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会试中的五经文与乾嘉汉学

乾嘉汉学除了对首场“四书”文和乡试、会试、殿试的策问产生重大影响外，对第二场的“五经”题也产生了影响。元代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复行科举，颁布条制，规定汉人、南人的第一场除了明经经疑二问外，还试经义一道。士子各择一经应举，《诗经》主朱熹《集传》，《尚书》主蔡氏，《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安国《传》，《礼记》用古注疏。洪武十七年（1384年）颁布的“科举成式”规定，《诗》主朱子《集传》，《易》主程、朱传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春秋》主三《传》、胡安国《传》及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252]。到永乐年间，《四书五经大全》颁布，用以科考衡文，废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传》，《春秋》主胡安国《传》，《礼记》主陈澔《集说》。清军入主中原以后，沿用《四书五经大全》。但康熙朝时，开始了对《四书五经大全》诸书的校对，特命大臣编纂《易》、《书》、《诗》、《春秋》四经。乾隆登基之后，立即启动了纂辑《三礼义疏》的文化工程。但《三礼义疏》在编写的过程中，大大增加了汉唐注疏的内容，“应取汉、唐、宋、元以来注疏诠解，精研详订，发其义蕴，编辑成书”^[253]。副总裁李绂在纂修过程中曾提出三点建议，其中第二条是，“‘三礼’以注疏为主，一切章段故实，非有大碍于理者，悉遵郑注、孔疏”^[254]。《三礼义疏》编纂完毕之后，颁于学宫，用以科考。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规定：“学宫颁行《御纂四经》、《钦定三礼》，博采先儒之说，折中至当。嗣后考校经文，应尊奉圣制及用传注为合旨。其有私心自用，与泥俗下讲章，一无禀承者不录。”^[255]因此，可以说，乡会试的第二场“五经”文，尤其是《礼记》的内容在乾隆朝已经受到了“汉学”人士不同程度的修改，加入了汉唐注疏的内容，已不是清初《礼记》主陈澔《集说》。

虽然按照《科场条例》的规定，“五经”文的内容以程朱理学为主，但是在乾嘉汉学兴盛的清代中期，在乡、会试的实际考试中，却出现了偏重“汉学”的倾向。拿《易经》来说，虽然规定《易经》题主程《传》、朱子《本义》，但是在实际的考试中，《易》艺中参用汉儒《易》义，往往易于取中。“近科乡、会试《易》艺获售者，竞尚汉学，潜究消息，洞悉阴阳，汉儒之《易》，益大彰明。”以至于“某家藏有《汉易秘册》及诸图之罕传者，实为《易》学之金针，奈传抄日众，几不暇给”^[256]。嘉庆癸酉顺天乡试中式举人希鼓在《易经》题“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中博考汉儒诸说，考官批注为：“《易》注惟虞氏得孔门真传，故较汉晋诸儒为邃作，文间有宗者，然旨语焉不详，或杂以他家，纷纭外错，兹乃深通要旨有薪传。”^[257]

【注释】

[1]肖一山：《清代通史》，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73页。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3]［美］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赵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

[4]《乐善堂全集定本》卷十《稽古斋文钞序》朱轼序，转引自王戎笙主编《清代全史》（第四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页。

[5]《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十三，乾隆元年（1736年）二月庚辰条，见《清实录》（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75页。

[6]《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五十一，乾隆六年（1741年）九月丁亥条，见《清实录》（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65～1166页。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朝上谕档》（第1册），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648页。

[8]（清）文庆等：《钦定国子监表》卷二《圣谕二·训示》，郭亚南等点校，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2页。

[9]《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四十六，乾隆六年（1741年）七月癸亥条，见《清实录》（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95页。

[10]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清代文字狱档》（第一辑），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1页。

[11]《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十七，乾隆元年（1736年）四月辛卯条，见《清实录》（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8页。

[12]《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十九，乾隆三年（1738年）十月辛丑条，见《清实录》（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3～244页。

