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继续教育体制：产生与政治的关系

目前世界上有三种教育管理体制：即中央集权型，代表国家是俄罗斯和法国；中央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体制，代表国家是英国和澳大利亚；地方分权制，代表国家是美国。就澳大利亚中央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体制而言，教育管理体制处在中央政府控制和地方政府控制之间。单就澳大利亚的技术与继续教育的管理体制而言，则是以地方分权为主、中央集权为辅。

（一）技术与继续教育制度与澳大利亚政府

世界其他国家既有技术教育也有继续教育，既有技术学院也有继续教育学院，唯独澳大利亚存在技术与继续教育这种复合教育，设置了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这样的复合学院。究其原因众多，其中与它的宪法有一定的关系。澳大利亚宪法第65条规定：“除议会另有规定以外，国务部长不得超过七人。”故而成立联邦时，只有七个部，没有教育部。二次大战以后，联邦政府的部增加到20个左右。只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才设立了联合的教育科学部，70年代初期和80年代中期独立设置教育部。因此澳大利亚的教育部很少时候是单独设立，大多都是几个部合为一个部，比如2002－2007年的教育、科学与培训部（DEST），2007年后以来的教育、就业、劳资关系部（DEEWR）。这种设置主要是为了减少部门，技术与继续教育的名称和教育部与其他部门合并，逻辑上是一致的。为了便于联邦的业务部门对口管理，把技术教育和继续教育合并为一种学院。特别是在拨款的时候，便于分配资金。只要计算人数就可以了，不必考虑专业的不同而有所差别。

（二）技术与继续教育制度与工党

技术与继续教育制度的创立与工党政府有着直接的联系。假如没有当时惠特拉姆工党政府的执政可能就没有这种世界上独特的教育体制。因为工党党纲的教育主张主要有两点：一是主张免费的教育；二是重视与工人密切相关的职业技术教育。在创立时候，技术与继续教育体制既是免费的，又是职业性质的。

TAFE学院的产生还与惠特拉姆总理领导工党政府的施政纲领有密切的关系。工党政府有一个长久制定的政策，就是总是成立若干独立专家委员会咨询各种教育问题。它的1971年竞选纲领承诺建立学前和学校委员会来确定这些领域的需要和优先。在1972年政策演讲中，惠特拉姆先生重申他的主张，即在教育领域和其他许多政府活动中增加法定权威机构的数量。在建立“开放的政府”的部分，他做出如下承诺：

政府和人民沟通的重要渠道将是一些就新的支出提交正规的报告和建议的专家委员会。这些团体不仅仅对公众事务进行更加有效的和专业的指导，而且它们表明了我们的决心：在国家重大事务和国策讨论中，让公众知晓让公众参与。

正是他们的这种咨询体制才出现了康甘委员会，随后又催生了技术与继续教育体制。尽管澳大利亚历史上存在过许多临时的教育政策委员会，但是惠特拉姆领导的工党政府增强了这种咨询功能，设立了对后来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的学校委员会和技术与继续教育委员会，并且这些委员会实际上具有一定的决策和管理职能，具有政府部门的性质，比过去的委员会地位提升了。(www.xing528.com)

图2－1　高夫·惠特拉姆总理像

澳大利亚工党在世界上具有悠久的历史。1891年4月召开的第七届全澳工会代表大会决定在全澳范围内组织工人政党。从而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个政党。1904年和1908－1909年工党曾经两度执政，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执政的工党。1924年1月22日麦克唐纳领导的工党^[2]在英国首次执政。澳大利亚工党比英国工党成立得早执政得早。

工党成员以工人为主，也包括一些小资产阶级分子。在教育上，他们主张免费教育，增加技术培训设备。^[3] 1901－2001年30届32任联邦总理中有12位工党领袖。工党的教育纲领都影响了澳大利亚的技术与继续教育的生成与变革。1970年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AEC）进行了一次“澳大利亚教育需要调查”行动。调查结果核心概念是教育经费“下滑”，委员会估计1971－1975年教育经费缺口是1 443 000 000澳元，还不包括学前教育。^[4] 当时的在野党工党作为筹码攻击执政党的自由党麦克马洪政府，到1972年12月工党执政以后，“需要调查”成为教师工会的谈论焦点，要求当时工党教育部长比兹利（Beazley）说明自从调查以后实际发生了哪些改变。由于技术教师待遇较差反应强烈，1973年工党政府教育部长比兹利答应了技术教师协会要求，进行技术学院状况的调查。这项决定得到了劳工与移民部部长克莱德·卡麦隆（Clyde Cameron）的大力支持，正是他提名当时的代理部长迈耶·康甘领导了这次全国性调查。克莱德·卡麦隆认为需要成立一个技术与继续教育委员会，使技术教育在提高劳动力技能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上面情况来看，政府结构同样是教育政策形成的决定因素。当时技术与继续教育解决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移民教育问题。技术与继续教育的产生与政治需要有一定的关系。最初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创立这种教育制度的动因在于“公平”和“需要”，在1972年竞选宣言中主张提高特殊人群，特别是移民、非土著人和残疾儿童的教育水平。完成他们的中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如前所述，工党主张免费教育，1972年执政之后的工党实现了他们的诺言。一是取消学费，实行免费高等教育；二是将原来竞争性的“联邦政府奖学金”改为非竞争性的助学金。

技术与继续教育体制的形成与工党政府的财政支持是分不开的。正是由于工党政府的慷慨资助才建立了技术与继续教育制度。众所周知，工党主要代表社会中下层文化程度不高的工人阶层。为了获得这部分选民的支持和拥护，建立免费的中等教育后的技术与继续教育体制，显得合乎情理。基本上工党与澳大利亚工会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技术与继续教育是与工会成员结合最密切的教育类型，为了提高工人的地位和受教育的程度，最直接最便捷的教育就是技术教育与成人教育。其他国家的政党有民主党、共和党、保守党等党派，他们主要代表非工人阶级的利益。尽管澳大利亚工党也不完全代表工人利益，至少从天然关系上具有一定的同根性。

1972年工党的竞选纲领孕育了技术与继续教育的产生。戴斯·夫克斯（Des Fooks）将惠特拉姆的1972年的竞选政策演讲归结为三大要点：第一提倡平等；第二广泛吸收人民参与政策制定；第三释放澳大利亚人的才能提升澳大利亚人的水平。^[5] 这三点都与技术与继续教育体制的形成有直接的关系，提倡平等和提升水平是技术与继续教育的目的和结果，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使更多的澳大利亚人接受高等教育是实现平等和公平的必要途径。工党政府竞选纲领所主张的“平等”，主要是机会的平等，特别是教育、卫生和福利的平等。而广泛的参与呼唤康甘这样历史人物的出现，康甘热衷于技术与继续教育，正好迎合了工党政府的需要。埃列·克莱蒙斯等人认为，技术与继续教育是解决社会公平的途径。^[6] 在一定程度上康甘这个人物的偶然出现，加上他的个人才能和魅力，就提出和通过了技术与继续教育体制。假如当时澳大利亚出现另外一个人，可能澳洲教育体制则是英国的开放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或者美国的社区学院。恩格斯说：“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某个特定的局限的社会内创造这个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着的，因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结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