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夕，面临内忧外困的时局，龚自珍与魏源等仁人志士积极地借用今文经学呼吁社会改革，剔除时弊，影响也日益扩大。“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6]把今文经学派的核心思想“公羊学”变为批判现实社会弊端、改良社会的“经世致用”的思想武器者，首推龚自珍和魏源。
龚自珍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在京城问学于刘逢禄，从此便转奉今文经学。龚氏治今文经学，把对古文经典的攻击从《左传》扩大到了《周礼》，进一步贬抑古文经学，抬高今文经学。龚自珍攻击《周官》乃是晚周士人掇拾旧章所编成的，指出其中所记录的典章制度并没有在周代施行过，也没有在秦代施行过，不过是理想化的空言而已。把《周官》附于《礼》，称为《周礼》并尊为经，乃是王莽所为，不应算作经，只能算为三流典籍[7]。在治经上，龚自珍并不拘泥于师法家法，对于汉代的今文经学家的观点也敢于提出异议。如他明确表示反对汉代今文经学家以五行灾异及谶纬之学所附会的“天人感应”，并著《非五行传》来反对以阴阳去解说《易》，以五行去解说《尚书》之《洪范》篇。
龚自珍治经的突出特点，是具有强烈的致用性。庄氏以及宋翔凤、刘逢禄等人治今文经学是以经书为旨归，阐发其微言大义，而龚自珍则主要是借经言政，服务于当世。因此他主张治经“不必泥乎经史”，要“通乎当世之务”，其目的在于“以其言裨于时”[8]。他对封建末世所暴露出的弊端和矛盾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对社会的黑暗和腐朽进行了尖锐的抨击，敏锐地指出清朝统治已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痹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9]。他积极引用今文经学中的变易思想，呼吁清廷打破现状，施行改革。他指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10]“仿古法以行之，正以救今日束缚之病。矫之而不为过，且无病，奈之何不思更法，琐琐焉，屑屑焉，惟此之是行而不虞其陊也？”[11]他说：“弊何以救？废何以修？穷何以革？《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12]他运用这种变易的观点考察历史，得出结论：自古至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13]。龚自珍的经学思想对于晚清思想的解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以至于“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所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14]
和龚自珍齐名的，被后来维新变法派尊称为先驱的魏源也是一位今文经学家。他稍早于龚自珍，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从刘逢禄学《春秋公羊学》，并与龚自珍相识，切磋学问。1826年，魏源受贺长龄委托编辑《皇朝经世文编》，用意在于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思想资料。在编辑叙例中，作者明确指出：“书各有旨归，道存乎实用”，“时务莫切于时代”，“经世以表全编”[15]。而鸦片战争之后，魏源的注意力又转移到号召人们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上，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在广泛收集西方资料的基础上，魏源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编成《海国图志》，从而被誉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在治经上，魏源尊崇今文经学，对古文经学、宋学十分排斥，他认为古文经学“无一事可验诸治者”[16]，并对皖派汉学家戴震以及段玉裁等人进行攻击，他认为《水经注》在收入《四库全书》之前，已被戴震“臆改经注字句”，而对段玉裁则批判道：“于《尚书》经师家法不明，专据马、郑本为真古义，因以《史记》之不同马、郑者，皆武断为今文。”[17]对于宋学，魏源认为空疏无用，无济于事，认为“《小学》、《大学》同表于朱子，而有皆不可解者焉”[18]，还认为朱子对《大学》“未悟古本分章之条理，而误分经传，加以移补，遂留后人之疑”[19]。魏源站在通经致用的立场，对于当时依然沉浸在考订名物之中的学风进行了批判。“以诂训音声蔽小学，以名物器服蔽‘三礼’，以象数蔽《易》，以鸟兽草木蔽《诗》，毕生治经，无一言益己，无一事可验诸治者乎？”