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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的社会地位持续衰微

时间:2023-07-0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地位低下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技术与继续教育的身份和地位遭遇很大的危机,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只是进行正规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机构。TAFE学院社会地位低下还反映在校内外各种教育团体中。TAFE学院的代表只有1人地位最低,这种体制不利于发挥学院的办学自主权。无论是TAFE学院外部教育团体,还是内部董事会,大多以行业为主导。康甘认为TAFE学院应当是教育机构,而不是人力资源部门。

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的社会地位持续衰微

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地位低下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自从它创立康甘委员会就开始谋求高等教育的地位,尽管在体制上确立了高等教育的地位,事实上在人们心目中并未完全确立。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澳大利亚官方的言论倾向于否定技术与继续教育的高等教育地位。1988年7月澳大利亚就业、教育与培训部长发布了联邦政府《高等教育的一份政策说明》又称“白皮书”决定合并高级教育学院,宣布高等教育成为单轨制。那时,作为独立一轨的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业已大量存在,在部分政府官员眼中,TAFE学院还不能算作高等教育的一部分。1991年《澳大利亚年鉴》高等教育部分不包括“技术与继续教育”,它还提到:“许多技术与继续教育的课程,最低入学要求完成中学10年级学业。”[9] 在澳大利亚多数州,通常在10年级颁发初中毕业证书[10] 由此可见,技术与继续教育具有某些中等教育高中阶段的程度。2001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经合组织研讨会上,澳方提交的《澳大利亚第三级教育初期阶段专题考察报告》认为:“另外,技术与继续教育体系过去一直是国家第三级教育的有效补充,目前的改革还不能完全把它排除出去,……”[11] 仅仅是“另外”才提及技术与继续教育体制,“过去”是补充,估计现在恐怕连补充也不行了,还要准备把它“排除”出高等教育系统。2002年出版的《联邦教育科学与培训部2001-2002年鉴》中很难找到“技术与继续教育”,只有个别地方涉及“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尤其明确地提到:“中等教育后教育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职业教育与培训;二是高等教育。TAFE学院提供正规的职业教育与培训。”[12]联邦政府的教育管理部门看来,技术与继续教育既不属于高等教育范畴也不属于中等教育后教育范畴。可以说,职业教育与培训取代了技术与继续教育。技术与继续教育的身份和地位遭遇很大的危机,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只是进行正规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机构。总之,即使它属于高等教育范畴,也一定是在非常边缘的位置。不改革就要被淘汰出局,改革可能是技术与继续教育体制必须面临的抉择。

澳大利亚一些学者、研究人员不得不承认技术与继续教育被排除在高等教育范畴的现实。这种观点体现在他们论著中。1993年,墨尔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西蒙·马根森(Simon Marginson)出版了一本专著——《澳大利亚公共教育政策》,在其第一章“澳大利亚教育”中开篇就提到这章主要回顾澳大利亚教育制度,学校的入学人数、经费和机制,技术与继续教育以及高等教育。书中在多处将技术与继续教育机构与高等教育并列。很显然,他认为技术与继续教育不属于高等教育,而这与“康甘报告”有很大出入。“康甘报告”明确指出:技术与继续教育是中等教育后的教育机构。1977年建立的高等教育委员会,就包括大学委员会、高级教育学院委员会和技术与继续教育委员会。由此可见,技术与继续教育在澳大利亚教育体制中地位还不及20世纪70年代。按照澳大利亚彼得·拉什布鲁克博士的说法,“自从1993年开始技术与继续就被职业教育与培训所取代。”1994年在纪念“康甘报告”20周年的活动中,作为康甘思想的拥护者戴斯·弗克思(Des Fooks)撰写了题为《灰姑娘生活和时代》的文章。他把技术与继续教育体制比作是格林童话中的“灰姑娘”,说明她还没有变成“公主”。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了技术与继续教育体制的不足,突出方面就是“缺乏身份”。他说:“它总是被看作是面向工人阶级的机构。”[13] 由于在当时康甘的大力呼吁,技术与继续教育体制赢得了比以前更高的社会地位,随着他1991年的去世,这种体制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还不如以前。(www.xing528.com)

TAFE学院社会地位低下还反映在校内外各种教育团体中。从维多利亚州中基普斯兰TAFE学院的内部管理机构来看,它设有一个学院管理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根据该州1990年《职业教育与培训法案》设立,具有一定代表性。此委员会共有15个成员,实际负责院务的潘迪·尼科斯(Paddy Nicholls)主任排在最后,行业人士4名排在最前,主席约翰·斯瓦布瑞克(John Swarbrick)是行业代表。很明显,这是一个以行业为主导的学院董事会。TAFE学院的代表只有1人地位最低,这种体制不利于发挥学院的办学自主权。除了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院长委员会(TDA)这类组织,在校外的其他教育团体主席中很难看到他们的身影。据说他们正在谋求在澳大利亚大学副校长委员会(AVCC)的身份。这种情况限制了他们谋求自己利益的权力以及政策决策的影响力和发言权。

无论是TAFE学院外部教育团体,还是内部董事会,大多以行业为主导。这种体制有利于与企业的联系,有利于满足企业的需求,有利于培训的市场化,然而不利于反映教师和学生的要求,不利于这类学院的自身发展。美国约翰·布鲁贝克指出,“情况越是特殊,知识越是经验性的;知识越是经验性的,教育就越不自由。”[14] 行业需要经验性的知识和应用性的技能。康甘认为TAFE学院应当是教育机构,而不是人力资源部门。技术与继续教育毕竟是培养人的一种活动,其根本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满足行业需要只是人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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