[13]王炜：《〈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4页。

[14]《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二十二，乾隆九年（1744年）八月丁未条，见《清实录》（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62页。

[15]《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二十三，乾隆九年（1744年）八月庚申条，见《清实录》（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70～871页。

[16]王炜：《〈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7页。

[17]《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八十六，乾隆十二年（1747年）三月丙申条，见《清实录》（第1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28页。

[18]关于乾隆对程朱理学的态度，陈祖武认为以乾隆二十年（1755年）前后为界，前一阶段坚持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但又表现出倡导经学，理学与经学并举的特点；后一阶段则以奖崇经学，立异朱子为特点（陈祖武：《从经筵讲论看乾隆时期的朱子学》，见《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年版；朱昌荣：《试论雍正、乾隆二帝的理学思想》，《清史论丛》2009年号，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版）；但也有学者认为，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即《四库全书》编纂之前，仍然坚持以宋学为主，但此后则转变为批评理学而高扬汉学（夏长朴：《乾隆皇帝与汉宋之学》，见彭林主编《清代经学与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192页）。

[19]《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〇六，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二月甲辰条，见《清实录》（第1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5页。

[20]《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五十六，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二月己未条，见《清实录》（第1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页。

[21]《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百五十二，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二月己丑条，见《清实录》（第2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05页。

[22]《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三百二十二，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二月辛卯条，见《清实录》（第2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84～885页。

[23]《经义考》卷首《御题朱彝尊经义考》，见《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史部·目录类，第151册），台湾：世界书局，1985年版，第389页。

[24]夏长朴：《乾隆皇帝与汉宋之学》，见彭林主编《清代经学与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

[25]陈祖武，朱彤窗：《乾嘉学术编年》，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26]陈祖武，朱彤窗：《乾嘉学术编年》，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27]（清）余金：《熙朝新语》卷十一，顾静标校，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167页。

[28]《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九十一，乾隆十六年（1751年）五月辛巳条，见《清实录》（第1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2页。

[29]赵尔巽：《清史稿》（第43册）卷四百八十，《列传》二百六十七《儒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150～13151页。

[30]（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三《经咫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79页。

[31]赵尔巽：《清史稿》（第43册）卷四百八十，《列传》二百六十七《儒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150页。

[32]（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陈先生祖范传》，见吕友仁点校《潜研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84～685页。

[33]（清）惠栋：《松崖文钞》卷一《上制军尹元长先生书》，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42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34]（清）昭梿：《啸亭杂录》卷一《重经学》，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16页。

[35]参见邸永君：《清代翰林院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93页。

[36]宋元强：《乾隆朝“保举经学”考述》，载《大连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1～5页。

[37]参见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60～76页。

[38]（清）章学诚：《笥河文集》卷首《朱先生墓志铭》，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44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106页。

[39]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

[40]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

[41]（清）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四《朱笥河先生》，钟哲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7页。

[42]叶衍兰：《清代学者像传》第一集《朱筠》，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页。

[43]（清）洪亮吉：《卷施阁文乙集》卷二《伤知己赋》，见刘德权点校《洪亮吉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89～290页。

[44]（清）孙星衍：《孙渊如外集》卷五《翰林院编修洪君传》，1932年铅印本。

[45]《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十一，乾隆元年（1736年）六月己卯条，见《清实录》（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01页。

[46]（清）李绂：《穆堂别稿》卷三十四《与同馆论纂修三礼事宜书》，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4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18页。

[47]林存阳：《三礼馆：清代学术与政治互动的链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87页。

[48]陈祖武，朱彤窗：《乾嘉学派研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49]（清）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六《戴氏遗书序》，王文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6页。

[50]（清）汪中：《述学》别录，见戴庆钰，涂小马校点《大清故贡生汪君墓志铭》，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51]（清）章学诚：《章氏遗书》卷十八《周书昌别传》，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183页。

[52]（清）陈沣：《东塾杂俎》卷一，敬跻堂丛书本。

[53]（清）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九《邵学士家传》，见刘德权点校《洪亮吉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92页。

