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第世家与经学大师：传承与发展

清代经学昌明博大，经学大师云集，实乃中国经学发展史上之一壮观。目前对清代经学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学家的成长经历和事迹介绍、经学著作思想的解读等方面。而为何会产生数量众多的经学大师，经学大师的诞生需要什么样的成长环境等一系列问题，至今尚未给予明确解答。从成长环境来说，在前面的第一节中已经进行了论述，这里将主要针对清代几位赫赫有名的经学大师所在的科第世家进行研究，以更为微观的视角来了解清代经学大师所成长的环境。

清代初期的经学家胡渭，撰《易图明辨》，对宋儒所谓的“河图”、“洛书”之误一一进行了考订，“渭则于河图、洛书，五行九宫参同《先天太极龙图》、《易数钩隐图》、《启蒙图》书，先天后天卦变象数流弊，引据旧文，互相参证，以箝依托之口，使学者知图书之说，乃修炼、术数二家旁分易学之支流，非作易之根柢”^[61]，从而将种种矫说与《易经》厘清，梁启超盛赞此书，“功不在禹下”^[62]。又撰著《禹贡锥指》二十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评价：“宋以来，傅寅、程大昌、毛晃而下，注《禹贡》者数十家，精核典赡，此为冠矣。”^[63]此书实为清代研究古地理之首。我们对胡渭的了解也就大致于此。但我们根据胡氏家族后人，光绪戊子科顺天乡试中式第257名胡惟德的朱卷履历记载，可知其家族亦是明清时期的一个科第世家。胡氏的始祖胡昌翼本是唐昭宗太子，后来因朝廷政变而躲匿于胡三公家，于是便改姓胡。传至胡仲华，又因元兵犯乱，便举家迁徙至浙江归安县埭溪镇。胡渭是胡惟德的第十世叔祖，他对其记载是“笃志经义，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南巡献《平成颂》，进呈《禹贡锥指》，御书‘耆年笃学’四字赐之”^[64]。自胡渭以后，胡氏族人在科场中屡获佳绩，仕途风顺。第十一世胡宁濂，是崇祯戊辰科的岁贡，廷试第一，授知县，并著有《礼记说定》、《四书通解》、《婴存子诗集》行世；胡会恩，乃是康熙十五年（1676年）丙辰科会元^[65]，殿试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刑部尚书。至第十二世，更是创造了“同代四进士”的佳话。胡允干，举人，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胡彦颖，乃是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乙未科的进士，授编修；胡彦昇，雍正八年（1730年）庚戌科进士，官至刑部主事；胡承昊，雍正十一年（1733年）癸丑科进士，直隶赞皇县知县；胡彦辅，乾隆四年（1739年）己未科进士，清平县知县。

江藩，是清代吴派考据学的代表人物，其在经学界影响最大的便是其《国朝汉学师承记》一书。阮元等人极为推崇此书，谓此书“可知汉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国朝学者经学之渊源，大义微言，不乖不绝，而二氏（指老庄、浮屠）之说亦不攻自破矣”^[66]。也正因为此书，激起了清代经学史上的一场“汉宋对峙”的互攻风波。其实，江藩家族亦是一个历代久远的文化望族。根据光绪丁酉科乡试中式117名江绍英的朱卷履历统计，江氏族人中共有进士11人，举人32人，副榜5人，贡生（包括岁贡、廪贡、附贡、优贡、拔贡）41人，生员150余人，还有国学生、武举数人。江藩的祖上江溥，专治《诗经》，是弘治十二年（1499年）己未科会试的会魁，后归隐讲学；到五十四世的江有规，则“以儒术为本”^[67]，说明经学功底深厚。江藩的父辈，即五十七世江瀠，乃乾隆丙子科举人，著有《四书题蕴》；江铭，乃乾隆四十年（1775年）乙未科进士，府学教授，著有《大学衍义解》。也正是因为江氏家族这种浓厚的人文教育环境，才缔造了江藩这样的一代经学大师。在江绍英的乡试朱卷履历中，对江藩的记载为：“江藩，字子屏，国学生，寄籍甘泉，著有《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宋学渊源记》三卷、《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一卷。”^[68]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名门望族星罗棋布。在这些家族当中，论及科名之盛，常州庄氏尤为著称，清代今文经学大师庄存与便诞生在这个家族。艾尔曼对于庄氏家族的影响，言道：“在16到19世纪间，常州的庄氏宗族发展为一个强大的亲属组织，其势力包括在地方上的高度社会声望，在全国政治上相当程度的政治影响力，以及书香世家的学术名声。例如清朝时庄氏宗族共有29人考取进士，其中11人在三年一度的北京殿试上表现优异，因此立即进入了翰林院，直接协助皇帝的日常政务。”^[69]据庄氏后人庄殿华的朱卷履历记载，截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家族中仅进士便有12人，其中有5人是会魁，5人是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具体的科名谱系见表5－1。

