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中理学试题的优化措施

晚清的理学走过了复兴而又迅速衰败的兴衰历程，而这必然会对以程朱理学为主的科举取士产生重大影响。这首先体现在，理学在生员的学习和考试中重新受到了重视。晚清著名理学家李棠阶在任教武陟河朔书院时，便告诫诸生要“实力守分”，“留心正学”。他说：“愿诸生于所示条约，留心致思，勿视为迂阔而弃置之。必端其趋向，必慎其言动，必戒其欺伪，必拓其规模。于‘六经’、《通鉴》以及《小学》、《近思录》诸书，精研博考，务期实得于身心，措之于事业，以副圣天子务实学、求真才之至意。”^[124]咸丰元年（1851年）十月，清廷允准了两江总督陆建瀛奏请岁科试生员正场经策改用《性理》论，复试则用经、策各一道的折子，规定以后生员岁科考，生童中若能读濂、洛、关、闽之书者，试以《性理》论一篇。果能有所发明，正场文字通顺，生员准列优等，文童准其进取，其府、州、县考复试，亦应以一场专考《性理》论，如果说理明晰，准置前列^[125]。

其次，这种影响更加明显地体现在理学的知识频繁出现在晚清时期的殿试策问中。这可以从下面所列的殿试经义策问题中窥见一斑。

道光二年（1822年）壬午恩科：

明德慎徽，修身之本，知人安民，治世之纲，《典谟》尚矣。《伊诰》、《说命》，举其粹语，可与《典谟》互相发明。执中为心法之传，溯自尧舜以来已开其绪。其散见于载籍者，如《尧戒》之言战栗，舜对之执忠信，禹以骄汰自儆，汤以慎举为先，皆古圣之微言。《丹书》敬胜、义胜之旨，垂训万世，武王受之，因作十七铭。^[126]

道光十五年（1835年）乙未科：

《典谟》所载，一则曰惟危惟微，一则曰无怠无荒。自古帝王，未有不谨小慎微，允迪厥德，而能底久安长治之庥者也。三代而下，如汉之文景，唐之文皇，称极盛矣。而治终不及古，将世变不同，抑所尚各异耶？《大学》之教，统内圣外王而归于修身，真德秀《衍义》一书，略外而详内，岂有说欤？保泰之道，在于谨几，《论语》宽信敏公之旨，有与经义相发明者欤？^[127]

道光二十年（1840年）庚子科：

三《易》名于何代？重卦画于何时？《乾》、《坤》言学有圣贤之分，泰卦九二备保泰之道，能陈其义欤？《尧典》、《舜典》何人所分？人心、道心何书所引？^[128]

道光三十年（1850年）庚戌科：

唐虞授受，不外一中，所以辨危微而致其精一者，本于圣性之自然欤？抑亦有存心养性之圣学欤？禹之告舜曰：安汝止。周公之称文王曰：克宅厥心。与执中之旨同否？^[129]

咸丰二年（1852年）壬子恩科：

圣学之要，在于主敬存诚。《易·文言》于乾九三言诚，坤六二言敬。程子曰：诚则无不敬。未至于诚则必敬而后诚。而以乾坤分为圣贤之学……心法治法，一以贯之者，《大学》、《中庸》二书，实括其全，能申明其义欤？真德秀《大学衍义》，于诚意、正心之要立为二目，曰崇敬畏，曰戒逸欲。盖云备矣……近命儒臣重缮《朱子全书》，用备观省。何以审端用力，辨危微而致精一欤？^[130]

咸丰六年（1856年）丙辰科：

伊古心法治法，传自唐虞。《典谟》所载，皆帝德之隆轨，王谟之懿迹。先圣后圣，其揆一也。三代以下，见知闻知，端在讲学。所以奉执中之训，握建极之原，蕲至于咸五登三之盛者，舍学无由焉。^[131]

