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团体影响教育决策的途径及优化方案

通过分析澳大利亚教育决策的过程和政策文本的起草人，本文把教育团体影响教育决策的途径分为以下几条路径：

（一）有关教育政策的报告

有关教育政策的报告是教育团体影响教育政策的主要方式。他们的一些教育报告经过官方宣布以后就具有法律作用。这类例子很多，比较典型的有两个：一是1964年“马丁报告”公布，从此成立了高级教育学院；二是1974年“康甘报告”公布，由此成立了TAFE学院。澳大利亚的教育报告很多，并不是所有的都具有教育政策的意义，只有经过联邦教育部或者州教育管理部门认定以后，以这些管理部门的名义出版或公布的教育报告才具有政策的作用。

有关教育法律是以某些教育报告为蓝本制定的。教育团体公布报告，报告的主要观点和内容成为有关教育法律的重要条文。1988年4月25日，新南威尔士州教育与青年事务部部长泰瑞·麦瑟莱尔博士（Terry Metherell）宣布任命布赖恩·斯格特博士（Brian Scott）领导一个“广泛管理实践评论”这样一个临时小组，对教育管理问题进行评论。在1989年9月15日发布了关于技术与继续教育评论建议，名称叫作“技术与继续教育重建”。在这个建议中第一条是“技术与继续教育应当建立一个法定的当局——技术与继续教育委员会”。在技术与继续教育议案提交州议会之前，修改了“斯格特报告”的大部分内容。1990年“技术与继续教育法案”获得议会通过，1991年2月正式公布。随即建立了技术与继续教育委员会。^[5] 这个事件清楚地说明了教育团体的报告怎样影响教育政策，并如何成为政策一部分的。

（二）游说(www.xing528.com)

游说是教育团体影响教育决策的常用手段。游说的主要目标是影响教育立法、教育政策等。1933年，以讲师为主的（悉尼技术学院）“学院研究会”建立了一个委员会，筹备起草建立技术大学的立法条款。他们相互争吵意见不同，一小部分保守的协会成员组建了“悉尼技术学院学会研究所”。他们十分活跃，多方游说，争取到州教育部长支持，修改“1900年大专院校法案”，允许悉尼大学为合格大学生授予科学和技术学位。虽然他们没有得到授予学位的地位，但是得到了其文凭课程可以（到大学）升级到学位的权力。他们再次上书州技术教育委员会要求立法更名为“澳大利亚皇家悉尼技术学院”，学院名字简称为“A.R.T.C.，Syd.”，并且禁止其他组织使用缩写“A.S.T.C”。尽管州政府没有采纳他们委员会的建议，但是学会研究所锲而不舍，成功地影响了后来“技术教育法案”几项条款的文字表述。1940年，新州通过了庄孟德（Drummond）提交的有关建立技术学院的“技术教育法案”。这件事情同样说明，澳大利亚是先有政策后有政事。而我国许多情况下是先有政事，上升到政策再进行推广。任何法律的出台都要征求各个方面的意见，具有普遍的代表性，这个“技术教育法案”也是如此，它是教育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教育团体成立十分容易，他们到处游说，间接或者直接影响教育立法的起草和修订，千方百计通过更名、学位、专升本等方式提高技术学院的社会地位。

不仅游说是影响教育立法的重要途径，还是争取资金和拨款的重要手段。20世纪80年代初，原来康甘委员会重要成员彼得·弗莱明听说联邦政府总理要削减技术与继续教育的经费，他立即安排和劝说总理到Footscray 学院参观访问，最后赢得了五千万澳元的三年拨款。经费分配不能完全靠政府的分配，还必须靠自己的争取。

（三）大众传媒

大众传媒包括电视、报纸、期刊、书籍、小册子和网络等，它们在澳大利亚教育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许多报纸、期刊、书籍和网站由某些教育团体掌控。在澳大利亚一般的教育团体都办有期刊、杂志或报纸，比如1981年成立于阿德莱德市的技术与继续教育全国研究与发展中心有限公司这个组织，办有《技术与继续教育创新杂志》、《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研究和发展》杂志。康甘的一些教育主张则是发表在《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教师》杂志上，不断影响政府对技术与继续教育的决策和财政拨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