表5－1　庄氏族人科名谱系^[70]

续表

从庄殿华的朱卷履历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庄氏从事经学研究始于八世祖庄廷臣，著有《诗经逢源》五卷。七世庄鼎铉，虽然出身仅为生员，但也与其兄庄履丰合撰《古音骈字续编》五卷。到了庄存与这一代，诸兄弟在科场中屡屡胜出，并且经学研究也随之昌茂。庄培因，状元及第后授翰林院修撰，翰林院侍讲学士，著有《虚一斋集》；庄存与，榜眼及第，授编修，升侍讲侍读学士，入直南书房，著有“《易说》、《尚书说》、《毛诗说》、《春秋正辞》、《周官记》、《周官说补》、《乐说》、《四书说》、《算法约言》、《味经斋文稿》”^[71]。庄殿华的曾祖父庄述祖，也是一位经学大师。“述祖传存与之学，研求精密，于世儒所忽不经意者，覃思独辟，洞见本末。著述皆义理宏达，为前贤未有……其余五经，悉有撰著。旁及《逸周书》、《尚书大传》、《史记》、《白虎通》，于其舛句讹字，佚文脱简，易次换弟，草薙腋补，咸有证据，无不疏通”^[72]，著有“《古文甲乙篇》、《说文古籀疏证》、《夏小正经传考释》、《明堂阴阳记长编》、《尚书考证》、《周颂口义》、《诗记长编》、《尚书记章句》、《乐记广义》、《左传补注》、《谷梁考异》、《五经小学述》、《驳五经异义纂》、《论语集解别记》、《弟子职集解》、《史记决疑》、《历代载籍足征录校正》、《列女传凡首校正》、《白虎通别录》、《汉鐃歌句解》、《石鼓然疑》、《钟鼎彝器释文》、《珍艺宦诗文集》”^[73]。庄存与之孙庄绶甲，传其家学，著有《尚书考异》、《释书》、《名迁改格拾遗补》、《艺斋文集》等书。

再来看看常州地区另一位今文经学大师——刘逢禄所在的刘氏家族。刘逢禄，字申受，亦字申甫，号思误居士，生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卒于道光九年（1829年）。刘逢禄同样出身于书香门第。据其家族后人刘瞻汉的乡试朱卷履历记载，刘氏族人自第十一世为始，便在朝廷的文化核心部门充任经筵讲官、文渊阁学士、翰林院编修等。十一世祖刘维宣，乃经筵讲官、文渊阁大学士，刘维祺、刘维烈都是顺治年间进士；十二世祖刘演，康熙癸酉科举人，充经筵讲官，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十三世祖刘祖机，生员，敕封文林郎，翰林院编修，充经筵讲官，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刘瞻汉高高祖刘纶，即刘逢禄的祖父，虽是廪生出身，但乾隆元年（1736年）与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编修，后入直南书房，任军机大臣，充经筵讲官，加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高高祖从叔伯祖刘星炜，乃乾隆十三年（1748年）戊辰科进士，二甲传胪，选翰林院庶吉士，任翰林院编修、侍讲、侍读学士、日讲起居注官等职。刘瞻汉的曾祖父刘召扬，即刘逢禄的父亲，虽然任官没有其父亲刘纶的大，但是秉性淡泊，勤奋好学，“自经史以及律吕、星算，外至释典、道藏、灵素之说，无所不窥”^[74]。正是因为其深厚的经学素养，在乾隆甲辰南巡时，召试第一，特赐举人。刘逢禄的叔（伯）刘跃云，乃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丙戌科殿试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充经筵讲官；其族叔（伯）刘种之，太学生，在乾隆乙酉南巡时召试一等，特赐举人，也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职编修。这样，经过家族经学研究长期的积累与文化的熏陶，终于孕育出了一代经学大师——刘逢禄。刘瞻汉对其曾祖刘逢禄的情况并未悉载，较为简单，“嘉庆辛酉拔贡，朝考一等第三名，丁卯顺天举人，甲戌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著有《礼部集》行世”^[75]。

