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增加政府对高等职业教育投入的前提上，我们应当重视私立培训机构的建设和培育。虽然澳大利亚TAFE体制现在是国有的公立的，但是他们经历了私立—公立—私立这样一个阶段。“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私立培训互相技术保守和培训标准各行其是，加上经济萧条和财政困难，政府接管了原来私立的培训机构，建立了公立的TAFE体制，从而改善了教育公平，提高了培训质量，增强了技术培训在全国的适应性。但是由于教育经费高昂，职业教育的效率不高，加之高等教育产业化的思潮影响，澳大利亚的TAFE开始部分免费。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了一批私立的“集团培训公司”（GTCs，Group Training Companies），90年代有了大的发展。1998年，澳大利亚所有学徒制和实习生制（Traineeship）中有13.9%受训于集团培训公司。[7] 这样，私立培训机构与公立的TAFE学院展开了竞争，TAFE学院提高了培训效率和降低了培训费用。即使是“福利”国家的澳大利亚也要考虑经费问题，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TAFE改革已经从“公平”转向了“效率”。
我国教育培训市场有了初步的发展，显示了其旺盛的生命力。中国现有培训机构18 万家，每年有将近1亿人参加各式各样的培训，培训业产值数以亿计。据教育部推测，2010 年我国教育培训市场的潜在市场规模有3 000 亿元，未来5~10 年，这一规模将达到5000 亿元。[8] 我国政府不仅要建立一些介于企业和高职院校之间的公共培训机构，而且需要培植一些私立的培训公司，诸如新东方学校。这样，一方面可以满足行业和求职者的需求；另一方面提高高职院校的效率和质量。私立培训机构的培训具有很强的盈利性，培训质量难以保证，尤其是一些培训公司鱼龙混杂。因此，对于私立培训机构的培育要适度，同时要进行一定的市场准入制度，避免培训质量下降和恶性竞争。(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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