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FE学院的入学人数从1973年的430 265人增加到1975年的671 013人，增长了59%。[22] [23] 1976年，TAFE学院的学生总计为76.8万人，其中全日制学生少于4万人。1978年，全国共有400所TAFE学院，85万多名学生，其中95%是兼职学习的。[24] 两年的时间，TAFE学院学生人数增长了将近10万人。到这个时期结束的时候，TAFE学院已经成为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中院校数目最大、在校生人数最多、增长速度最快的教育机构。
导致TAFE学院迅速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教育公平的因素，也有市场需要的缘由，还有政治领袖的理想等诸多原因。
TAFE学院创立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教育公平，扩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二是市场驱动，满足就业市场的需要，增强技能培养。这样他们具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功能：转学功能（或者叫作升学功能）和就业功能。为什么把教育公平放在第一位呢，因为当初为弱势人群提供高等教育机会，实现教育大众化，这是主要目的。有些符合美国伯顿·克拉克描述社区学院的“减压阀”的作用——缓解人们接受大学教育的愿望和大学所面临的压力。关于市场驱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重视职业培训，应当说在康甘报告中就提出了职业教育与培训，只是没有简写成VET，由于技术不断发展分工更加细密，培训的比重增强了。1978年12月，联邦总理任命技术变化调查委员会（迈耶委员会），委员会在1980年提交了一份四卷本报告，核心思想是要想保持澳大利亚长期活力必须依赖对所有国民的教育与培训。把“培训”提高到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这是80年代加强培训的原因，也是后来发展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理论先导。
为了克服教育机会不公平，惠特拉姆政府采取了两项对后来高等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的举措。一是推行高等教育全部免费；二是改革高等教育竞争性奖学金为非竞争性的。这两项措施对技术与继续教育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学生数量的增加，而且还表现在学生的成分的变化。新的学生资助计划最初是以高等教育补助计划和1973年通过的学生资助法案著称的，后来改变为高等教育资助计划（TEAS）。这就意味着凭考试获得的奖学金从大学和高等教育学院扩展到接受认证课程的TAFE学院的学生。在1975年还公布了另外一个计划——中等教育成人资助计划（ASEAS）。向参加了入学考试实行全日制学习的成年学生提供奖学金，它类似高等教育资助计划（TEAS）。[25] 尽管对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学生来讲，高等教育资助计划是一个进步，但是某些类型的全日制的技术与继续教育学生不能享受这个计划，比如那些修读预备课程的五类专业。TAFE学院学生偶尔得到的课本和其他课程材料的资助，比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低得多。不管怎么说，这两项计划极大地改善了“康甘报告”所倡导的技术与继续教育制度财政状况和师资条件。(www.xing528.com)
与此同时，惠特拉姆政府还在教育管理机构方面做了大胆的改革。把教育科学部分成两个单独的部门，扩大了教育部的权限和业务范围。教育政策与规划功能的新的教育部负责范围包括管理学生资助项目、教育研究与信息服务、土著居民教育、移民教育、国际教育活动、首都地区的教育和北部地区的教育等。为此，1973－1975年底，教育部人员从1795人增加到7957人（包括各州教育办公室成员）。这极大地扩大了联邦政府教育的职能。[26] 但是也造成了巨大的教育经费开支，成为惠特拉姆政府提前倒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技术与继续教育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理念，则是将具有共同特点的技术教育和继续教育放在一起考虑。80年代后逐步演变成一种中等教育后的从事技术教育和继续教育的教育制度和学校类型，90年代末以后变成了一种类似从事职业培训、成人教育和大学预备教育和国际留学教育的高等教育机构。在70年代，技术学院、TAFE学院、农业学院和各种其他教育机构都进行技术与继续教育，例如在维多利亚的成人教育理事会也进行技术与继续教育。[27] 后来许多技术学院更名为TAFE学院，1928年成立的Yallourn 技术学院后来更名为中吉普斯兰TAFE学院。还有一些农学院转制成为TAFE学院，在这些学院成立早期的课程设置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明显的痕迹。从1974年的康甘报告可以看出，TAFE学院课程包括农业、农场管理、羊和羊毛研究、园艺与土壤科学、渔业、动物兽医等。以上这些课程明显属于农学院范畴。因此TAFE学院不是横空出世，而是一些已经存在的学院更名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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