咸丰九年（1859年）己未科：

圣学之原在于存诚主敬，唐虞传心尚矣。所谓危微者何辨？精一者何解？执中者何在……真德秀《大学衍义》于诚意、正心之要，立为二目；明邱浚复补以审几微一节。心法即治法之原也。^[132]

咸丰十年（1860年）庚申恩科：

执中一言，尧以咨舜，三代哲王，相传不易。意治法、心法，皆必期于无过不及欤？孔子之言时中，则曰君子中庸。加以庸字，其旨安在……前贤又言执中之矩不外主敬，主敬之本不外存诚。则诚与敬固即中之所以为执者欤？^[133]

同治元年（1862年）壬戌科：

帝王授受心法，以尧、舜执中之言为始。而太公言黄帝、颛顼之道皆在《丹书》，因述敬胜、义胜之旨。是则《虞书》之辨人心、道心者，固亦有所本欤……夫必切于身心，而后可以言学。章句训诂抑末也！将欲求修齐治平之本，其道安在……

汉儒之学见《儒林传》者，师弟渊源具有可征。至宋儒则研精心性，不必皆有师传。然周子闻道最早，而朱子谓是陆诜所授。程子之学得自六经，而其始实受业于周子。朱子集诸子之大成，而从李侗游为最久。溯厥师承，莫不各有所自。能详述之欤？^[134]

同治二年（1863年）癸亥恩科：

二帝、三王之心法不外一中，而《尧典》以钦始，《益稷》以钦终。其与执中之理，可互相发明欤？《尚书》而外，诸经之旨何者可以相通？《大学》一篇分列八条目，当以何者为之贯通？《中庸》一书分列三达德，当以何者为之枢纽？真德秀作《大学衍义》，何以略治平不言……如汉之董仲舒、匡衡，宋之程颐、胡安国、朱熹，皆宿儒硕学，多所阐发者也。何者为审端致力之首欤？^[135]

同治四年（1865年）乙丑科：

《汤诰》言降衷恒性，专言理也。《洪范》言天阴骘下民，而五行庶徵，理兼乎数。其说之同异若何……宋之大儒，濂洛关闽专以发明心性之奥，至其得力之处，教人之术，能揭其大要欤？元儒首倡者何人？继起者何氏？其纯驳优劣，能详言之欤？明代理学录孰为居首？其余诸子出处成就又各不同，可一一悉数欤？^[136]

同治七年（1868年）戊辰科：

危微精一之旨，为帝王道统所开。尧曰执中，舜曰用中，汤曰建中。与《中庸》致中和之义有合否？朱子谓《大学》之格致诚正以至修齐治平，始终不外乎敬，《中庸》之圣神功化枢纽不外乎诚，心法、治法一以贯之，二书实括其全。能申明其义欤？^[137](www.xing528.com)

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

人心道心之训，肇自虞廷。帝王所以与天下相见者，心也。《书》所谓享天心，肩一心，盖彻上下之义也。心之用，主乎敬……真德秀《大学衍义》，仅及修身齐家而止，何以不言治平？而明邱浚补之，能约举其要欤？^[138]

同治十三年（1874年）甲戌科：

执中一言，尧以咨舜，实为传心所自始；逮舜以授禹，复以危微精一推广执中之传。其义安在……《大学》始终一敬，《中庸》枢纽一诚。说者谓存诚即所以主敬，主敬乃所以执中。审端致力之方，其在斯欤？^[139]

光绪二年（1876年）丙子恩科：

《尚书》为传心要典。二帝三王以来，凡曰钦、曰恭、曰慎、曰克艰、曰孜孜、曰兢兢，君臣交儆之言，与《洪范》之言敬，《中庸》之言诚，能推阐其义欤……真德秀《大学衍义》何以略治平不言？明邱浚补之，为目凡十有二，能胪举而贯通之欤？昔人谓帝王之学异于儒生，所不同者若何？^[140]

