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作为清代学术的主流和文化高峰，虽然在晚清时局下，在今文经学与理学的批判与攻击下，走向了衰落，但是在晚清时期仍有一定的发展。这一方面是因为“汉学盛极而衰，流风余韵犹然存在。在传统学术格局中，它仍然拥有其社会基础”[81]，另一方面是因为晚清时期，统治者虽然对理学重视有加，但并未将汉学全盘否定，而是提出“理无偏废”的主张，“至郑、孔诸儒，学尚考据，为历代典章文物所宗，理无偏废，惟不得矜口耳之记诵，荒心身之践履”[82]。
晚清时期的汉学发展，首先体现在产生了俞樾、孙诒让等考据学名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俞樾，道光三十年（1850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平生喜好治学，学识渊博，曾主讲紫阳书院，主持杭州诂经精舍达三十年之久。治经以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为宗，训诂经典音韵，仿王引之《经义述闻》著成《群经评议》，仿王念孙《读书杂志》体裁，撰成《诸子平议》，纠正古书引训句读。通过对儒家“九经”和诸子百家书籍的研究，运用文字学、音韵学和校勘学知识，在遍注群经、诸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古文“文例”八十八例。写成《古书疑义举例》。《清史稿》称其三书“尤能确守家法，有功经籍”。其弟子章太炎则将其与王氏父子的《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相比，认为“治《群经》不如《述闻》谛，《诸子》乃与《杂志》抗衡，及为《古书疑义举例》，辎察鳃理，疏
比昔，牙角财见，
为科条，五寸之矩极巧，以展尽天下之方，视《经传释词》益恢廓矣”[83]。梁启超对其类似评价，认为《群经评议》“价值仅下《经义述闻》一等”，《诸子平议》为“最精善之校勘家著作”[84]，《古书疑义举例》则为“训诂学之模范的名著”[85]。孙诒让，同治六年（1867年）举人，任官不久便回归故里，潜心治学。孙诒让在经学、诸子学、文字学、考据学、校勘学以及地方献志的整理等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在经学训诂方面，他坚持认为《周礼》乃是周公致太平之书，先王政教所在，周代法制之总萃。于是，他费时二十多年，认真钻研，“以《尔雅》、《说文》正其训诂，以《礼经》、《大小戴记》证其制度，博采汉、唐以来迄乾、嘉诸儒旧说，参互绎证”[86]，完成《周礼正义》八十六卷。在诸子学方面，孙诒让主要集中在墨学上，著有《墨子闲诂》十四卷，经过孙氏的整理与集解，《墨子闲诂》一书成为人人可读的书籍，对近代先秦诸子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清末的考据学家中较为著名的是章太炎。章氏少学于俞樾，善治《小学》，在《文始》和《国故论衡》中有专门论述文字音韵的篇章。治经信守古文经学，1896年连著《春秋左传读》、《〈后证〉砭》、《驳〈箴膏肓评〉》三书批驳常州今文学家刘逢禄《左传》不传《春秋》之说。(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晚清汉学发展相比清代中期有所转型，即由经学研究转向了局部研究，比如元史、金石学、方志学、诸子学等，而其中尤以诸子学研究如火如荼。道光九年（1829年），王念孙著成《读荀子杂志》，道光十年（1830年），撰成《读荀子杂志补遗》，道光十一年（1831年）五月，撰成《读晏子春秋杂志》，同年九月，又著成《读墨子杂志》。此外，还有俞樾的《诸子平议》、孙诒让的《墨子闲诂》、王先谦的《荀子集解》、《庄子集解》等。其中以孙诒让的《墨子闲诂》功力最深厚、成就最大、最为学术界所推崇。之所以晚清汉学会出现子学化的发展，一是因为经学内部已被挖掘殆尽，已无新的发明，欲有所突破只有向更远的先秦时期寻找思想来源；二是晚清社会矛盾加剧，社会问题突出，传统的经学已经无力回应，加之今文经学派兴起对朴学施压和西学知识引入对传统经学构成威胁，于是儒者援引诸子学作为新资源以求应对便成为必选之路；三是乾嘉汉学治经的方法为治诸子学提供了一套成熟的方法论和诠释系统，为诸子学进入考据学的知识谱系奠定了基础。晚清汉学发展呈现子学化，不仅表明了经学与子学走向融通，考据学趋于转型，而且也标志着封闭的经学系统和诠释系统出现了松动，“子学”资源的引入，大大弥补了经学之不足。“乾嘉经学的知识谱系有了‘子学’系统的引入，其转折而出的是一经世、应世的学术性格，连带动用了子学资源补经学之不足。而后的经学局面随时可见子学的储备，成了经学转换与应对世局的重要资源与动力。”[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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