刘氏家族的兴盛，尤其是孕育出刘逢禄这样一位经学大师，除了家族自身长期的文化资本积累外，也与家族之间的联姻有很大关系。刘逢禄的母亲庄氏，系庄存与之女。这位出身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自幼接受了良好的经学教育，博览群书，博通经史。刘逢禄的经学成就，与其自幼受母教导有很大的关系。而其春秋公羊学的研究，主要是受其外祖父庄存与、舅舅庄述祖的影响。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庄存与告归，询其学业，刘逢禄有问必答，“应对如响”，得到了庄存与的称许，谓“此外孙必能传吾学”^[76]。外祖父庄存与、舅庄述祖，并以经术名世，“逢禄尽传其学”^[77]。自此而后，刘逢禄更加发奋努力，不到数年，即遍阅“十三经”及周秦古籍，熟读董仲舒《春秋繁露》，并开始研治《春秋公羊传》。“束发受经，善董生（仲舒）、何氏（休）之书，若合符节。”^[78]嘉庆初年，庄述祖自山东奉母归家，刘逢禄又跟随治经，问《尚书》今文、古文家法及二十八篇叙义，“析疑赏奇，每发神解”^[79]，并“从受夏时等例及六书古籀之学，尽得其传”^[80]。刘逢禄后来曾回忆说：“余年十有五，治《公羊春秋》条列之学，舅氏庄珍艺（述祖）先生为言夏时之等，文约而旨无穷，与《春秋》相表里。出所著《说义》初本读之，观其论制礼作乐之原，三统内外之辨，治历明时之道，庶虞汁月之征，郊禘视学之典……扶阳抑阴之义，慎始敬终之戒，富矣哉！洵太平之正经也。由是以知《春秋》改周之正，行夏之时，百世莫之能违者。”^[81]

也正是因为家学代代传承和其母系家族庄氏家学的授受，再加上刘逢禄本人的覃思研治，才使其学业精进，从而成为一代经学大师。《清史稿·儒林三》对刘逢禄的记载为：“其为学务通大义，不专章句。由董生《春秋》窥六艺家法，由六艺求观圣人之志。”^[82]后人对刘逢禄的经学成就更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他对《春秋》义例的系统阐释，显示了《春秋》公羊学“与世推移，以应时变”的特点，“《公羊》义例之学，《春秋》经世致用，至是而显”^[83]，从而为鸦片战争前后，龚、魏二弟子掀起经世思潮奠定了基础^[84]。

综上所述，科举世家在世代应举的过程中，使得经学成了家学，并代代传习。在这种世代传习的过程中，创造了大量的经学著述，促进了经学的发展。同时，科举世家也培育、造就了一大批经学大师。科举世家在家学传承的过程中，对经学深加揣研，积累了丰厚的家族文化资本，这为经学大师的孕育提供了优良的条件。正所谓“人之登显位，享厚奉也。有崛起于寒微者，有蒙先世之业，而得之者其于学问也……崛起者必特出之英才，蒙业者英才固有之”^[85]。庄氏、刘氏两大科举世家的实例，有力地证明了，科举考试的长期运行，缔造了数量众多的科举世家，而这些科举世家同时也是经学教育推广的基地，是经学研究的组织和培育经学大师的温床。

