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继续教育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澳大利亚的技术与继续教育以终身教育为主线以职前培训和职后培训为基础以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为主要目的，因而是其各级各类教育中与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紧密最为直接的教育类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8] 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着教育方针、制度、教育目标、教学内容和方法。在各级各类教育中，其技术与继续教育对于经济发展的要求反应最快。一方面这类教育主要是为行业培养人才的；另一方面TAFE学院的绝大多数学生都是来自行业的在职人员。技术与继续教育是保证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正如沃兹耐克（Wozniak.G）所说：“如果生机勃勃的技术环境是维持经济发展的因素，那么培养具有综合技术和渊博知识的决策者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9] 战后澳大利亚能够迅速跨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与其长期重视职业技术教育有一定的关系。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初一种新型教育类型技术与继续教育的创立，正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教育适应经济发展需求的重大反映。

为什么澳大利亚实行包括TAFE学院在内的免费高等教育？这里除了工党的关系以外还有经济的原因。20世纪70年代初与战前相比，澳大利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6倍多。^[10] 从而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国家之一。到1969年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2500美元，居当时世界的第八位，超过了英国和意大利，进入了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11] 雄厚的经济基础具备了实行高等教育免费的条件。

众所周知，澳大利亚是一个世界上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勘探开发的矿产资源使澳大利亚一跃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油站。1968－1973年，由于铁矿、铝土矿、石油等矿藏勘探开发而带动全澳大利亚经济迅速增长，历史上称这次经济发展为第一次矿业景气。除了被称作“骑在羊背上的国家”，澳大利亚由此又被称为“坐在矿车里的国家”。经济的巨大发展刺激了教育的需求，特别是工矿业的发展急需大批的技术工人。

20世纪70年代初这个时期恰巧是技术与继续教育体制正式创立的前夜，经济上为新的教育体制的创立提供了许多良机。第一，澳大利亚由农牧业国家转向制造业和矿业国家，急需大批的技术劳动力，劳动力的转移必然需要技术培训。其二，无论是农牧业还是工矿业，这些劳动力转移和需要地方大多在偏远地区，相当一部分在职工人又在偏远的矿区，刺激了技术教育和继续教育发展，催生了技术与继续教育体制的创立。其三，经济的巨大发展，财政收入的增加，为全部免费的技术与继续教育体制创立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因此，从直接的因素来看是经济的发展财政的盈余，间接因素是大量矿藏的开采，劳动力培训的需求，极大地促进了技术与继续教育制度的创立。

从惠特拉姆工党政府（1972－1975年）开始到后来的弗雷泽自由党政府（1975－1983年）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经费总额是不断增加的，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的财政比重也是有所提高的。从表2－1可以看出1973－1975年两个财政年度，技术与继续教育分别占了高等教育经费总数的6%，自由党的约翰·马尔科姆·弗雷泽（John Malcolm Fraser）总理执政后，技术与继续教育经费比例开始提高，占高等教育经费的7%，根据当时的预测1976－1977财政年度还要增加到8%。从教育经费的数字说明，技术与继续教育的规模不仅在纵向上不断发展，而且在整个高等教育中横向的比重也有所提高。

表2－1　澳大利亚教育经费总支出情况^[12]　单位：百万

注释：*为预算估计。(www.xing528.com)

尽管弗雷泽自由党政府实行削减教育经费的做法，但是TAFE学院经费的政府拨款比例却在增加。主要因素是弗雷泽政府在公共项目上对各州实行新的税收返还政策，强调发挥各州的作用。即使在弗雷泽政府期间，高等教育经费总额是增加的，只是在联邦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了。1975年，工党政府结束执政时，每年的教育投入达到了15.8亿澳元，到1980年，保守党政府教育支出已经达到每年19.47亿澳元。特别指出，技术与继续教育委员会的经费比其他层次教育的经费增长比例都高。1976年的财政计划规定，学校委员会、高级教育委员会和大学委员会每年实际经费增加2%，而技术与继续教育委员会实际增加10%。^[13] 从联邦政府的教育经费上看，TAFE学院是在发展的，而且比大学和高级教育学院经费增长幅度要大。TAFE学院在联邦政府中等教育后拨款的比例，从1974－1975年度的3.5%增加到1979－1980年度的4.9%。^[14] 因为TAFE学院的经费是通过其委员会拨发的，而联邦政府十分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试图以此解决失业问题。

