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北宋时期，便有以“五经”中举的进士，开宝六年（973年），宋太祖亲自录取了进士26人，五经4人，开元礼7人，三礼38人，三传26人，三史3人，学究18人，明法5人[90]。只不过这里的“五经”指的是五经科目，并非明清时期所说的儒家“五经”。以“五经”中式，应该在明洪武年间。据梁章钜《归田琐记》记载：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黄文史试南畿，“五经”题兼作，以违式取旨，特置第一，免会试，授刑部主事，此其始也[91]。赵翼在《陔余丛考》中也有几乎一致的说法：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闽人黄文史试南畿，“五经”题兼作，以违式取旨，特置第一，免会试，授刑部主事，此“五经”之始也[92]。清人来集之在《倘湖樵书》中也提出：
漳州长泰县黄文史，字廷实，晚号遁叟，颖悟博通，洪武二十二年应贡，庚午试南畿，“五经”题兼作，以违式取。读其天下一家论大见称异，御批特置第一，免会试，受刑部主事。此则兼“五经”而应试之始也。[93]
至崇祯七年（1634年）甲戌会试，福建举人颜茂猷又以通作“五经”卷中副榜，特赐进士。“崇祯甲戌科，福建颜茂猷作‘五经’全卷，礼部左侍郎林钎具疏奉旨，准与誊录时文，文肃领《易》，力请中式。正主考温体仁坚拒不允，亦具疏奏请。奉旨准列正榜前一名，茂猷遂在会元李王用之前。”[94]对此，清人钮琇在《觚賸》中写道：
七年甲戌，知贡举礼部侍郎林钎言举人颜茂猷文兼“五经”，作二十三义，帝念其该洽，许送内帘。茂猷中副榜，特赐进士，以其名另为一行，刻于试录第一名之前，“五经”中式者自此接迹矣。[95]
自是以后，崇祯十年（1637年）丁丑会试，江西临川杨重熙以作“五经”卷中式。崇祯十六年（1643年）的癸未会试，浙江嘉兴谭贞良、慈溪冯元飚双双以“五经”中式。
到了清代，以“五经”卷中式的人大为增加，可谓“本朝则指不胜屈”[96]。顺治二年（1645年）丁酉科乡试，山东胶州法若真作“五经”卷，被诏送礼部御试，赐内阁中书，一体会试，改庶吉士，授编修。在《增修胶志》之《人物志》中对法若真的情况有详细的介绍：
法若真，字汉儒。寰子，性警敏。年四岁，闻诸生讲《大学》即相问辨，寰甚奇之。少为诸生。崇祯十五年，若真携家兵至铁橛山，为健儿所获，剥衣而缚之，生母李妻崔尽以行装赎若真还，窜逃山谷者三年，读书弗辍。清顺治二年，礼部奏革“五经”应试，若真不知，仍为“五经”文二十首。主考官封其卷以异才，特荐，召送礼部御试，授内翰林，国史院试中书舍人，举三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充福建戊子科主考官，迁秘书院，侍读，掌六部章奏，敕撰文。[97]
顺治十七年（1660年）议准，科场中严禁作“五经”文[98]。康熙朝，崇儒重道，士人争自砺，文风大兴。丁卯科顺天乡试，浙江监生查嗣韩、福建贡生林文英以兼作“四书”、“五经”文二十三篇，特赐举人，一体会试。“康熙丁卯顺天乡试，浙江海宁查嗣韩、福建侯官林文英皆全作‘五经’题，以违例贴岀，榜发后，云间受业族叔监察御史祖修具疏以闻，上许一体会试，戊辰俱成进士，入词林，盖特典也。”[99]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壬午科顺天乡试，监生庄令与、俞长策亦兼作“二十三篇”，外帘监试御史以违例疏奏，康熙皇帝言道：(www.xing528.com)
所作“五经”文字，若俱浮泛不切，自不当取中；若能切题旨，文理明顺，一日书写二万余字，实为难得。庄令与、俞长策着俱授为举人，准其会试。嗣后，作“五经”文字不必禁止，作何定例，着九卿、詹事、科道议奏。[100]
九卿等遵旨议定，以后乡、会试作“五经”文字者，于额外取中三名，若佳卷夥，则另行题明酌夺。另规定，“五经”文字草稿不全者，免其贴出，但第二场须加试诏、诰各一道；头场备多页长卷，有愿作“五经”者，许本生禀明给法。这样，便标志着“五经”中式由临场奏请发展到了制度化阶段。
