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FE学院的快速增长及教育团体的协调角色

技术与继续教育是澳大利亚将技术教育和成人继续教育融合在一起的独特教育体制，并且在推动其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因此，本书力图探索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体制生成的机制。为什么产生这种教育体制而没有产生像英国继续教育学院和美国的社区学院那样的体制？^[11] 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随着经济形势和就业市场的变化是不断调整和变化的，而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它们的办学方向呢？它们在主导思想、产学结合、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学生就业策略等方面做了哪些调整？效果如何？澳大利亚教育管理体制是中央与地方均权的模式，介于政府和学校之间的教育团体在教育决策和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技术与继续教育体制生成与变革过程中，包括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委员会（ACOTAFE）、技术与继续教育委员会（TAFEC）和技术与继续教育院长委员会（TDA）在内的教育团体，他们如何发挥作用？

技术与继续教育体制建立之初，经费大幅度增长，有关法律日益完备，各州改革了对应的教育管理体制。在经费上，TAFE学院是高等教育体系中增长最快、幅度最大的机构。1973－1977年，大学和高级教育学院的教育经费在全国公共教育经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不仅没有增长而且还有所下降，而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1973－1974年占6%，1974－1975年占6%，1975－1976年占7%，1976－1977年占8%。^[12]在法律建设上，联邦和各州相继出台了一批有关技术与继续教育的法律，使之有了法律保障。据不完全统计，1975－1976年两年内澳大利亚联邦和州颁布了5个直接关系技术与继续教育的法律，比如1975年联邦政府的《技术与继续教育法案》，建立技术与继续教育委员会（TAFEC）。1975年生效的新南威尔士州《技术与继续教育法案》，1975年南澳大利亚颁布了《技术与继续教育法》，1976年西澳大利亚州颁布了《高等教育委员会法》（修正案）等。在制度上，新南威尔士州和南澳大利亚州建立了独立的技术与继续教育部，充分提高了它的地位。结果，TAFE学院及其学生人数快速增加。1973年全澳有367所TAFE学院，到1977年达到479所。全日制学生人数由1973年的23 000人提高到1977年的204 000人。^[13] 1977年全日制学生是1973年的8.9倍。

由于从1974年以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联邦政府全额拨款，TAFE学院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行业界的批评，认为他们不能满足行业的需求，效率低下。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酝酿了一次大的变革，从此技术与继续教育进一步转向职业教育与培训（VET）。1990年11月15日联邦就业、教育与培训部部长约翰·道金斯（J.S.Dawkins）给就业与技能形成委员会（ESFC）的上级就业、教育与培训董事会主席格瑞哥·拉姆赛博士（Gregor Ramsey）写了一封信，重要思想是“鼓励技术与继续教育体制和培训体制内部进行转变”。^[14] 1992年宣布建立澳大利亚国家培训局（ANTA）标志着技术与继续教育体制由知识本位转向能力本位，也标志着TAFE学院成为进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主要机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TAFE学院大量合并、更名，尽管注册人数一直在增加，但是学院数量却明显减少。同时，TAFE学院开始走向三条不同的道路：职业道路、学术道路和中间道路。由此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后TAFE学院转向了，然而究竟这种教育制度是怎样嬗变的？效果如何？前景怎样？(www.xing528.com)

大凡一种制度的起源与变革，都有它的历史背景，决不是凭空地造出来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我们应当从政治、经济、文化、移民乃至地理因素等诸多要素去剖析和挖掘。毋庸置疑，这些因素对于任何一种教育制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具体到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制度，这些原理仍然适用。澳大利亚是一个崇尚民主的多元文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集团和压力集团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如前所述，澳大利亚的教育管理体制采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均权的形式，联邦政府的职责在于监控，具体管理职责在于州/地区政府。为了协调联邦政府、州政府、地区政府、学校、家长、行业等各个方面的要求，教育团体担当了中介机构的角色。有些全国性和地方性的教育政策往往是某个教育团体在经过调研以后提交报告，经过联邦或者州政府议会讨论修改形成某种政策，比如，1961－1964年马丁委员会提交的“马丁报告”，确定了高级教育学院的创立。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工党重新执政，以前传统的教育团体参与教育决策的做法进一步强化，并且增加了部分教育管理的职能，教育团体从后台走向前台，对某些教育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个别决策甚至起到决定性影响。1971年“卡梅尔报告”（Karmel Report）主张，政府“教育决策应当放权，鼓励多元化和社区参与”，他们建议“建立一些咨询团体，借以分散决策权”。^[15] 不仅如此还有其他一些包括基督教学校委员会之类的教育团体鼓动教育决策分权。最主要的是这种思想得到了工党领袖惠特拉姆先生的认同，他在1972年政策演讲中强调在教育领域建立一些法定的组织。他说：“国会和人民沟通的重要渠道将是一些定期提交报告提出经费分配建议的专家团体。”^[16] 在这种大的背景下，1973年联邦政府教育部任命的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委员会（ACOTAFE，又称康甘委员会）在第二年提交了《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需要报告》，从此，技术与继续教育体制正式诞生了。稍后，惠特拉姆工党政府建立了学校委员会、学前教育委员会、技术与继续教育委员会等若干个全国性法定教育团体。所以，澳大利亚学者马修斯等（J.K.Matthews）在其《澳大利亚工党政府的教育政策和政纲》著作中评论1972－1975年工党政府教育决策与管理的时候，把教育团体不仅把教育团体放在第一位，而且几乎整个部分都在谈论教育团体。可见，教育团体在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体制诞生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技术与继续教育制度起源上如此，在技术与继续教育制度变迁上亦如此。不过，促使其变迁的不是技术与继续教育委员会（TAFEC）这类的教育团体，而是与行业密切相关的教育团体。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发布了几个教育报告，这些教育报告主要是针对技术与继续教育体制不能满足行业需要的弊端而言的，主要是反映了行业的呼声。比如1985年《劳动力市场调查报告》（又称《柯比报告》），1987年的《重建澳大利亚》报告和1987年《澳大利亚技能报告》，都强调技能的重要性和市场的需要。道金斯（J.S.Dawkins）和霍尔丁（A.C.Holding）向联邦议会提交的《澳大利亚技能报告》宣布，调整对技术与继续教育的联邦资助，包括资金投入、专项设备拨款和TAFE学院进行学徒制的仪器设备项目。^[17] 基本思路是通过竞争性拨款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满足被培训者的要求。不仅如此，1988年澳大利亚颁布了《就业、教育与培训法》（1988年7月1日生效）成立了“国家就业、教育与培训董事会”（NBEET），下设四个理事会其中包括就业与技能形成委员会，它主要负责TAFE学院的经费分配。同时废止1977年联邦高等教育委员会法，原来其下属的技术与继续教育委员会后来虽然划归了国家就业、教育与培训董事会，但是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技术与继续教育体制变迁过程中，以就业与技能形成委员会为代表的教育团体发挥了重要作用。诚如就业与技能形成委员会所赞赏的那样：“许多TAFE学院极大地扩展了在提供培训方面的作用”。^[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