光绪三年（1877年）丁丑科：

《虞书》执中之训为道统所开，精一之传为学术所始。《仲虺》言建中，《洪范》言建极，与执中有无殊旨，其与惟精唯一能有合欤……王通著《中说》，学者拟之《论语》，后人斥为僭妄。然则，舍濂洛关闽之学，皆不足为进德之阶欤？^[141]

光绪六年（1880年）庚辰科：

《虞书》首执中之训，为道统所自开。帝德王道，时代虽殊，其同条共贯者安在？《汤诰》言降衷恒性，专言理也……宋之大儒，濂洛关闽，举能发明心性之奥，其得力所在，能揭其大要欤？元儒首倡者何人？继起者何人？明代理学孰为居首，可一一悉数欤？^[142]

光绪九年（1883年）癸未科：

治法肇于唐虞。《尧典》、《舜典》何人所分？人心、道心何书所引？《汤诰》始言性，《说命》始言学，真德秀谓开万世性学圣学之源。能畅其说欤……其他若《帝范》、《帝学》、《心经》、《政经》以及《大宝》、《丹扆》诸箴，其言有可采欤？^[143]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丙戌科：

帝王诚正之学，格致为先，若《帝范》，若《群书治要》，若《帝学》，能言其精义欤……真德秀《大学衍义》何以阙治平，果有待于邱浚之补欤？夏良胜《中庸衍义》，与德秀书同体例欤？^[144]

光绪十六年（1890年）庚寅恩科：

帝王心法治法，相为表里，《典谟》、《训诰》，言之详矣。《大学》、《中庸》，道法悉备，宋真德秀《大学衍义》发明圣学渊源，治道根柢……夏良胜《中庸衍义》，颇采邱浚之说，纲领条目，粲然具备，其于当时事局，多所匡益，能胪举之欤？^[145]

除了殿试策问，乡试策问中对理学知识的试题同样出现。如咸丰九年（1859年）己未恩科山西乡试的第三道策问题：

问道学莫盛于宋儒，而濂溪周子为之倡。《太极图说》发挥天人，能撮其义欤？其论治天下，则曰家难而天下易，何说……张横渠《正蒙》之书，视《西铭》若何？其答范之书，谓道学、政术，绝非两事，能畅其说欤？横渠一生，志行井田封建，朱子谓，井田封建皆易致弊，能分析言之欤？朱子社仓之法，规画若何？同理其事者，何人？^[146]

通过以上对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殿试策中的经义类试题，我们可以看出，道光朝殿试只有4科对理学（圣学）进行了考查，而咸丰、同治两朝以及光绪朝中期之前，则几乎每科殿试都有对理学（圣学）的考查，这充分表明了统治者对理学的高度重视与提倡。晚清四朝殿试策“理学”类试题“前增后减”的这种态势与晚清理学的兴衰历程是高度吻合的。从殿试策问所考查的理学内容看，几乎全部以帝王心法治法为主，考查士子对圣学治道的掌握情况。这充分反映了晚清理学的复兴，有着很强的政治化倾向，表明了统治者试图借助理学的“内圣外王”的特质来巩固统治的意图。

再者，通过晚清四朝的会试首场“四书”题的命题，可以看出与清代中期制义明显的不同，即制义题多侧重理学的居敬、忠恕、诚正、仁义、修德等类的试题。比如，同治四年（1865年）乙丑科会试的首艺题“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政》）。同治七年（1868年）戊辰科会试的首艺题“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第三艺题“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孟子·公孙丑上》）。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会试首艺题“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论语·学而》）。第三道“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孟子·万章下》）。光绪二年（1876年）丙子恩科的首艺题“《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大学》）。第二道“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出自《论语·为政》的“《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第三道“惟义所在”是出自《孟子·离娄下》“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的语句。制义题侧重此类题目，其主要原因在于晚清尤其是咸丰、同治两朝，以倭仁、李棠阶、李鸿藻、吴廷栋等为代表的理学主敬派占据了朝中名位，被视为理学正统。

