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教政策与理学发展

早在嘉庆朝后期，针对衰败的程朱理学，清廷就有意识地加强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嘉庆十九年（1814年）七月，清廷立周敦颐后裔为五经博士。九月，又立朱熹后裔为五经博士。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御史卿祖培奏请，严敕各省学政讲明《朱子全书》，以端士习。于是，嘉庆帝下颁谕旨，令“整饬学校”，以“励师儒而端教术”。道光以降，清朝统治危机四伏，阶级矛盾日趋恶化，而作为四民之首的士大夫道德沦落，士习不端，学风衰败。强化理学的意识形态地位，维护礼仪纲常秩序，变得更加迫切。于是，统治者采取了强化“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道光三年（1823年）二月，清廷将清初理学大儒汤斌从祀文庙。五年（1825年）三月，宣宗为重建的开封大梁书院书题“正学渊源”匾额。八年（1828年），清廷又将清初理学名儒孙奇逢从祀文庙。十九年（1839年）十月，道光帝又下诏，要求各级官吏广为宣传《圣谕广训》，黜异端，崇正学。上谕说：

向例各直省地方官于朔望宣讲《圣谕广训》，俾乡曲愚民皆知向善，良法美意，允宜永远遵行；惟州县地方辽阔，宣讲仍虑未周，着照所请。嗣后各省学政到任，即恭书《圣谕广训》刊刻刷印，颁行各学，遍给生童，令人人得以诵习。并着翰林院敬谨推阐《圣谕》内黜异端以崇正学一条，拟撰有韵之文进呈，候朕钦定，颁发各省饬令各学政一并恭书，遍颁乡塾，俾民间童年诵习，潜移默化，以敦风俗而正人心。^[111]

咸丰元年（1851年）九月，两江总督陆建瀛奏进呈刊定的《御纂性理精义》、《圣谕广训直解》，文宗称赞所进之书刊刻甚好，并详加批阅。颁发上谕，责成各省督抚及地方官、教官，教授生徒必须以《御纂性理精义》、《圣谕广训》为课读讲习之要，使之家喻户晓。三年（1853年）二月，咸丰谒文庙，行释典礼，亲临辟雍讲学。六年（1856年）九月，大学士文庆等进呈前任巴里坤领队大臣、三等侍卫孟保翻译《大学衍义》一书，并着将刊板交武英殿刷印颁行，以宣扬圣学治道。同治帝即位后，继续崇正学，兴教化。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曾任顺天府尹的蒋琦龄奏请崇正学以端政本，“欲正人心、厚风俗以图太平，非崇正学以兴教化不能也”^[112]。于是，同治皇帝谕示天下，崇尚程朱以阐教化。“我朝崇儒重道，正学昌明，士子循诵习传，咸知宗尚程朱，以阐圣教。惟沿习既久，或徒骛道学之虚名，而于天理民彝之实际未能研求，势且误入歧途，于风俗人心大有关系。各直省学政等躬司牖迪，凡校阅试艺，固宜恪遵功令，悉以程朱讲义为宗，尤应将性理诸书随时阐扬，使躬列胶庠者，咸知探濂洛关闽之渊源，以格致诚正为本务，身体力行，务求实践，不徒以空语灵明流为伪学。”^[113]当年十二月，同治又在对太学、翰林院的谕旨中，明确提出要讲明正学，端正士风。三年（1864年），又颁布上谕，命倭仁等理学大臣，选派翰林，择“四书”、“五经”中切要之言，“衍为讲义，敷陈推阐，不必拘泥排偶旧习，总期言简意赅，仿照《大学衍义》体例，与《史记》互相发明，将来纂辑成书，由掌院学士装帙进呈，以备观览”^[114]。

不但如此，同治还十分重用倭仁、李棠阶、李鸿藻、吴廷栋等理学名儒，大力提高理学名儒的地位，曾国藩、左宗棠等理学大臣都被任命封疆大吏。同时，对于民间的理学名士，清廷也给予褒奖。如同治七年（1868年），安徽的夏炘笃好理学，得到朝廷“年届耄耋，笃学不倦”的褒扬；十三年（1874年），陕西名儒贺瑞麟，山西名儒杨树椿、薛于瑛等因传授正学有功，被授予国子监学正衔。(www.xing528.com)

通过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对理学的积极倡导与文教政策的实施，理学逐渐兴盛起来。这一方面体现在众多的理学著作被出版印行，一改乾嘉时期书坊之中濂、洛、关、闽之书无人市易的局面^[115]。另一方面就是体现在全国一些地区形成了讲究理学的重要区域，涌现出了一大批理学家。其中，尤以湖南的理学发展最为活跃。有人在谈到湖南当时的学风时说：“汉学风靡一时，而湖湘学子大都专己守残，与湖外风气若不相涉。”^[116]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有类似说法，“清儒考证之学，盛起于吴、皖，而流行于全国，独湖湘之间披其风最稀”^[117]。晚清湖南理学人才辈出，名气较大的有贺长龄、唐鉴、罗泽南、胡达源、贺熙龄、朱文炑、刘传莹等。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长期掌教职，讲学授业，门徒众多。他们对推动晚清理学研究，捍卫程朱思想的正统地位，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到了光绪朝中期以后，甲午海战惨败，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维新变法运动骤然兴起，朝廷上下，变法图强的呼声高涨。在此背景下，清廷的文化政策转变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七月，孙嘉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提出了“中体西用”的宗旨。“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118]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就“中体西用”作了系统阐发。然后，在这一文化政策的指导下，光绪帝下诏实行变法。虽然百日维新昙花一现，多项改革停废，但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对程朱理学的严厉批判与抨击，就如同光晕一般，迅速向普天之下的读书人波及开来，从而开启了近代否定程朱理学的大门。自此以后，程朱理学遭到读书人的普遍唾弃，其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也摇摇欲坠。“传统理学自身的生命力已经消耗殆尽，在士林中丧失了起码的吸引力。”^[119]据《道学渊源录》记载，湖南的校经书院，当主讲在讲授宋儒之学时，往往是引起诸生哄堂大笑^[120]。而对于广大举子来说，“以为科举之外别无学问，一闻道学之名，例以为迂，讪笑毁谤，无所不至”^[121]。对于士林这种鄙夷理学的风气，朱一新形容说：“近人好攻宋儒，见有与宋儒异趣者，无论理之是非，必称述之以为快。”^[122]康有为也认为，“今之中国，圆颅方趾四万万，《四子书》遍域中诵之，而卓然以先圣之道自任，以待后学，不为毁誉、排挤、非笑所夺者，未有人焉”^[123]。虽然清廷站在维护程朱理学正统地位的立场上，对于书院改制后的学堂一再强调“尊孔读经”，将“忠君、尊孔”列为教育宗旨，但其努力收效甚微，始终无法改变理学衰败的趋势，导致其最终从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降至普通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