[54]罗检秋：《从清代汉宋关系看今文经学的兴起》，载《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1～46页。

[55]朱昌荣：《试论雍正、乾隆二帝的理学思想》，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2009年号），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页。

[5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这里所说的许是许慎，郑是郑玄，贾是贾逵，马是马融，都是东汉的著名经学家。

[57]（清）庄存与：《味经斋遗书》卷首《庄方耕宗伯经说序》，阳湖庄氏清光绪八年刻本。

[58]章太炎：《检论》卷四《清儒》，见《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3页。

[5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24页。

[60]参见王俊义（署名任清）：《乾嘉学派的成因及其评价》，载《人民日报》，1982年10月25日。

[61]参见王有红：《学术原因是乾嘉汉学兴盛的根本原因》，载《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6～8页。

[62]陈祖武：《三礼馆：清代学术与政治互动的链环》序，见林存阳著《三礼馆：清代学术与政治互动的链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63]（清）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二十三《与胡敬仲书》，王文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04页。

[64]（清）惠栋：《松崖文钞》卷一《易汉学自序》，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42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70页。

[65]（清）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二《惠周惕》，钟哲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页。

[66]（清）惠栋：《九经古义原序》，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五经总义类，第19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62页。

[6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68]（清）焦循：《焦氏遗书》卷首《王申伯先生手札》，衡阳魏氏清光绪二年刻本。

[69]（清）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见（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7页。

[70]（清）段玉裁：《经韵楼集》卷八《潜研堂文集序》，钟敬华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86页。

[71]（清）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三《钱大昕》，钟哲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0～51页。

[72]吴雁南：《清代经学史通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104页。

[73]（清）戴震：《戴震文集》卷十一《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赵玉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8页。

[74]（清）戴震：《戴震集》卷九《与某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87页。

[75]（清）戴震：《戴震全书》卷六《孟子字义疏证·道》，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202页。

[76]（清）戴震：《戴东原集》卷八《答彭进士允初书》，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43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10～511页。

[77]张舜徽：《清儒学记》，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139页。

[78]（清）段玉裁：《湖海文传》卷三十《戴东原集序》，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第166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665页。

[79]（清）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七《汪中》，钟哲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3页。

[80]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载《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24年第1期，第2～37页。

[81]［日］本田成之：《经学史论》，江侠庵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344页。

[82]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版，第144页。

[83]（清）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十四《惺齐王君墓志铭》，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564页。

[84]（清）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二十三《大梁与牛次原书》，王文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00页。

[85]（清）焦循：《致王引之书（一）》，转引自王章涛著《王念孙·王引之年谱》，扬州：广陵书社，2006年版，第99页。

[86]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三，纯宗六年二月乙酉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06页。

[87]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见《清儒得失论：刘师培论学杂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页。

[88]（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六《唐确慎公理学》，见《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8页。

[89]（清）王昶：《惠定宇墓志铭》，转引自萧一山著《清代通史》（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14页。

[90]参见张丽珠：《清代的义理学转型》，台北：里仁书局，2006年版，第109页。

[91]（清）张伯行：《〈思辨录辑要〉》序，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第72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3页。

[92]高翔：《清初理学与政治》，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2002年号），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页。

[93]《康熙起居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89页。

[94]（清）袁枚：《随园诗话》卷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版，第27页。

[95]（清）秦瀛：《〈拜经堂文集〉序》，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49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84页。

[96]（清）孙星衍：《问字堂集》卷二《三教论》，见孙星衍撰，骈宇骞点校《问字堂集；岱南阁集》，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57页。

[97]（清）昭梿：《啸亭杂录》卷十《书贾语》，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17～318页。

[98]（清）昭梿：《啸亭杂录》卷十《满洲二理学之士》，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18页。

[99]（清）姚莹：《中复堂全集·东溟外文集》卷一《复黄又园书》，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34页。