【注释】

[1]参见张杰：《清代科举家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2]钱茂伟：《明代的家族文化积累与科举中式率》，载《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第142～150页。

[3]郑若玲：《科举对清代社会流动的影响——基于清代朱卷作者之家世分析》，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72～79页。

[4]韩行方：《大连韩氏家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

[5]南靖县葛竹赖氏续谱委员会：《葛竹赖氏族谱》，出版者不详，2000年版，第305页。

[6]（清）吴翟：《茗洲吴氏家典》卷一《家规十八条》，刘梦芙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版，第18～23页。

[7]泉州赵宋南外宗正司研究会：《南外天源赵氏族谱》，泉州：泉州市印刷广告公司，1994年版，第172页。

[8]参见毛策：《孝义传家——浦江郑氏家族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页。

[9]彭端淑：《白鹤堂诗文集》，转引自喻岳衡编著《历代名人家训》，长沙：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251页。

[10]（清）魏源：《读书吟示儿耆（五首）》，见中华书局编辑部编《魏源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53页。

[11]翟博：《中国家训经典》，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617～618页。

[12]翟博：《中国家训经典》，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634页。

[13]郑板桥：《郑板桥集》，吴泽顺编注，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177页。

[14]《清代四名人家书》，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40页。

[15]《清代四名人家书》，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41页。

[16]（清）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十七《与从子掌丝书》，见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42页。

[17]曾国藩：《谕纪泽》，见邓云生点校《曾国藩全集·家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06页。

[18]台湾《萧氏族谱·萧氏家规》（南靖书洋萧氏宗族订立），1977年重编本。

[19]（清）郭赓武，黄任，怀荫布：《乾隆泉州府志》卷六十一《乐善》，见《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24辑），上海：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374页。

[20]三明《松洋庄氏族谱》，转引自《泉州桃源庄氏族谱汇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

[21]参见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269页。

[22]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序》，见《孙氏祠堂书目》，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页。

[23]泉州赵宋南外宗正司研究会：《南外天源赵氏族谱》，泉州：泉州市印刷广告公司，1994年版，第180～181页。

[24]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的人文环境述论》，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78页。

[25]参见顾廷龙：《清代朱卷集成》（第49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4页。

[26]顾廷龙：《清代朱卷集成》（第49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页。

[27]参见顾廷龙：《清代朱卷集成》（第276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97～298页。

[28]顾廷龙：《清代朱卷集成》（第334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86页。

[29]顾廷龙：《清代朱卷集成》（第334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页。

[30]顾廷龙：《清代朱卷集成》（第220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427页。

[31]侯玉杰等：《滨州杜氏家族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3年版，第31页。

[32]（清）崔述：《考信录》附录卷一《先君教述读书法（先孺人教法附）》，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道光二年（1822年）、道光四年（1824年）陈履和递刻本。

[33]（清）陆以湉：《冷庐杂识》卷六《夜纺授经图》，崔凡芝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5页。

[34]顾廷龙：《清代朱卷集成》（第302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

[35]（清）柏葰：《薜箖吟馆钞存》卷二《〈寒檠课子图〉为同年何竹香司马（士祁）题》，见《清代诗文集汇编》（6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1页。

[36]顾廷龙：《清代朱卷集成》（第61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353～354页。(www.xing528.com)

[37]顾廷龙：《清代朱卷集成》（第71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38]《海澄县学教谕萨先生家传》，见《雁门萨氏族谱》，出版者不详，2007年版，第356页。

[39]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的人文环境述论》，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78页。

[40]（清）包世臣：《艺舟双楫》卷九附录三《秋镫课子图记》，清道光安吴四种本。

[41]张杰：《清代科举家族与经学发展述论》，见彭林主编《清代经学与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7页。

