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集团的竞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就是阶级冲突。他认为这些冲突反映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失衡，这种失衡是社会发展的动力。20世纪90年代以后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制度的变迁代表不同利益的教育集团相互冲突的结果。
技术与继续教育制度的变革动力不是来自它们自身的教育组织，而是来自市场的压力。根据有关统计，截止到2012年12月份，34%的家长希望子女就读TAFE学院，包括获得贸易资格证书。[14] 市场的压力主要是通过代表行业的教育团体表现的。颇具代表性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国家重建报告》。这个报告主要是增加私人投资在培训中的比重，相应地自然减少了TAFE学院在培训中的比重，从而削弱了TAFE学院在培训市场中的地位和影响。90年代以后，国家就业、教育与培训董事会在影响有关技术与继续教育决策和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个委员会下设一个就业与技能形成委员会（ESFC），90年代初提出了三个直接关系技术与继续教育发展的报告，不仅如此，这三个报告以国家就业、教育与培训董事会的名义上报联邦就业、教育与培训部，联邦就业、教育与培训部作为教育政策发布。[15] 这三个报告包括1991年7月提交的“九十年代的技术与继续教育：发展澳大利亚技能”、1992年3月提交的“澳大利亚职业证书培训体系”和1992年9月提交的“到2001年技术与继续教育的变化和发展”。同时，这三份报告都冠以“1988年就业、教育与培训法”的字样。从这三个报告的内容看，基本框定了90年代技术与继续教育发展的轨迹。第一份报告建议技术与继续教育扩大职业教育与培训，满足行业的需要。第二份报告建议技术与继续教育转向职业教育与培训和建立国家培训局。第三份报告建议政府对TAFE学院实行部分商业性拨款购买其培训服务，规定国家培训局的政治地位，特别提到掌管包括TAFE学院在内的经费划拨，还建议到2001年每年增加的12亿澳元的培训费不要都直接拨给TAFE学院，还应包括其他培训机构。总之，这三份报告都是站在非TAFE学院的立场上规划TAFE学院发展的，因此，对于它们发展的影响可想而知。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技术与继续教育制度的有关教育团体的地位越来越下降，同时，其他的教育团体不断建立和壮大。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TAFE学院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1987年11月，维多利亚州废止了技术与继续教育董事会，以后七年所有技术与继续教育的事务均归一个新的团体州培训董事会管理。1990年11月，经济学毕业的约翰·道金斯召集了上任后第二次部长会议，主要目的是讨论戴维森报告。这次会议通过了五项决议，其中包括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培训认证资格框架，开发全国性的进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市场，建立一个综合的初级培训系统。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加强培训。尽管技术与继续教育制度也进行培训，但是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这些决议的出台迫使技术与继续教育体制向职业教育与培训体制转向。在制度上，这次会议还建立了职业教育、就业和培训咨询委员会（VEETAC）代替全国培训咨询委员会（COSTAC），同时废止“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院长联席会议”这个组织。[16] 主张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新的组织建立了，代表技术与继续教育制度利益的原有的组织废除了。1992年国家培训局及其理事会的建立，以及代表行业利益的一些教育团体的发展，都影响着TAFE学院的走向。
教育团体对于教育决策和管理的作用也有消极的，并非全是推动作用。比如维多利亚州和昆士兰州，教育团体与教育主管部门发生了矛盾和冲突，这些组织被官方解散。我国教育部政策研究室的孙霄兵在研究澳大利亚教育管理的特点后指出：“教育改革容易受到不同政党、不同的‘压力集团’、不同的教育组织影响而变化，难以持久，缺乏稳定性。”[17] 这道出了澳大利亚教育管理的一个特点，他们的政策变化很快。鉴于不同教育团体具有不同的利益驱动，技术与继续教育制度的嬗变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有些教育团体对于技术与继续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有些教育团体则对于技术与继续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消极的延缓甚至消解的效果。代表就业市场的教育团体的加强培训的意见只能是一种重要的意见，而不是指导技术与继续教育制度变革的全部。因为技术与继续教育不能等同于技能培训，学生发展同样是它们必须重视的方面。职业教育方面的工具主义会导致学生的片面发展。
从制度层面上讲促成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创立的是教育团体，导致它转向的还是教育团体，不同的是此教育团体而非彼教育团体。在多元文化和多元利益的情况下，代表不同利益的若干教育团体互相博弈。在20世纪90年代，负责管理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国家培训局内的培训局董事会没有TAFE学院的代表。结果，力量比较强大的教育团体主要影响了教育决策，甚至掌管了部分管理权力，推动教育制度的变迁。
【注释】
[1]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马俊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页。
[2]Neil Marshall.End of an era: the collapse of the 'buffer' approach to the governance of Australian tertiary education.Higher Education，1990（2）: PP147-167.
[3]关于“利益团体”的类型，奥菲（J.Offe）认为应当从个体意愿层次、组织建制层次和政治体制层次三个视角去分析。这与本文所说的三种类型基本一致，也与澳大利亚的教育团体情况基本一致。具体参见张静：《法团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7～78页。
[4]Appleton，Richard.Australian Encyclopaedia（ the fourth edition）.Sydney: Published by The Grolier Society of Australia Pty Ltd.，1983.P.290.
[5]Gillian Goozee.The Development of TAFE in Australia，SA:National Centre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Ltd.3rd edition，2001.PP.76-77.
[6]ACOTAFE.TAFE in Australia: Report on needs in 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Vol.I.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1974.P.188.(www.xing528.com)
[7]Stephen Murray Smith.Melbourne Studies in Education 1980.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80.P.24.
[8]Gillian Goozee.The Development of TAFE in Australia，SA:National Centre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Ltd.3rd edition，2001.P.24.
[9]Peter W.J.Rushbrook.Straws in the wind: the construction of 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 in Victoria 1945-1985，Ph.D dissertation，Monash University，Victoria，Australia，March 1995.P.263.
[10]Stephen Murray Smith.Melbourne Studies in Education 1980.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80.PP3-4.
[11]ACOTAFE.TAFE in Australia: Report on needs in 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Vol.I.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1974.P.13.
[12]Michael Shattock （editor），Burton R.Clark [et al].The structure & governance of higher education.Guildford，Surrey : Society for Research into Higher Education，1983.P.39.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页。
[14]Liza Hopkins，Julie Green，John Henry （et al）.Staying engaged: the role of teachers and schools in keeping young people with health conditions engaged in education[J].The Australian Educational Researcher，April，2013.
[15]NBEET.Change and Growth:TAFE to 2001.Canberra: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1992.P.1.
[16]Gillian Goozee.The Development of TAFE in Australia，SA:National Centre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Ltd.3rd edition，2001.P.80.
[17]孙霄兵：《澳大利亚教育管理的特点》，《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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