统治者对理学的大力弘扬，对士子的应试答卷和考官的衡文取士也产生了很强的引导作用。清代中期，由于汉学兴盛，使得考生在首场的制义题中大量引用《说文解字》、《史记》、《汉书》、《释文》、《竹书》等书籍的言语，提倡的是引经据典，但是晚清时期的制义题，尤其是咸丰、同治两朝的制义题又侧重“清真雅正”的要求。咸丰二年（1852年）壬子恩科会试，房考官对中式第九名潘祖荫（江苏吴县人）的首艺批语为“思清笔健，理足神完”^[147]。咸丰六年（1856年）丙辰科会试，蒋彬蔚（江苏吴县人）中式第二名，房考官对其第一场制义的批语为，“词旨清醇，神味隽永，次理实气空，三神流机畅”^[148]。咸丰九年（1859年）己未科会试，房考官对中式第一名马传煦（浙江会稽人）的首场制义的总体评价是“近情切理，纯粹以精，次函盖下文，不侵不溢，三机杼轻圆”。四位会试大总裁的评语为“清高深稳”、“气清神恬”、“理真词切”、“中和蕴藉、高挹群言”^[149]咸丰十一年（1861年）辛酉科顺天乡试中式第八名的顾敦义（江苏丹徒人），房考官对其首场的批语是，“首艺理境澄澈，词旨圆融，次真切，三灵动，诗工稳，中有名贵语”^[150]。

同治帝即位后，大力弘扬理学，对乡、会试的头场“四书”文提出务必遵守“清真雅正”的要求和尊奉程朱理学。“嗣后，乡会试责成考官详加校阅，头场‘四书’文以清真雅正为宗”^[151]，“凡校阅试艺，固宜恪遵功令，悉以程朱讲义为宗，尤应将《性理》诸书随时阐扬，使躬列胶庠者，咸知探濂、洛、关、闽之渊源”^[152]。受其影响，同治朝的乡、会试头场“四书”文的理学气息便更加浓厚。同治元年（1862年）壬戌恩科顺天乡试中式第十九名的叶百川（江苏青浦人），房考官对其首场的批语为，“首艺笔致研炼，气体高华，次清真雅正，三酣畅淋漓，诗工稳”^[153]。同治二年（1863年）壬戌科会试，中式第四名龚聘英（江苏太仓州崇明县人）的考卷，房考官给予首场批语为“意议精深，笔力坚卓，次三亦老笔纷披，诗稳惬”^[154]；第十六名中式的李瓘辉（广东广州府新会县人），房考官对其首艺的批语为“志和音雅，躁释矜平，龙牙蜕慧，摅柕轴于予心，凤嗉引音，洗筝琶于俗耳”^[155]，次艺的批语为“机神流畅，宛转关生，使圣人觉世，深衷謦欬，如见一杵，蒲牢发人深省，三秋兰气佩我清芬”^[156]，三艺的批语为“丰神峻整，笔致高骞，理抉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157]。同治九年（1870年）庚午科广东乡试同考官蔡忠沼在《广东乡试录后序》中言道：

臣忝预同考，兢兢校阅，必求其有合于圣贤之义蕴，而又参之二、三场，择其有实学真识者荐之，考官以备采取，庶几因言知人，异日当可为明体达用之士。^[158]

从中可以看出，考官在评阅试卷时，以首场是否“合于圣贤之义蕴”为甄选之重要标准，而二、三场只是其辅助参考之用。这与清代中期很多汉学考官阅卷先阅后场，后看首场的评卷方式有着极大不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首场八股文乃代圣贤立言，能够检阅考生对程朱理学的尊崇态度。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清晰地看出，晚清理学的兴衰发展对科举考试的试题类型、考试内容以及考生答卷、考官阅卷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晚清理学的复兴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反映到科考试题中必然也体现着程朱理学所提倡的诚正修身、忠君卫道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