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设立“五经”博士，察举制行“四科取士”，即“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复问，文中御史；四月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4]，其中的“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便是指对儒家经典的掌握。这可以说，标志着经学与选官联姻的开始。而东汉阳嘉时期的“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制度，则更是提高了儒家经术在选官中的地位。“阳嘉新制的产生，标志着蕴含于察举制度之内的，与‘以德取人’、‘以能取人’并存的另一种因素，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制度化。这就是通过对某种专门知识的程式化测验，来决定官员录用资格。对这一因素，我们可以称为‘以文取人’。”[5]
进士科的设立，标志着科举制度的诞生。唐代的科考科目众多，其中最为主要的是明经科和进士科。明经科又有明两经、三经和五经之分。唐代将儒家九部经典按照篇幅分量分为大经、中经、小经三类，《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则为小经。通二经者，须通一大经和一小经，或者两中经，通三经者，则须通大、中、小各一经，通五经者，要求必须两大经并通，其他经各一。《论语》、《孝经》都必须兼习。中唐时期，科目又有所增加，如学究一经、三礼、三传等。很明显，这些科目的设置，是为了鼓励士人对经书作专门深入的研究。宋代王安石改革科举，“罢诗赋、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6]，并命士人在《易》、《诗》、《书》、《周礼》、《礼记》中各专治一经，《论语》、《孟子》兼习。应该说，王安石改革科举，令士人专治一经，是明清专经试士的肇始，只是经书不同而已。到元祐元年（1086年），宋哲宗改革科举，行诗赋和专经两科取士，并规定诗赋进士须于《易》、《诗》、《书》、《周礼》、《礼记》、《左氏春秋》内兼习一经，而专经进士，须习两经，以《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书》、《易》、《公羊》、《谷梁》、《仪礼》为中经，《左氏春秋》得兼《公羊》、《谷梁》、《书》，《周礼》得兼《仪礼》或《易》，《礼记》、《诗》并兼《书》，愿习二大经者听，不得偏占两中经[7]。南宋时期，重诗赋轻经义的倾向日趋明显，于是，绍兴六年（1136年），规定诗赋进士于《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内治一经。
到元皇庆二年（1313年）行科举取士，只设德行明经科，基本上将诗赋文学排除在科举考试内容之外，从而结束了长期以来科考中经术与文学的争斗，使经学最终占据了科考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元代将经义进士科、词赋进士科和策论进士三者合而为一创设德行明经科，不但使几百年来有关经术与文学之争最终也以经术的胜利而宣告结束，而且使科举取士的公正性亦能得到更充分的体现。”[8]在考试内容上，规定在朱熹所注的“四书”以及《诗》、《书》、《易》、《春秋》、《礼记》内发问，要求士子各治一经[9]。这一规定，标志着“宋代形成的理学便在元代与政治权力开始结合，不仅成了有权力的知识话语，而且成了有知识的权力话语”[10]。同时，元代这种于“五经”内士子各治一经的试士方法，也为明清科举考试之开端。(www.xing528.com)
明清乡、会试由于分经取士，中榜前五名，取每经之优者一人，称为“经魁”。“中额既分经酌定，即每科第一名至第五名必于“五经”各中一名，而每名各居一经之首，故世有‘五经魁’之称。”[11]清代，对于士子选择经书学习和应举有一定的规定，士子不能临场改考他经。《科场条例》规定，首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并且规定，士子临场不得改经[12]。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