[42]参见程素仁，程雪云：《太谷曹氏家族》，太原：书海出版社，2002年版，第85～86页。

[43]参见毛策：《孝义传家——浦江郑氏家族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

[44]（清）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9～121页。

[45]（清）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1～122页。

[46]（清）蔡世远：《二希堂文集》卷十一《帖家塾》，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32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15页。

[47]（清）吴翟：《茗洲吴氏家典》卷八《释菜仪节·释菜》，刘梦芙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版，第299页。

[48]顾廷龙：《清代朱卷集成》（第207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109页。

[49]兰秋阳：《“家学”词称溯源及其当代诠释》，载《兰台世界》，2010年第5期，第70～71页。

[50]（清）惠栋：《松崖文钞》卷一《上制军尹元长先生书》，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2年版，第16～17页。

[51]闵尔昌：《碑传集补》卷四十一《经学·孙征君诒让事略》，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00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2253页。

[52]任继愈：《科举促进国学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见新京报主编《科举百年》，北京：同心出版社，2006年版，第251页。

[53]（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五《姚舜牧》，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第169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53页。

[54]参见顾廷龙：《清代朱卷集成》（第83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433～445页。

[55]（清）赵翼：《檐曝杂记》卷二《高士奇》，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2页。

[56]《清史列传》（第3册）卷十《高士奇》，王钟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86页。

[57]《清史列传》（第3册）卷十《高士奇》，王钟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88页。

[58]顾廷龙：《清代朱卷集成》（第121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193页。

[59]参见顾廷龙：《清代朱卷集成》（第71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8页。

[60]参见顾廷龙：《清代朱卷集成》（第83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221页。

[61]《清史列传》（第3册）卷六十八《儒林传下一·胡渭》，王钟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459页。

[6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

[63]（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二《禹贡锥指二十卷·一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64页。

[64]顾廷龙：《清代朱卷集成》（第121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123页。

[65]按照胡惟德乡试朱卷履历的记载，胡会恩是康熙丙辰科的会元。但刘海峰、李兵合著的《中国科举史》（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和张希清著的《中国科举考试制度》（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书后所附的“清代进士登科表”中显示，此科会元是彭定求。

[66]（清）阮元：《国朝汉学师承记》（阮序），见汪藩著，钟哲整理《国朝汉学师承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页。

[67]顾廷龙：《清代朱卷集成》（第200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

[68]顾廷龙：《清代朱卷集成》（第200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69页。

[69]［美］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赵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70]参见顾廷龙：《清代朱卷集成》（第384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331～341页。

[71]顾廷龙：《清代朱卷集成》（第384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333页。

[72]赵尔巽：《清史稿》（第43册）卷四百八十一，《列传》二百六十八《儒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218～13219页。

[73]来新夏：《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第53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1～459页。

[74]（清）刘逢禄：《刘礼部集》卷十《先府君行述》，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50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91～192页。

[75]顾廷龙：《清代朱卷集成》（第119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90～291页。

[76]（清）刘逢禄：《刘礼部集》卷十一《先府君行述》，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50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09页。

[77]赵尔巽：《清史稿》（第43册）卷四百八十二，《列传》二百六十九《儒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266页。

[78]（清）刘逢禄：《刘礼部集》卷三《春秋公羊释例序》，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50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

[79]（清）刘逢禄：《刘礼部集》卷九《尚书今古文集解序》，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50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169页。

[80]（清）刘逢禄：《刘礼部集》卷十一《先府君行述》，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50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609页。

[81]（清）刘逢禄：《刘礼部集》卷二《夏时等列说》，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50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6页。

[82]赵尔巽：《清史稿》（第43册）卷四百八十二，《列传》二百九十六《儒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267页。

[83]林庆彰：《经学研究论丛》（第1辑），台北：台湾圣环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308页。

[84]参见李洵等：《清代全史》第6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3～434页。

[85]（清）崔述：《考信录》附录卷一《家学渊源》，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史评类，第45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