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来重视家训，早在南北朝时期，北齐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便提出了教子、治家、勉学等诸多规条。古代的世家大族非常清楚，家族兴旺无非三条：一勤劳持家、二读书入仕、三人丁兴旺。所以，世家大族往往对待家族子弟的教育格外重视。这可以从世家大族的家训、族规中窥见一斑。如大连韩氏韩志璋在族谱序言中强调：“先父家训尝曰：耕读乃持家之本，故临危时犹谆谆告诫，恐子孙之暂忘祖德也。”[4]福建南靖县的赖氏在其“务读书”的家训中言道：“家不论贫富，子女不论贤愚，首在读书；读书则能穷理，穷理格致，自可朋修齐治平之道。”[5]安徽休宁县的吴氏家族在其《家规十八条》中写道：“族中子弟有器宇不凡、资禀聪慧而无力从师者，当收而教之，或附之家塾，或助以膏火。”“子孙自六岁入小学，十岁出就外传，十五岁加冠入大学，当聘致明师训饬。”“举业发圣贤之理奥，为进身之阶梯。颇多读经书，师友讲究，储为有用，不得冒名鲜实，不得纷心诗词及务杂技，令本业荒芜。”“子弟已冠而习学者，须沉潜好学，务令精进，有日异而月不同之趣。若因循怠惰，幼志不除，则去其帽如未冠时，通则复之。”[6]
很多科举世家的家范、族规中对于子弟的“冠礼”格外重视，并且将劝学与冠礼有机结合起来，来激励、督促子弟勤奋学习。如泉州赵氏宗族的《家范》规定：“子弟年十六以上，须能暗记‘四书’一经正文，讲说大义，粗知礼义之方，然后为之冠。”[7]浙江浦江郑氏的《家范》第六十八则规定：子弟年十六以上，许行冠礼，须能暗记“四书”、“五经”正文，讲说大义，方可行之。否则，直至二十一岁。弟若先能，则先冠，以愧之[8]。
在劝诫子孙勤学奋斗时，很多家族并非仅仅用冰冷、刚硬的规条去约束，而往往会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或者生动形象的比喻，以起到感化心灵的作用。彭端淑在勉励子侄勤学上进的文章中言道：“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吾资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旦旦而学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与庸也。吾资之聪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摒弃而不用，其与昏与庸无似异也。”[9]魏源在告诫后代子孙读书时，用富有文采的花木做比喻，劝诫儿子读书应不畏艰难、不怕磨炼：
君不见，华时少，实时多，花实时少叶时多，由来草木重干柯。秋花不及春花艳，春花不及秋花健。何况再实之木花不繁，唐开之花春必倦。人言松柏黛参天，谁知铁根霜干蟠九泉。[10]
在经书学习方面，很多的家训也都提出了良好的学习方法。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傅山在阐释训示两孙的十六字格言时指出：“静，不可轻举妄动，此全书读书地，街门不辄出……忍，眷属小嫌，外来侮御，读《孟子》‘三自反’章自解；乐，此字难讲，如般乐、饮酒，非类群嬉，岂可谓乐？此字只在闭门读书里面，读《论语》首章自见……勤，读书勿怠，凡一义一字不知者，问人检籍，不可一‘且’字放在胸中……归，谓有所归宿，不至无所着落，即博后约。”[11]朱柏庐，治学以程朱为本，所著《治家格言》世称“朱子家训”。他在劝读书的训示中说：“读书须先论其人，次论其法。所谓法者，不但记其章句，而当求其义理。所谓人者，不但中举人进士要读书，做好人尤要读书。中举人进士之读书，未尝不求义理，而其重，究竟只在章句；做好人之读书，未尝不解章句，而其重，究竟只在义理，先儒谓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只是此等人，便是不会读。”[12]清代书画家、文学家郑板桥在家书中多次论及读书治学的问题，他在《焦山别峰庵雨中无事书寄舍弟墨》的书信中，提出读书要有选择。他说：“吾弟读书，‘四书’之上有‘六经’，‘六经’之下有《左》、《史》、《庄》、《骚》，贾、董策略，诸葛表章，韩文杜诗而已，只此数书，终身读不尽，终身受用不尽。至如《二十一史》，书一代之事，必不可废。”[13]林则徐在其家训中，结合自己的体会，提出了读书作文的方法。他认为“读书作文之道，其先当因类以求之。如理学则当于先儒所论天人性命之旨及今古名家之深邃刻挚而明晰者讲求之。政事则当于先儒所记兵农礼乐之要及古今名家之昌明高华、开拓而精切者讲求之”[14]。在作文方法上，他指出：“用翻，用跌，用衬，或拓开，或推深，或旁敲，或反逗，皆文字妙法。然此数者，无经籍之菁华、儒先志妙绪、大家之讲求、古文之气息以出之，又何以有精彩、有意味、有波澜、有曲折乎？”[15]清中期著名汉学家卢文弨在给其侄儿的家书中，对于读书，他提出：
