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教育的发展与工业化进程的密切关系

“二战”后的工业化进程极大地推动了技术教育的发展，而技术教育的发展是以技术学院的增多为标志的。战后，联邦政府重建训练计划首先关注的是技术教育而不是大学教育。1948年，属于联邦政府战后重建训练计划的全日制大学生为11580人，部分时间制大学生为7317人，而接受全日制职业技术教育的学生为101495人。全日制学生中，职业技术教育的学生是大学生的10倍。在新南威尔士州，技术学院的在校生从1948年的567 000人和1950年的60 650人上升到1953年的61 000人。在塔斯马尼亚州技术学院的在校生从1948年的4500人上升到1955年的6 600人。^[17] 战后复员军人的培训与安置也是技术教育发展的原因。联邦政府通过战后重建训练计划拨款到技术学院，对复员军人给予免费的全日制或者部分时间的培训。到1947年9月，209643名学生接受这个项目的技术培训，5 235人接受了农村培训。^[18]

必须指出，20世纪60年代中期建立的一批澳大利亚高级教育学院合并了许多技术学院，承担着部分技术教育的功能。根据1964年“马丁报告”建立的高级教育学院到80年代末有68所。它们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技术教育的进步。六七十年代，这些高级教育学院主要是专科层次的农业学校、师范学校和技术学校。

在这个时期，技术教育的另一个发展就是技术学院升格为大学。1940年新州庄蒙德的“1940年技术教育法案”曾提议建立一所本科层次的技术学院，直到1946年7月9日新州政府接受了教育部长的建议建立这样一所大学，1947年8月，发展委员会开始策划这件事情，经过对校名进行长期的争论，1891年3月9日创办的悉尼技术学院在1948年升格为新南威尔士技术大学（NSWTU）。1949年经过州立法确立名称为“新南威尔士州理工大学”（NSWUT）也就是后来的新南威尔士大学。这既是技术教育发展的一种现象，也是技术学院发展的一种途径。这种升格现象对中等层次的技术中学和没有升格的技术学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那些身处这个层次学校的老师，改善自身待遇和办学条件的要求逐渐形成。为创立高等教育层次的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准备了舆论。

澳大利亚的大学经历了从私立到公立的过程，这为技术学院树立了一个榜样，为后来TAFE学院政府拨款开创了先河。1956年，联邦政府成立了以默里爵士（K.A.H.Murray）为主席的大学委员会，调查大学的经费问题，并根据调查结果开始向大学拨款。当时其拨款所占大学费用的比例是29.2%，州拨款所占比例是50.3%。1974年1月开始联邦政府完全承担了对大学和高级教育学院的财政支持。^[19] 这正是“康甘报告”撰写和酝酿的时期，必然对其4月份提交的内容和建议产生直接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中期，联邦政府启动了对中等技术教育的资助。原因有三：第一，政府对大学拨款为中等技术教育提供了佐证。第二，教育团体特别是1964年成立澳大利亚技术教师协会和技术与继续教育教师协会的压力。第三，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军备竞争波及到澳大利亚，1964年7月，孟席政府通过“联邦中等教育实验室计划”开始资助中等技术教育部门。同年，还通过中等教育奖学金计划进一步资助中等技术教育。每三年为一个单位，根据州人口比例资助技术培训。第一个三年大约提供了1000万或3000万澳元。1964－1971年，政府向中等技术教育提供了共7000万澳元的资助。正如彼得·拉什布鲁克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所说：“如果没有联邦政府的资助，维多利亚州的技术与继续教育只能出现在技术部官僚的梦里。”^[20]

到20世纪60年代末，默里·史密斯（Murray-Smith）后来总结道：“技术教育与19世纪的老样子没有什么差别。仍然处于二流教育地位，具有明显的慈善学校的标志，校舍拥挤，设备陈旧，工资低廉，半日制教育充斥。可以想象，技术教育是个人自我提高的行当，而不是国家福利的象征。”^[21] 或许默里·史密斯过于苛求技术教育的外观，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技术教育主要是进行岗位职业教育，那时候劳动力短缺就业比较容易，人们没有时间和必要进行职业培训和提高。同时，可以通过移民的措施弥补技术人员不足。但是从长久看必须提高中等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和职业能力，特别是经理、技术员和辅助专职人员的业务能力。正是由于“二战”后经济的发展和技术教育的落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才导致了70年代初技术与继续教育体制的形成和政府的大力资助。(https://www.xing528.com)

“二战”后澳大利亚发生了三件事情与技术与继续教育体制的诞生有着密切关系。第一就是1945年发布的（男性）“充分就业”白皮书。认为充分就业是战后经济方向和落实凯恩斯主义实效的关键。20世纪50年代，学徒制在国家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它被视为本土技术人员的一个来源，从而作为白皮书对技术教育影响的一个案例。第二就是成立了“国家劳工服务部”（The Federal Departments of Labour and National Service，简称DLNS）和“战后重建部”（DPWR），加强技术培训与充分就业。1954年国家劳工服务部部长亨利·布兰德对学徒制结构进行了调查，这是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对技术教育的论证调查，对培训文化给予了高度重视，这为后来的技术与继续教育出笼埋下了伏笔。第三是1971年联邦政府的“为技术和变化替代人员而进行的就业培训计划”，这是自30年代经济萧条以来第一次为失业人员提供的教育资助。1972年工党政府上台以后拓展了资助的范围。当时失业人数增加，政府需要对这些人员进行职业技术教育，增加就业率。这种社会的和政府的教育需求催生了具有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性质的技术与继续教育体制的诞生。

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二战”后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许多国家都在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1960－1961年度，世界总计第三级教育入学人数在20～24岁人口中的比例是5.9%，到1967－1968年度是10.1%。^[22] 所统计的世界各国七年平均增长了将近一倍，发达国家的比例更高，增长的幅度大致相同。1981年澳大利亚科学部部长巴里·琼斯在他的著作《醒来吧，沉睡的人们》中认为，“二战”后澳大利亚的教育革命主要包含两件事情：普及中等教育和增加高等教育机构（tertiary institutions）中的就学人数。换句话说，TAFE学院的创立和发展是“二战”后澳大利亚教育革命的重要成果。澳大利亚则是在这种大的世界潮流中，高等教育及其技术学院得到了飞速发展。它们的发展为技术与继续教育体制的创立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

从表1－1可以看出，在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的高等技术教育在世界上还是比较先进的。其大专院校学习的20～24岁年龄段的学生与技术教育发达的西德和日本都要高。从1960年到1974年的百分比可以得到这样的印证。1960年在大专院校中学习的20～24岁年龄组中，澳大利亚占13.13%，西德和日本才仅占6.11%和9.45%。澳大利亚1970年大专院校学习的人数在20～24岁年龄占16.62%，1974年占22.17%，增长了将近6个百分点。在英、美、法、加拿大、以色列等11个被调查的国家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这个时段也增加了6个百分点，其次是日本，增加了5个百分点。通过加强高等教育及其技术与继续教育体制的确增加了澳大利亚在高等教育的学习人数，在这方面比世界其他国家同期发展得都快。

表1－1　大专院校中学习的20～24岁年龄组百分数^[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