这一制度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士人习经的热情，“五经”通习的人数越来越多。康熙癸未科会试，清苑张秉盻、泰州宫懋言、山东李颂，俱以“五经”中式[101]。甚至有以“五经”卷抡元者，“各直省习“五经”者骤多，顺天解元张南龄，陕西解元王承烈皆“五经”，而吾山东中式者亦三人，可谓盛矣”[102]。钱泳《履园丛话》载：康熙乙酉科，长洲蒋学海以“五经”中式。是科进呈《题名录》，蒋列于解元之前，称“五经解元”，前此无有也[103]。清代著名学者李绂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戊子科江西乡试中，便以“五经”文博大精深，高中解元。康熙五十年（1711年），又增乡试“五经”中式额数，顺天二名，各省俱一名，会试二名[104]。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以其久而滋弊，停止“五经”应试。雍正二年（1724年），为激励士人读书稽古，复行“五经”中式，增加乡试“五经”中额，规定“顺天皿字号中四名，各省每额九名加中一名。大省人多文佳，额外量取副榜三四名”[105]。雍正四年（1726年），恩典当年各省“五经”取中副榜之人，俱准作举人，一体会试。“常州徐景曾乡试以‘五经’作副榜，亦蒙恩准其一体会试，遂成庚戌科进士，此尤出于常格也。”[106]
乾隆元年（1736年），礼部议准会试“五经”定额，其中南卷取中十名，北卷取中三名，中卷取中二名，旗卷应否取中，凭主考阅文定夺。二年（1737年），定会试“五经”中额，南卷取中八名，北卷取中三名，中卷取中一名，旗卷取中一名。四年（1739年），定会试“五经”中额，南卷取中八名，北卷取中三名，中卷取中二名，旗卷取中一名。六年（1741年）十二月，礼部议准，会试“五经”卷，广东、四川、广西、云南、贵州五省定为中卷。七年（1742年），定会试“五经”额，南卷八名，北卷三名，中卷二名，旗卷一名。九年（1744年），定酌减直省解额十分之一，其中顺天乡试，满洲、蒙古、汉军八旗“五经”卷中额二名，南北皿“五经”额四名。十年（1745年），定会试中额，其中“五经”卷中额，南卷二名，北卷一名，中卷一名。十三年（1748年），礼部定会试中额，其中“五经”卷，南卷取一名，北卷、中卷、旗卷是否取中，由主考官阅文定夺。十六年（1751年），定当年会试“五经”卷不取中。同年十一月，礼部议覆两江总督尹继善奏请，江省文闱乡试，“五经”依照定额，十五卷取中一卷，不得额外加取，但可在中额外，酌取副榜三四名。十八年（1753年），贵州巡抚奏称，黔省士子三科“五经”缺额二名，与乾隆九年（1744年）酌减定数不符，应否定为三十八名，或请改归专经，照原议仍取中四十名。
客观地说，能作“五经”文肯定比只习一经、记诵范文的碌碌者读书要多，文思要敏捷。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顾炎武认为：“盖一代之人才，徒以记诵之多，书写之速，而取其长，则七篇不足为难，而有并作五经二十三篇，如崇祯七年之颜茂猷者，亦何裨于经术，何施于国用哉？”[107]清代大学问家赵翼对“五经”中式之易言道：“文思敏捷者，两日一夕之功，完此二十三艺实亦不难，余亦以‘五经’中乾隆庚午顺天乡试。”[108]对此，乾隆也清醒地意识到：“五经士子，果能淹通经术，专经尤易见长，若无实学，惟事剿袭，转滋幸进。”[109]鉴于此等原因，便停止了“五经”中式。自此，“五经”中式也便画上了句号，退出了历史舞台。
为了进一步纠正科场取士中重“四书”文的积弊，提高“五经”的地位，促使士子更加崇尚经学，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朝廷对乡、会试三场科目进行了调整，将“五经”独自放置到二场，使之成了二场之核心。为了激励士子“五经”全读，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对科场条例又进行了更改，命先将“五经”轮流分试，轮试一周之后，各出一题并试。其利处在于“改用‘五经’，既可令士子潜心经学，又可以杜绝场内关节弊端，而衡文取中，复不至限于经额，致佳卷被遗”[110]。
可见，“五经”中式是由专经试士向“五经”并试的过渡。“五经”中式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士人通读经书的热情，奖拔了一大批经学博通之士，从而促进了清代初期的经学复兴和乾嘉汉学的发展。但“五经”中式定额，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饱学之士的登进，致使很多人才屈抑。也正是因为这种“制度瓶颈”的约束，才促使清廷推动试经制度向“五经”并试发展。因此，“五经”中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后来所进行的“五经”并试的先期试验阶段，不但为其积累、总结经验，而且也使得士人习经有一个逐渐转向的适应过程，以免仓促。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