[20]魏源在其撰述的《书古微》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写此书之目的在于“发明西汉《尚书》今古文之微言大义，而辟东汉马、郑古文之凿空无师传也”[21]，从中可以看出其排斥古文经学而尊崇今文经学的坚定立场。西汉今文经学之“微言大义”，为魏源的“变易”思想提供了理论来源。“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22]“魏源的思想归本儒学，杂取旁收，兼采法、老、兵诸说，并及西方之书。但是，魏源治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纯在致用。通经为文，淑世致用，确是魏源思想的主动脉。”[23](www.xing528.com)
在龚、魏二人的大力倡导下，今文经学开始兴盛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研究今文经学，研究的范围也由原先的“公羊学”扩展到其他经书的研究，如陈立的《公羊义疏》、《白虎通疏证》，陈乔枞的《今文尚书经说考》、《诗经四家异文考》、《齐鲁韩三家诗遗说考》，以《谷梁传》研究为主的有柳兴恩的《春秋谷梁义述》、钟文丞的《谷梁经传补注》、侯康的《谷梁疏证》、梅毓的《谷梁正义长编》，以《论语》研究为主的有刘宝楠、刘恭冕父子的《论语正义》、《何休论语注训述》、戴望的《论语注》，此外还有开古文《仪礼》伪经说之先河，力攻古文《仪礼》的邵懿辰。
19世纪中期以后，廖平、康有为、梁启超、皮锡瑞等经学家继之而起，对今文经学进行了整理与总结。廖平，曾笃好宋学，从事训诂文字之学，但1879年在四川成都尊经书院受学于王闿运后，经学思想转向今文经学。“庚辰以后，厌弃破碎，专事大义，以视考据诸书，则又以为糟粕而无精华，枝叶而非根本。”[24]他对古文经学批判道：“江、段、王、朱诸家，以声音训诂校勘提倡，天下经传，遂遭蹂躏，不读本经，专据《书钞》、《艺文》隐僻诸书，刊写误文，据为古本，改易经字，白首盘旋，不出寻文。诸家勘校，可谓古书忠臣，但毕生勤劳，实未一饱藜藿。”[25]廖平的今文经学立场是“通经致用，必始《春秋》，武帝多才，出于《公羊》；宣帝良史，出于《谷梁》。虽有别家，《春秋》为盛。当今实用，一经已足。由远自迩，纵治他门，亦必由此经过”[26]。廖平在他所著的《公羊解诂十论》中，发展了其师的公羊义理，创立了“素王改制”说，从而为其确立了在今文经学领域的地位，并对康有为的援经变法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康有为在廖平今文经学思想基础上加以改造，他在《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中，将“公羊三世”学说与西方近代民主政治学说联系起来，作为其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并对古文经学进行了全面否定。他提出，东汉以来的古文经学经典全是刘歆伪造的，应该全部废弃，只有今文经才是真经，是唯一的经典。康氏的这一理论观点对古文经学产生了沉重打击，树立起了今文经学的独尊地位。梁启超在长沙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期间，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27]，对康氏的今文经学和维新变法思想进行了大力宣传。皮锡瑞作为“公羊家最后的学者”[28]，也是清末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在“六经为谁所作”这一问题上，皮氏与古文经学家进行争论，反对古文经学家所主张的尊周公而抑孔子的主张，坚定认为“经为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经”[29]。他的《今文尚书考证》、《尚书大传疏证》被称为“不朽的名著”[30]。甲午海战之后，皮锡瑞发挥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在湖南积极宣传变法。他认为，《春秋》的所谓“微言”就是“改立法制，以致太平”。
清代今文经学自清代中期常州今文学派肇其端，奠定基础，又经龚、魏两人之发展，影响日渐扩大，戊戌年间，今文经学借助维新变法人士的积极鼓吹而兴盛至极。梁启超曾深刻地指出，当时的读书人“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31]。但当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打起传统经学的旗号，以今文经学为依托，“托古改制”，宣扬近代西方民权政治理论时，已经超越了经学的藩篱，偏离了经学的轨道，走向了经学的异端，也标志着今文经学的基本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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