试图弥合结构与个体之间宏观—微观连接的概念鸿沟[83]。相对于古典资本理论对宏大结构的关注，林南认为新资本理论已经将焦点转移到个体行动者身上，与此同时，行动或选择已经作为新资本理论的一个重要因素出现。在他看来，不管是约翰逊、舒尔茨和贝克尔等人提出的“人力资本”概念，还是布尔迪厄提出的“文化资本”概念，都转向了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古典资本理论未曾过多涉及的微观领域。尽管新资本理论存在诸多争议，但他们都认为在结构约束下的互动或选择行动解释了资本化的过程[84]。在他看来，结构和行动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具有深刻的意义，并成为他所建构社会资本的核心动力。

与林南阐述的社会资本运作机制类似，嵌入ICTs的资源能给个体带来好处首先在于ICTs促进了信息的流动。社会资本依靠人际关系网络促进信息流动，帮助个人在关系网中找到高回报的组织[85]。与社会资本在信息流动方面所受的时间、空间限制相比，ICTs在信息组织和流动效率上的表现堪称惊人，即时传送和同（异）步性已经深刻地突破了时空的限制。

其次，ICTs资本在一定程度上贯通了社会资本和个人资本。个体使用者通常有两类资源：个人资源和社会资源。个人资源为个体行动者所拥有，他们可以使用、转移和处置它们，而不需要得到授权或对其他行动者和社会位置负责。社会资本是通过社会关系获得的，与人力资本这样的个人资本存在显著的不同。人力资本通过个人的教育培训获得。ICTs不仅作为一种通信工具帮助行动者实现投资，还作为一种知识增加行动者的人力资本。全球IT产业以及IT工程师职业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种人力资本的有效性。迪马吉奥（DiMaggio）和波尼科斯基（Bonikowski）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经验数据的分析显示，互联网使用和收入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86]。在这个意义上，ICTs资本与数字沟建立了紧密的关联。

资源的价值来源，一方面是由其相对稀缺性决定的，同时也由每一个群体的独特的历史、地理和集体经验决定[87]。具体到中国，互联网作为ICTs资本的稀缺性部分地由低端信息市场来调节。一些研究者已经指出，包括网吧、小灵通等在内的低端信息市场是广大信息中层出现的重要条件[88]。在中国，廉价网吧的普遍存在大大降低了ICTs资本获取的门槛，这种无所有权的接入形式对于那些掌握其他资本有限的群体来讲更具深意。特别在城市贫困问题越来越凸显的当下，对特定人群来说，ICTs资本的获取更为迫切。

然而，网吧所提供的技术普遍接入的机会是否真能解决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的非正义问题？将网络等ICTs交到有使用能力的弱势群体手中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在多大程度上能使他们获得应有的发声权和决策权？换言之，“去网吧”对个体来讲究竟有何意义？能否兑现ICTs资本？对社会而言，网吧的存在又有何意义？网吧这一社会性建构能否实现某种美好社会的期待？这些都是本研究需要面对的深层次问题。

综上所述，本研究在互联网研究转向日常生活的背景下，将中国社会城市日常生活中一种独特的信息传播技术体验——“去网吧”作为研究对象。受驯化理论启发，将研究对象置于网吧这一具体的情境，将网吧视为一个技术性社会空间。通过对发生在这一独特空间的种种实践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阐释“去网吧”对个体、社会的意义，并将这种意义落在ICTs资本的获取和实现上。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还试图呈现更丰富的社会变动背景。

四、研究框架

研究的写作受杜盖伊（Paul Du Gay）等人对索尼随身听所做的文化研究的启示，以“文化的循环”为基础，将网吧视为一种物质文化，研究问题涉及网吧的表征、认同、生产、消费和规则。正如研究者所建议的，从循环的哪个环节开始并不重要，因为在结束研究之前必须对整个循环进行研究[89]。因此，本书从表征入手，对五个环节的接合进行阐述。

从章节分布来看，第二章将探索为何网吧作为全球性的概念在世界各地呈现出迥异的形态，构成不同的在地表征。已有资料显示，尽管网吧一度被视为迈向家庭接入的过渡性存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也上演了网吧行业兴衰记，但网吧现象仍然体现出特殊的社会性含义。作为一种显著情境化的存在，网吧在东亚地区，特别是中日韩三国的表现既有相似性，又有明显的不同，这与结构性的问题高度相关。第二章将围绕技术、空间和社会的交互作用，呈现网吧概念的复杂性，为考察中国网吧提供一个富有比较意义的参照框架。

第三章将从文化循环的生产视角出发着力探索中国网吧的特殊性，一方面从宏观角度描述中国网吧作为政府力量之外的一个意外所展现的力量及其带来的问题，另一方面从微观层面以个人史的方式呈现网吧行业与个体命运的关联。在对网吧整体进行描述之后，研究者将带领读者进入网吧现场，描绘这一技术性社会空间的布局、关系、矛盾和互动等，试图呈现这一特殊空间的日常性和复杂性。

第四章将转向网吧消费环节，探寻网吧中的行为主体与种种行为，其中主要呈现技术性消费的特征。第五章将消费转向社会性领域，展现网吧作为特定的技术性社会空间，其间发生着种种社会交往行为，并探索这些行为发生的社会背景。第六章将探寻网吧内的规则，以网络成瘾等网吧负面影响为案例，揭示使用者的矛盾心态和种种尝试。结语部分将回应第一章所提出的ICTs资本问题，包括ICTs资本实现的结构性因素、与其他资本的关系及ICTs资本的限度。

需要说明的是，网吧既有物质文化的一面，也有空间性的一面。从文化性和社会性来看，网吧与索尼随身听这样的文化人工制品有相似之处。与随身听一样，网吧是我们文化世界的一部分，已经深嵌于我们非正式的社会知识之中；网吧不仅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它自己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成了一整套与众不同的意义与实践[90]。但与之不同的地方是，网吧的空间维度使其不仅仅像随身听一样具有文本解读的潜力，还有语境的潜力，人们在这一特定技术空间里的社会行为与空间交织在一起。

另外，本研究需要贯穿一种历时性的线索，以探索中国网吧的形成、发展与人们特定的使用行为之间的关联。正如研究者们进行物质文化研究往往会遇到一种困境：表面上看起来，在一定的社会秩序内特定的对象物非常自然地融入了人们的生活，然而研究者则需要从建构的和历史的视角对此加以揭示。传统对物质文化的分析更多地关注对象如何在物质世界中被建构起来以及人们如何理解和使用这些对象[91]。但这并不意味着本研究将试图描述网吧内传播行为的演变，事实上本项研究以网吧以及网吧内传播行为为考察对象，试图捕捉促成人们特定传播行为的微观和宏观层面的动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