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高等职业教育管理结构改革

从1887年新州的技术教育董事会到1974年成立的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委员会，再到1992年国家培训局理事会以及后来的TAFE院长委员会，教育团体始终引领着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为这些教育机构筹措资金呼吁政策提升地位。这些与TAFE有关的教育团体对于其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纵观澳大利亚教育团体发展史，总是先联邦或者州政府成立某个教育团体或者组织进行专项的调研，提交报告和建议，然后出台政策。他们是从考察和研究为基础，政策建议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即使政策失误政府免于受到社会各种压力集团的责难，因此几乎所有的教育政策制定都是遵循这样一个程序。从1948年的悉尼技术大学到1974年的TAFE学院，都是先经过论证制定一个法案，然后才诞生这种学校。澳大利亚TAFE体制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些教育团体的呼吁和奔走。反过来说是不是没有这些教育团体，技术与继续教育就不会诞生和发展呢？笔者认为就是这样的。

一种教育制度的创立，有教育团体是不够的，还必需一位具有远见卓识对所从事的教育类型满怀热情以及富有社会活动能力和鼓动能力的领袖人物。TAFE体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康甘的极力主张和呼吁，诞生了TAFE体制，在这期间TAFE一直受到各种指责，由于康甘能言善辩社会活动能力很强，尽管受到动摇但是没有取消。新州颁布《1990年技术与继续教育委员会法案》，同年，新南威尔士州的TAFE部更名为继续、培训与就业部。1991年康甘去世，同年2月1日成立新州TAFE委员会。历史有时候会出现巧合，TAFE体制在澳大利亚的命运似乎和康甘的生命联系在一起。在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史上，职业教育在教育制度中地位的确立，离不开黄炎培这样一位职业教育家的奔走呼吁和亲历实践。现代中国职业教育经过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积累，正在经历着一种新的教育管理体制呼之欲出的状态，历史也正在呼唤一位像康甘一样的英雄人物。

图6－1　中澳高等职业教育管理比较图示

从图6－1可以看出，澳大利亚的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最早受到教育团体（学术权威）的影响，然后得到联邦、州政府的财政支持与控制，逐步走向培训市场导向。我国的高职高专院校，一直是政府在政策、财政上控制，在政策制定和办学理念上受到学术界的影响，教育团体所起的作用甚微，正在逐步走向以就业为导向的市场培训。中国和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在发展方向上是一致的，即以就业市场为导向。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应当增强教育团体为载体的学术权威的影响，适当地在教育决策方面从集中走向分散。2000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国务院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设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有关问题的通知》。教育部首先于2000年3月颁布了《高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暂行）》。^[5] 随后各地具体实施则是2000年底2001年初开始，我国高等职业院校的审批权从中央下放到省市一级，在制度安排上属于权力下移，尽管实际执行上效果未必理想，2006年开始教育部收回审批权。一些不太符合条件的民办职业技术学院纷纷升格为职业技术学院，大有劣币驱逐良币之势，所以到2007年4月教育部下文暂停地方审批民办职业技术学院。在中国，各种文化和思想决定着中央政府支配和主导职业教育的决策。这种决策程序不仅仅是中央政府的愿望，更是一些正在办理高等职业教育的院校的愿望。(www.xing528.com)

2011年，我国教育部将原来高教司的“高职与高专教育处”划归职成教司，随后天津市教委设立了“高职高专处”，其他一些省市则是在原来的职成教处管理高职高专院校。这种教育管理体制矮化了高等职业教育，“高职”的“高”名存实亡。这种管理体制有利于中高职衔接，但却不利于高职与本科以及研究生教育的衔接，而后者是当前职业教育衔接中的主要问题。

在管理体制上应当重新设立职业教育司。1998年7月，教育部成人教育司与职业教育司合并成立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简称职成教司。2005年，国务院发布《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2011年“高职高专处”划归职成教司。为了体现我国重视职业教育的精神，协调各级各类职业教育统一管理，职业教育司应当独立。本科职业教育高校、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统统划归职教司管理。从管理体制上，明晰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