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团体在技术与继续教育制度生成中的重要作用

作为利益集团的教育团体在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制度生成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起了决定性作用。

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委员会即康甘委员会在技术与继续教育体制创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技术与继续教育体制的创立就源于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委员会在1974年提交的《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需要报告》。在这个起源问题上，澳大利亚学术界观点是一致的。可以说，假如没有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委员会这个教育团体，也就没有技术与继续教育这种体制，也不会存在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尽管70年代澳大利亚需要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和继续教育，但是历史选择是多样的，这种制度的选择与这个团体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在当时，南澳大利亚州已经建立了一批类似英国的继续教育学院，在北部地区同时建立了类似美国的达尔文社区学院，在许多州业已存在着大量的技术学院，还有承担这种作用的高级教育学院，之所以澳大利亚创立了新的教育体制——技术与继续教育，谁也不能否认康甘委员会的作用。第二，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委员会（ACORTAFE）提出了政府资助框架。一种类型教育的诞生，其最重要的问题是经费来源问题。“康甘报告”提出了政府资助的财政框架，联邦政府基本采纳了报告的建议。它提出从1974年7月1日到1975年12月31日期间，政府应当总计104 897 000澳元的经费支持TAFE学院。^[6] 后来实际削减为未来24个月9600万澳元，但是比联邦政府1973－1974年度资助技术学校的2860万澳元多三倍。虽然1974年1月开始，澳大利亚废除了大学和高级教育学院的收费制度，全部由政府资助，但是当时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经费大部分还是自己解决。“康甘报告”公布以后，从7月份开始联邦政府包揽了TAFE学院的全部办学经费。在当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支持政府资助教育的，财政部长弗兰克·科伦（Frank Crean）极力反对在财政上教育优先地位。^[7] 第三，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委员会整合了技术教育和继续教育成为一种新体制。从“康甘报告”的统计资料来看，所谓的TAFE学院实际上许多是原来的中等层次技术学校以及技术学院等教育机构。一部分继续教育在成人教育学会等各种社会团体举办的教育机构中。经过康甘委员会的努力和争取，把他们统统纳入一种崭新的教育体制。从此，它们更名为TAFE学院，升格为高等学校，成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在这点上，康甘委员会功不可没。第四，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委员会把TAFE学院纳入了国家高等教育的体系。在五六十年代技术学院社会地位不高，正是康甘等人的不懈努力，使之成为与大学和高级教育学院并列的高等教育的一部分。这在当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即使现在有人还对其高等教育的地位持怀疑态度。另外，康甘委员会在教师待遇、教师培训、课程审核等方面为TAFE学院争取了很多利益。

之所以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委员会能够在创立技术与继续教育制度上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它具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在一定程度上，它属于包含教育团体的教育团体。从这个团体成员构成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广泛的代表性。1973年4月26日联邦教育部长任命了一个“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委员会”（ACOTAFE），澳大利亚劳工部代理部长迈耶·康甘担任主席，另外还有10名成员。这些成员的情况分别是：①乔治·布朗（George Brown）即将卸任的维多利亚州铁路委员会主席，随后的维多利亚州铁路董事会成员。②科里福特·多拉（Clifford Dolan），澳大利亚电气贸易工会秘书长，澳大利亚贸易工会理事会高级副主席。③彼得·弗莱明（Peter Fleming），南澳大利亚州公共事务部董事会员工发展主任，南澳大利亚行业、商业和政府培训需要调查小组组长。④内尔·高（Neil Gow），布里斯班R.M.高有限公司管理主任、主席，后来成为昆士兰州制造协会主席。⑤凯瑟林·霍尔摩斯（Kathleen Holmes），（澳大利亚）人事管理学院联邦秘书。⑥瓦特·霍斯（Walter Howse），塔斯马尼亚州技术教育主任。⑦休·金（Hugh King），新南威尔士州技术教育部。⑧乔治·李斯（George Lees），维多利亚州技术教师协会主席，澳大利亚技术教师协会副主席，澳大利亚教师联盟执行成员。⑨威廉姆·帕特森（William Paterson），西澳大利亚技术教育主任。⑩爱德华·里查森（Edward Richardson），马克奎尔大学教育学副教授。负责最后报告起草的康甘委员会成员彼得·弗莱明和非成员的委员会秘书戴斯·福克斯（Des Fooks）。他们来自商业的代表、贸易工会委员会的代表以及六个州技术教育系统和高等教育系统的代表以及教师工会代表。基本上分别代表的各州和各个方面的声音。行业的代表有3位，各州技术教育主管部门的官员3位，公共政府官员2位，高等院校代表2位，澳大利亚教师工会执行委员、全澳技术教师协会副会长维多利亚州技术教师协会会长1人。这个委员会可以划分四个方面的代表：行业的代表、技术教育代表、政府官员和高等院校代表。从这个人员构成上可以看出，一是要反映企业的需求，二是要体现技术教育的要求。在教育团体的代表性方面，成员乔治·李斯身兼三个教师团体的领导身份。

其他相关教育团体在这个制度创立中也发挥了积极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1964年成立的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教师协会（TAFETAA），在1973年1月在阿德莱德召开了一次年会，再次提出请求，要求联邦政府对技术教育进行全国范围内调查。之后，他的代表团同当时工党政府的教育部长比兹里进行了会晤。事实证明这是工党政府正式进行技术教育调查的催化剂。^[8] 同年4月26日工党政府对以康甘为首的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委员会进行调查。康甘在1974年4月提交了康甘报告。如第一章所述，自从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教师协会成立后每年都要提出这个请求，滴水穿石，众志成城，这个教育团体十年的呼吁终于实现愿望。所以，从这点上说，技术与继续教育的教育团体的要求和奔走是技术与继续教育制度创立的直接原因。而创立这个制度的深层次动因是为了提高这部分教师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

