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继续教育经费投入相对增长的优化方案

1982－1988年期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于技术与继续教育的投入是逐年递增的。由表3－1可见，1982－1983年联邦政府对技术与继续教育的投入达到2.98亿澳元，占联邦政府教育总投入38.218亿澳元的7.8%，1983－1984年为3.217亿澳元，占教育总投入42.068亿澳元的7.7%，1984－1985年为4.175亿澳元，占教育总投入46.323亿澳元的9.0%，1985－1986年为4.093亿澳元，占教育总投入50.125亿澳元的8.2%，1986－1987年为4.366亿澳元，占教育总投入53.334亿澳元的8.2%，1987－1988年为4.727亿澳元，占教育总投入58.375亿澳元的8.1%。^[15] 统计数字表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技术与继续教育的投入绝对金额是不断上升的。1987－1988年度比1982－1983年度净增加了1.747亿澳元。同时，技术与继续教育占联邦教育总投入的比例，从1982－1983年度的7.8%上升到1987－1988年度的8.1%。尽管政府对包括TAFE学院在内的高等教育拨款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下降了，但是总体上看，澳大利亚政府对TAFE学院教育经费投入还是相比过去增加了，因为采用了其他的拨款方式。我们从以下的四个报告来看政府对于TAFE学院的拨款增加的情况。

表3－1　联邦政府对技术与继续教育的经费投入表

报告1：进入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对TAFE学院拨款方式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财政拨款改为付费服务。在1981年，就业与行业关系部开始向TAFE学院购买付费服务。尽管开始时候规模很小，但是到1984年总经费已经达到12 100 000澳元，这在联邦对技术与继续教育总的资助资金中占据了很大的份额。^[16] 实际上，联邦政府既可以向公立的TAFE学院购买付费服务，也可以向私立培训机构购买。这加剧了TAFE学院与私立培训机构之间的竞争，其初衷是通过竞争提高TAFE学院的办学效率，提高培训质量。这样，TAFE学院的市场调节加强了，也给他们的办学经费带来了困难。尽管如此，技术与继续教育的经费与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相比还是较宽裕的。诚如福斯特（L.E.Foster）所说，在1975－1985年期间“技术教育比高等教育部门的大学和高级教育学院情况好得多。”^[17] 因此，1986年初澳大利亚副校长委员会警告说：“许多大学的建筑物正在成为危房，在以前十年里大学的欠债很多，需要巨额投入新建和维修校舍。”从这个侧面说明了技术与继续教育相对良好的经费投入情况。

报告2：1986年休·赫德森（Hugh Hudson）主持撰写并呈交联邦教育部长的“技术与继续教育基金审核委员会”的报告，又称“赫德森报告”。它认为联邦在技术与继续教育的拨款和政策制定方面的恰当角色，应当特别关注其他教育部门以及跨部门合作和发展的潜力。报告建议，联邦应根据项目向技术与继续教育拨款，以便为日渐增加的学生提供新的校舍。联邦给各州的基金拨款计划，应以联邦高等教育委员会批准的项目计划为依据，以1:2，即联邦政府出1澳元各州政府拨2澳元的方式拨付。为了让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给困难学生提供特殊课程，从1987年开始了“新起点教育计划”帮助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此报告对于技术与继续教育发展特别是经费划拨起到了积极作用。联邦政府在80年代向各州下拨专款达7750万澳元，平均每年达到970万澳元。^[18]

报告3：在这段时间对技术与继续体制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有1987年的两个报告——《澳大利亚重建报告》和《澳大利亚技能报告》。前者强调通过积极的市场政策来促进和加强澳大利亚技能的形成。根据《澳大利亚重建报告》，1991年，联邦政府推出了培训保障税，每年征收工资单1%的税额，大约200 000澳元，而这部分税收作为附加经费提供给技术与继续教育系统。^[19] 后者是由道金斯（J.S.Dawkins）和霍尔丁（A.C.Holding）提交给联邦议会的一份与预算有关的文件。主张提高参与教育和培训的整体水平，扩充国家的培训能力，以便提高教育和培训系统的质量和灵活性。均衡分布国家教育和培训的投入，提高培训和技能传授中私人投资的水平，增加失业和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包括女性）的就业和培训机会，提高教育和培训资源的产出，评价由此获得的产品。(www.xing528.com)

报告4：1988年发布联邦高等教育经费调查小组报告，又称为兰恩报告（Wran report）。这份报告建议，当受过高等教育（包括TAFE学院）的学生工资达到一个最低值时，他们就需要纳税。纳税的金额取决于他们所学的课程。实施这项税制是为了给高等院校增加招生提供经费。1989年，国会通过了引入这项税制的决议。由此，1989年澳大利亚实施高等教育捐献计划（HECS），又称毕业生税。是征收个人附加税的一种费用。每年1800澳元，大学毕业后工资达到一定的标准时候交纳。1990年，每年课程捐款是1882澳元。高等教育捐献计划的实施标志着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免费制度的结束。

以上四个报告都与TAFE学院的财政拨款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它们从不同的侧面采用不同的方法，通过各种渠道增加拨款总额。由于整个澳大利亚教育经费在GDP中的比例在这个时段是下降的，包含公共教育经费和私人投资在内，分别是1970－1971年度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5%，1975－1976年度达到历史最高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1%，1980－1981年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7%，1985－1986年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8%，1989－1990年度的5.2%。^[20] 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其他的经费来源自然需要扩大，包括社会服务收费、国际学生全额自费收费等。

尽管政府更迭，从惠特拉姆政府到弗雷泽政府再到霍克政府，有工党也有自由党政府，由于社会对于技术人员的缺乏和失业人数的上升，所以对于技术与继续教育系统的财政支持保持不变。到20世纪80年代末，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系统的经费几乎达到每年20亿澳元，其中颇有意义增长部分来自服务费，约占10%以上。^[21] 也就是说来自企业付费服务收入，这是自技术与继续教育制度创立以来十分重要的业务拓展。他们经费增加的动力缘于联邦政府对技术与继续教育的经费分配方式，增强了这类学院的就业市场的竞争力。马文·C.澳尔肯（Marvin C.Alkin）主编的《教育研究百科全书》（第六版）第四卷，提到“多年来，联邦政府特别增加了对技术与继续教育的支持。^[22] 通过两个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明，在整个80年代乃至90年代初，澳政府一直在财政上给予了技术与继续教育系统有力支持，这种支持甚至超过了大学和高级教育学院等其他高等教育机构。进而说明他们规模在不断发展，社会地位日益提高，社会影响在逐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