通过新的税收返还政策以及给各州的一般返还赋予特殊目的，弗雷泽政府改革州政府在公共项目的责任。1976年的施政纲领是降低四种教育委员会的经费，但是学校委员会、高级教育委员会和高等教育委员会分别每年实际增长2%，技术与继续教育委员会增长10%。1976年到1982年，弗雷泽政府成功地削减了教育经费，从占联邦费用的9%下降到7%。^[15] 也就是说，总的教育经费在联邦公共开支中比例在下降，但是技术与继续教育系统经费在总的教育经费中比例继续上升，拨款总额同样在大幅度增加。这既是当时技术与继续教育制度发展的一个标志，又是它们发展的重要原因。

关于澳大利亚压缩高等教育经费在其国民生产总值中比例的动因，既有国内的原因也有国际的影响。从国内看，他们一些人认为教育拨款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资源是有限的并且将一直是有限的。有的人指出：“不幸的是一些经济学家极力否认教育投入与教育产出之间存在着正相关。”^[16] 也就是说，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教育投入与教育产出不存在正相关。一种可信的经济理论是投入－产出模式，他们认为教育投入没有带来相应的教育产出。这是教育经费减少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在他们看来，20世纪60年代美国舒尔兹的人力资本理论已经过时了。政府还必须把这些有限的资金提供给除教育以外的其他许多公共事业。^[17] 在80年代初，维多利亚州就开始酝酿权力下放和分权。联邦政府把责任、权力和经费筹措都开始逐步下放给州和地方政府，自然教育经费也就减少了。同时，弗雷泽自由党政府加大税收返还力度，联邦政府支付的教育经费也减少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澳大利亚70年代中后期比前期经济增长的速度放慢了。1980年，他们指出：“我们近年来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到3%以下。现在的气候是削减在教育和其他领域的公共开支。”^[18] 从国际看，由于1973－1975年第二次世界性经济危机，1973－1983年世界经济滞胀时期，削减教育经费是70年代中后期的一种世界发达国家的趋势，例如华盛顿大学1981年预算削减了3%。在苏格兰自1980年到1985年，财政拨款在高校收入中的比例由64.9%下降到60.2%。^[19] 澳大利亚的教育经费在财政支出中比例的降低是受到国际经济形势影响的，也受到其他国家比如美国英国削减教育经费的影响。

澳大利亚政府对教育经费的投入是随着经济周期性波动而波浪起伏的。不能总是成比例上升或者成比例下降，但是总体上投入是增加的。例如，澳大利亚总的教育支出从1992－1993年度218.42澳元增加到1993－1994年度的226.17亿澳元，增长了3.5%。这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3%。^[20] 而根据西蒙·马根森在《澳大利亚教育公共政策》提供的数字，1950－1951年度教育总支出占GDP的1.6%，1975－1976年度占6.1%。它是历年最高，之后逐步下降，1980－1981年度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9%，然后又有所攀升。^[21] 通过对比战后到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政府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70年代中期达到了最高值，以后逐渐下降，有时又有所攀升，基本在5.6%上下浮动。

究竟技术与继续教育体制的发展是由什么因素起决定性作用？假如说是经济因素起决定性作用，那么澳大利亚经济发展是不断增长的，按照传统理论，教育经费的比例也应当增长，至少应当和GDP同比增长。但是事实上，澳大利亚整体的高等教育经费包括TAFE学院的经费有时候在联邦政府财政经费开支中是下降的。因此，传统教育理论无法解释技术与继续教育发展的一些现象。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如果说一定要从经济的角度或者层面去解释技术与继续教育的发展，那么应该把教育作为一种产业纳入经济领域去思考这个问题。随着进入21世纪，技术与继续教育的产业性逐渐凸现，可以为其他国家的产业服务，提高劳动生产率，满足人们的个人需要，增加就业的竞争力，包括技术与继续教育在内的高等教育服务成为了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对于教育产业的投入可以减少，从而刺激他们的产出。高等教育毕竟又属于事业的范畴，具有延续、保存和生产知识的功能，所以还是需要政府保持和加大教育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