教育团体对于技术与继续教育形成的推动作用，还不仅仅是技术与继续教育委员会，技术教育团体的作用同样不可低估。在彼得的博士论文中在讨论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制度的创立时候肯定了技术教育团体的作用，认为维多利亚州“技术教育利益集团的积极游说，以及他们对于工党选举的影响”推动了技术与继续教育制度的创立。历史是一种合力作用的结果，是受社会思潮的推动前进的。康甘委员会10名成员之一乔治·李斯（维多利亚州技术教育委员会主席SCTE）曾经提到，“‘康甘报告’吸收了维多利亚州技术教师委员会（TTAV）和澳大利亚技术教师委员会（TTAA）官员戴德门（Dedman）、唐·麦肯济（Don McKenzie）和彼得·戈德温（Peter Goodwin）有关教育的、学徒制和工会的建议。”^[9] 由此可见，技术教育团体对“康甘报告”具体内容的影响之深。杰克森，当时也是康甘委员会合适的人选，由于其他原因没有参加。当时他是澳大利亚学校委员会成员，他定期地与康甘通信，影响了“康甘报告”的内容。

卡梅尔为首的临时委员会及其报告同样对技术与继续教育制度创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工党一贯主张免费教育，惠特拉姆总理热衷于成立面向中小学的学校委员会。这样，就任命南澳大利亚教育部长、大学委员会主席卡梅尔教授担任主席，成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就中小学的情况进行调查。根据卡梅尔报告，1973年成立了法定的联邦中小学委员会（CSC，1973－1987年），也是回应1970年教育需要调查的举措。1973年提交的“卡梅尔报告”涉及到技术学院的情况，提到“澳大利亚中等教育后技术教育40万名学生辍学”。这件事情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其主要原因是技术学院经费不足，设备简陋。为技术与继续教育政府全部资助制造了社会舆论。

1970年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AEC）进行了一次“澳大利亚教育需要调查”行动。调查结果核心概念是教育经费“下滑”，委员会估计1971－1975年教育经费缺口是14.43亿澳元，还不包括学前教育。^[10] 当时在野党工党以此作为筹码攻击执政党的自由党麦克马洪政府，到1972年12月工党执政以后，“需要调查”成为教师工会的谈论焦点，要求当时工党的教育部长比兹利（Beazley）说明自从调查以后实际发生了哪些改变。由于技术学院教师待遇较差的问题反映强烈，1973年工党政府教育部长比兹利答应了技术教师协会要求，进行技术学院状况的调查。可见，技术学院教师通过教师工会这个教育团体对联邦教育部施加影响产生了效果。于是任命了以康甘为首的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委员会对技术学院的情况进行调查，1974年向国会提交了“康甘报告”。(www.xing528.com)

1972年2月，议会长期战略教育、科学与艺术委员会提交了报告“在教师教育中联邦政府的作用”，其中两个工党成员建议把政府资助扩展到天主教教师培训学院。1972年9月，也就是工党执政前夕，麦克马洪政府的教育与科学部长任命科罕（S.W.Cohen）博士为教师教育特别委员会的主席。1973年3月30日这个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认为政府在教师教育方面发挥的作用甚微，希望继续联邦和州对师范学院的资助，并反对资助私立的师范学院。他们建议联邦政府资助师范学院83 943 500澳元。这两个报告发生了矛盾，惠特拉姆总理无所适从犹豫不决。除了天主教师范学院由于宗教原因没有资助以外，师范学校、TAFE学院、大学、高级教育学院统统由政府替代各州资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技术与继续教育制度开始创立并实行联邦政府拨款的。

在这个免费教育决策中先后涉及到了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教师工会、大学委员会、议会长期战略教育、科学与艺术委员会、教师教育特别委员会、联邦中小学委员会、技术与继续教育委员会等八个教育团体和五个报告。技术与继续教育体制的创立是惠特拉姆整体教育改革的一部分。这些临时的和长期的教育团体代表了某些利益集团的各自利益，发出了政府资助教育的阵阵呼声，推动了当时工党政府的高等教育联邦政府全额资助的重大改革。

更为直接的例子还可以从“康甘报告”中清晰可见。在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其他组织对于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委员会的影响。报告在显要的位置指出：“一个重要组织告知委员会技术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参与和满足社区的职业需求。”^[11] 随后这个文件对此观点进行了阐发。换言之，康甘委员会不仅受到了其他教育团体的影响，而且必须反映他们的呼声，否则就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

康甘委员会是政府任命的一种教育组织，代表着政府行使权力，究竟如何行使和行使什么，这属于操作层面的问题，与这个组织的领袖人物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前所述，迈耶·康甘早年在昆士兰大学自学完成了文学学士和商业学士学位，后来在布里斯班技术学院从事教学工作，与技术学院存在着一种密切的联系，深切了解技术学院教师的情况。康甘所倡导的技术与继续教育以及形成教育思想，与他早年的社会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不仅如此，康甘本人能言善辩咄咄逼人，他的个人素质也是实现其教育主张的一个有利因素。正如美国伯顿·克拉克所说：“许多国家很多时候，在这种超级结构中那些关键人物就是参加高等教育的公务员。”^[12] 在许多人类历史重大转折时刻恰恰是某个并不显要的历史人物影响甚至左右了历史发展方向，康甘就是这样具有政府公务员身份参加高等教育决策的精英人物。

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的，而其中的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产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的结果。”^[13] 历史的演化如此，制度的生成也是如此。技术与继续教育体制的创立是几个或者多个教育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是若干个体意识聚合而成的社会群体意识的合力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