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甘从自身学习和工作经历中充分认识到技术与继续教育对于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从个人角度讲它有助于提升社会地位,从社会角度讲有助于创造公共利益。
(一)技术与继续教育作为社会公平和社会流动的机制
公平是澳大利亚社会文化的一个核心。“公平点,伙计”是澳大利亚人普遍的社会心理。民主国家都奉行公平,澳大利亚则更甚。因为她是一个具有200多年历史的年轻国家,很少受到社会等级的制约。她又是一个移民国家,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人都是平等的。人们评价康甘最大的优点是对穷人的关心。康甘十分关心弱势人群的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一位慈善教育家。1977年,康甘与他人合作完成了由技术与继续教育委员会资助的一本著作——《清除残疾人离校后的学习障碍》(Removing post-school learning barriers: handicapped people)表现了他对弱势群体教育的关注。从创立技术与继续教育开始,他就把残疾人教育列入他们的责任范围,充分体现澳大利亚的公平,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创立技术与继续教育体制就是为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机会,从而达到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在现代社会,首先实现教育机会的平等,然后才能争取社会地位的平等,从而帮助社会底层的精英融入主流社会。
20世纪70年代以后,教育作为优先发展的领域在世界各国已经达成共识。康甘极力倡导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政府投资,因为这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1971年迈耶·康甘在堪培拉组织了一个国家培训会议,主要议题就是联邦资助职业教育培训。这次会议标志着联邦连续参与技术教育的开端,尽管参与是有限的。在“康甘报告”中,认为联邦政府投资水平应当大幅度提高。政府资助职业教育与培训是澳大利亚成功的重要因素,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的发展与政府投入密不可分。
“康甘报告”提出了技术与继续教育内涵及范畴。提出“技术和继续教育(TAFE)应该被认为描述所有有组织的和连续的课程(PROGRAMMES),设计这些课程的目的是传授以职业为导向的知识,并且开发个人的理解力和技能。”明确提出技术与继续教育“应该包括所有具有职业目的的教育课程”和“那些被人们称为‘成人教育’的内容”,“但不包括没有直接教育目的的活动和那些没有计划、没有体系的活动”。[58] 报告还指出了技术与继续教育与初等、中等和第三级教育的关系,认为“人们太多地考虑技术与继续教育与主流教育——初等、中等和第三级教育的差别,技术与继续教育应该被认为是一种选择,既不比其他教育高也不比其他教育低。”报告还建议技术教育主要目的应该从满足社区职业需求,向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科文和经济合作组织所倡导的满足“那些希望在自己能力范畴内,开发自己和社区的最大能力(包括工业和商业)的个人需求”。[59] 报告建议学院应该扩大预备课程、转换课程和其他帮助成人接受所希望的职业教育水平的课程的规模。报告提出处于社会不利群体、需要特别帮助的人群是妇女、土著人、那些住在市区之外的人们和残疾人。报告还关注有关设备设施问题和经费问题,提出技术与继续教育的费用标准不应该低于大学、高级教育学院(CAE)。
“康甘报告”对技术与继续教育内涵、外延的规定,及其和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关系的诠释,以及对它目的的转变等论述,为TAFE学院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框架。(www.xing528.com)
(三)关于技术与继续教育的定位
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究竟应该往哪里去?这是一个世界各国都在考虑的问题。基本方向有两个:一是职业培训机构;二是教育机构。康甘认为技术与继续教育应当是教育机构而不是就业培训部门。他说:“我看无需削弱这个建议。如果技术与继续教育当局在特色上足够强大,声称他们是教育部门,不是人力资源部门,也不是就业培训部门,那么这些情况就会改变。”[60] 在当时确定技术与继续教育定义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激烈的争论。一些其他部门的教育专家极力反对使用“教育”这个措辞,要求限定在技术与继续“培训”,在他们看来“技术不是教育”。康甘坚持认为这是一种教育体制,为了避免混淆,特意注明不包括企业内的培训。
在1980年,情况发生了不利于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的变化,针对这种情况,他主张TAFE学院的教育独立性,如果它们成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那么教育的独立性只能被削弱。由此,技术与继续教育本身的生存就会成为问题。但是事实上80年代以后,技术与继续教育更加向培训方向发展,成为了职业教育与培训(VET)的最大承担者。不幸的是,90年代中期以后,技术与继续教育体制的命运被康甘言中了。TAFE学院的形式仍然保留着,但是内容变成了职业教育与培训,而不是原来的技术与继续教育了。
在康甘看来,技术与继续教育就是交流以职业为导向的知识,发展学生的理解和技能。他所说的知识、理解和技能是以知识为本位的,不是以能力为本位的。由于需要普及的首先是文化知识,其次才是技能,所以世界各国早期的职业教育基本都是以知识为中心的,这与后来这个体制所倡导的能力本位是有区别的。康甘的知识为中心的教育思想在当时是符合社会现实需要的。必须给予充分的肯定,真正合理的教育思想是符合当时当地实际的。
(四)技术与继续教育服务与课程董事会
建立一系列的技术与继续教育体制是康甘重要的思想内容。康甘报告发布不久,以工程师布赖恩·劳埃德(Brian Lloyd)为主席的维多利亚州教育部下的课程董事会把持着全州中等教育课程和中学后教育课程的认定权。由于他工厂主义的主张,使得TAFE学院和成人教育协会十分受制。这时候,杰克森和康甘出面组织了“技术与继续教育服务和课程董事会”,摆脱了课程董事会的控制,为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的发展奠定了制度的保障。也只有康甘这样强有力的人物,才能创立这样的机构。这也说明他非常重视组织的建设,维护这个体制合法的正当的权力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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