近世类书颇多，又诸文集亦多有注释笺解，然则读书之易，宜莫如今日；然吾以为殚见洽闻之助，不在是也。盖已经剪截割裂，于事之始末，语之原委，必有不能通贯晓析者矣。今以掌丝（卢文弨之侄儿）之资性，日力计之，吾不必訹以高远难行之事，“六经”之外，如《尔雅》、《说文》、《史记》、《汉书》，皆所当读也。然后博览群书，其不解者鲜矣。此言初听若迂，然吾为掌丝细审之，事无有捷于此者。且不必遽为程限，但日日读之一卷毕，则此一卷之事与言见于他书者，自一览而得也，推而数卷至数十卷莫不然。初可以省问之一二，继可以省问之五六，又继可以省问之八九矣。[16](www.xing528.com)
卢文弨的意思是，虽然市面上有很多编纂的类书，但都已经被人“剪截割裂”了，因此要想了解“事之始末，语之原委”，应当博览群书，切不可寻求捷径。晚清重臣曾国藩极为重视家训，他一生以训诫子弟为大任，写下了三百三十余封家书，为历代之最，流传甚广，影响巨大。在读书指导上，他教导子弟应把握“看、读、写、作”四法。他说：“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白）、杜（甫）、韩（愈）、苏（轼）之诗，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17]
除了家训中对家族子弟读书劝学的重视与教导，很多的族规、家训中还往往有对子弟读书予以资助与支持的规条。如南靖萧氏宗族族规曰：“凡生业不可少废，子弟至十五以上，择其聪明者责之儒业而赀其费，俾得专业。又必择贤师益友亦正其从违，庸下者则令其或务乎农，或精乎工，或经营于商贾，各占一业，务其成效。”[18]永春《官林李氏宗谱》规定：“子弟之质美而无力从师者，须助之”，“子孙器识可以仕者须资勉之”，“子孙聪明可读书者，毋论家之有无，皆宜读书，族内亦须扶助，共冀成立”，“或有俊秀子弟，无力求学者，更宜之设法栽培，以成其材”。泉州《太原王氏家谱》云：“奖读书以传诗礼。吾族世代诗礼传家，而读书之人则诗所由传也。族中有游泮或登仕者，众祭必使与，分胙必及之，以奖己能，以勉未能者也。各房产业丰者亦应自立书田赡而之。”很多的科举世家利用族产开办学塾、置书田来支持族中子弟从学受教。乾隆《泉州府志》记载：“张欣，字士表，惠安人，恤孤赈贫作家塾，延名儒，数子孙、亲戚子弟来学者，悉廪之”。“洪以洗，南安人，移晋江……倭寇退。宗人议筑堡捍贼，以洗腴田若干在营度中，捐以成之，构书舍以课族中子弟，额曰‘三惜轩’，集英俊角艺，课其甲乙。”[19]《松洋庄氏族谱祖规十则》的第九则“立学田以兴教学”规定：“礼仪有贤者出，唯读书为能明理。然礼仪生于富足。亦唯有资然后能读书也。自为家门寒素，作养无资，往往有听明子弟，困于家计，不能造就成材，非读书之为难，亦培养有未周也。近来科举罢停，学堂兴起，论者几视读书为无用。然国家养士之典，终不容废也。凡我族人，祀田之外，当另立书田，为油灯考试等费，以作养人才，以厚待后学。庶几人文蔚起，学教振兴，其族党增光，岂有艾欤？”[20]
除了在经费上的资助与支持外，很多科第世家还广藏书籍，以供族中子弟借阅学习。在明清时期，世家大族藏书十分流行。及至清代，私人藏书鼎盛，藏书家之多，实超前代之总和。据统计，整个清代确有文献记载的藏书家，约有2082人[21]。所以，很多家族都将藏书作为传家宝，十分重视。晋江《锦马林氏族谱》云：“吾林入闽定居莆阳之后，传家有两重：重图书设置，重培育人才。披公建灵岩精舍，课子功读，故一门九刺史；翘公有‘翰墨之菽，图书之府’志赞语；知公建望江书堂，文英公弱冠游太学，怡公博览群书，勉公著述自娱，皆说明传家有宝。”孙星衍将家藏书籍按内外编七卷，分经学、小学、诸子、天文、地理、医律、史学、金石、类书、词赋、书画、小说等十二大类进行编目，以“略述渊源，以教家塾”[22]。泉州赵氏宗族《家范》规定：“祖宗广储书籍，以惠子孙，不许假人，以致散逸，须各识卷首云‘赵氏书籍’。如有不才子孙以之散鬻与人及假借于人，而不宝惜，甚为不孝。”[23]清代私家大族编纂类书也十分兴盛，如被《文渊阁四库全书》收入的：陈元龙撰《格致镜源》100卷、宫梦仁撰《读书纪书略》54卷、吴宝芝撰《花木鸟兽集类》3卷、葛万里撰《别号录》9卷、潘永因编《宋稗类钞》30卷等类书。这些类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各家族为了族中子弟应举而特意编纂的，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天文历法、舆地掌故等各个领域。
由于经学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因此古代的科举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就等同于经学教育。清代的科举世家的家训、族规中处处显示着对子弟勤奋读书的规劝和循循善诱的指导，还有家族在经费和藏书上的大力扶持。这些都为家族子弟的经学教育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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