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战前后“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名词经常混用。为了清楚起见，“二战”结束前主要采用“成人教育”提法，“二战”后多采用“继续教育”称谓。
殖民地最早的教育类型是成人教育和道德教育。鉴于澳大利亚最初是英国的一个犯人流放地，最需要教育的对象是成人罪犯，最迫切教育的内容是道德规范。1787年5月13日总督阿瑟·菲利普率领第一舰队向澳洲大陆进发。212名海军军官押送565名男罪犯和192名女罪犯。在海上的第二个星期天，英国圣公会理查德·约翰逊牧师以“咒骂之罪恶”的题目向罪犯布教。在随后的日子里，他欣慰地注意到，罪犯的污言秽语果然少了许多。这算是殖民地时期最早的教育活动。因此，澳大利亚的阿兰·巴肯说：“澳大利亚的教育是从成人教育和道德教育开始的。”[9]
自从技术教育创立开始就和成人教育密不可分。早期技术教育是为成人开办的职业补习性质的活动。正像王斌华所说：“澳大利亚的技术教育是直接在技工学校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0] 1823年英国哥拉斯格和伦敦建立了技工学院，三年后澳大利亚达令总督，效法宗主国的做法，1827年在范迪门地区（1825年从新南威尔士州分离出去）建立了一个类似的组织。实际上是成人教育性质的夜校，自1827年12月1日开始，每周六晚上7:00在范迪门城的法院大厅授课。学校建校之初，十分简陋，只有75澳镑寄往英格兰，一半购买仪器，一半购买图书。在范迪门地区开办的“技工学校”主要学习算术和几何，还有自然与实验哲学、实用机械原理、建筑、航海等讲座。这类技工学校通常是业余性质的，在周六周日的夜间开课，实际上就是成人教育班。19世纪30年代以后开办的技工学校都是这种类型，他们学习的内容是职业技术教育范畴的，他们学习的形式是业余成人教育性质的，它是20世纪70年代创立的技术与继续教育体制的渊源。迁移到澳大利亚的大多是不学无术的成人罪犯，对他们进行的自然是职业技术教育。后来非罪犯移民增加，凡是不同文化背景移民必须具有一定的生活能力，他们大多是劳工，需要接受在职成人教育。开发澳洲需要的是技术，而非学术研究，因此为成人实施技术教育成为很迫切的问题。
在1850－1860年十年间，新南威尔士州建立了大约15所技工学校、艺术学校和扫盲机构。19世纪50年代的维多利亚州，由于采金热带来的人口剧增和财富增长，人们对成人教育的热情也高涨起来了，在乡镇出现了许多成人教育机构。1855年，重建了悉尼工艺学校。当时妇女被排斥在大学和中等教育的学术性学习之外，她们可以在这类技工学校接受教育。南澳大利亚的技工学校发展缓慢，成人学习班和讲座很少，1848年阿德莱德技工学校出现在订阅图书馆里。以上均属于非正规的成人教育机构，条件较差，层次较低，人数不定，没有入学要求。在1860年5月，主办悉尼工艺学校的乌雷博士说：“我们既没有也不能制定学术规范，我们不能硬性规定或者建议入学分数线，不能强迫入学和必要的练习成绩。”[11]
关于正规的成人教育可以追溯到1886年悉尼大学在校园外提供的成人教育的校外部，1890年墨尔本大学随之效仿。以后澳大利亚在其他殖民地开办大学的时候，也建立了校外部。21世纪初，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塔斯马尼亚大学和阿德莱德大学都开设了校外讲座，悉尼大学的校外讲座对建立昆士兰大学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阿德莱德大学的校外讲座则奠定了建立西澳大利亚大学的基础。这些大学的成人教育校外部在二次大战后被通称为成人教育部，近几十年又被通称为继续教育部或者继续教育中心。(www.xing528.com)
非正规的成人教育[12]早于正规的成人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早期欧洲殖民者开办的各种成人教育团体”。[13] 在这些成人教育团体中最为著名的是工人教育协会（WEA）。它起源于英国，1903年由艾伯特·曼斯布里奇（Albert Mansbridge）创立。[14] 1913年艾伯特：曼斯布里奇应邀访问了澳大利亚，在各州建立了工人教育协会分会。在大多数州，工人教育协会与大学建立了良好的伙伴关系，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19世纪末20世纪初，澳大利亚各州创办了一批成人补习学校。正像王斌华所说：“它标志着独立的成人教育的创立。”[15] 1897年西澳大利亚州兴办了补习夜校，开设文化知识课程、商业课程、技术课程和商业课程。1905年2月，墨尔本成人业余补习学校宣告成立。主要目的是培养未来教师。这些学校虽然是单独成立的，但是都是兼职学习和业余性质。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成人教育的一种变化和发展。
在“二战”期间，军事教育极大地扩展了成人教育的规模，奠定了成人教育的基础。1941年3月成立的军事教育服务组织在成人教育方面做出了杰出的成就。1942年3月，在每一个旅和训练基地都任命了全职的教育军官。1941年9月，军队教育杂志《风趣》最早出现。开始时每周一期，到1942年10月变为每两周一期。在1942年，杂志社举办了16 900场讲座，参加的人数达到1 590 000人。在1943年，讲座数目增加到49 900场，参加人数增至3 210 000。[16] 之后随着澳大利亚战事的减少，部队主要开始从事军事生产，所以军事教育讲座的数目有所下降。正如D.怀特洛克在其《伟大的传统》中所评价的那样：“军事教育服务组织使澳大利亚成人教育空前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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