[100]（清）汪绂：《双池文集》卷五《理学逢源序》，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7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36～637页。

[101]（清）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七《理说驳戴震作》，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321页。

[102]（清）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七《理说驳戴震作》，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324页。

[103]（清）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十六《书段氏汉读考》，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664～667页。

[104]（清）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七《考订论上之一》，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297页。

[105]（清）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十一《与陈石士论考订书》，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452页。

[106]（清）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十二《送吴石亭视学安徽序》，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519～520页。

[107]（清）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六《自题校勘诸经图后》，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279页。

[108]（清）姚鼐：《惜抱轩文集》卷六《复蒋松如书》，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45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

[109]（清）姚鼐：《惜抱轩文集》卷六《复蒋松如书》，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45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

[110]（清）姚鼐：《惜抱轩全集》卷七《赠序·赠钱献之序》，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84～85页。

[111]（清）姚鼐：《惜抱轩全集》文后集卷十《安庆府重修儒学记》，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307～308页。

[112]（清）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七《理说驳戴震作》，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324～325页。

[113]（清）徐世昌：《清儒学案》卷九十《苏斋学案》，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665页。

[114]（清）徐世昌：《清儒学案》卷八十八《惜抱学案上》，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584页。

[115]李帆：《清代理学史》（中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96～397页。

[116]（清）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二十三《与胡敬仲书》，王文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06页。

[117]（清）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九《与汪龙庄书》，见《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82页。

[118]（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浙东学术》，见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24页。

[119]（清）陈沣：《陈兰甫先生沣遗稿》，载《岭南学报》，1931年第2期，第149～184页。

[120]刘墨：《乾嘉学术十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22页。

[121]吴雁南：《清代经学史通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页。

[122]参见［美］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赵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123]刘大年：《评近代经学》，见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1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124]（清）庄存与：《味经斋遗书》卷首《庄方耕宗伯经说序》，阳湖庄氏清光绪八年刻本。

[12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

[126]（清）龚自珍：《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见《龚自珍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1页。

[127]（清）刘逢禄：《刘礼部集》卷三《春秋公羊释例序》，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50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

[128]黄开国：《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297页。(www.xing528.com)

[129]黄开国：《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204页。

[130]钟彩钧：《宋翔凤学术及思想概述》，见《清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哲研究所，1994年版，第357页。

[131]（清）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一辑《明良论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页。

[132]（清）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一辑《乙丙之际著议第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页。

[133]参见汤志钧：《从“家学”到“显学”——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与和珅专权》，载《史林》，2009年第5期，第132～139页。

[134]《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十九，乾隆三年（1738年）十月辛丑条，见《清实录》（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3～244页。

[135]（清）文庆，李宗昉等：《钦定国子监志》卷二《圣谕二·训示》，郭亚南等点校，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2页。

[136]《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十，乾隆元年（1736年）六月丁卯条，见《清实录》（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90页。

[137]《〈钦定四书文〉上谕》，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第145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2页。

[138]《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三十八，乾隆十年（1745年）四月丙午条，见《清实录》（第1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1～62页。

[139]（清）法式善：《清秘述闻》（上），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4页。

[140]王炜：《〈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6页。

[141]《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百〇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一月癸酉条，见《清实录》（第1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45页。

[142]《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百〇二，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二月辛巳条，见《清实录》（第1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54页。

[143]《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〇五十四，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四月辛丑条，见《清实录》（第2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7～88页。

[144]《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二十一，乾隆九年（1744年）七月己亥条，见《清实录》（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45页。

[145]《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二十二，乾隆九年（1744年）八月丙午条，见《清实录》（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62页。

[146]赵尔巽：《清史稿》（第12册）卷一百〇八，《志》八十三《选举三》，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150页。

[147]（清）张廷玉：《澄怀园文存》卷四《议覆制科取士疏》，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349～351页。

[148]《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七十五，乾隆十一年（1746年）九月庚戌条，见《清实录》（第1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91～592页。

[149]《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五十，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月戊寅条，见《清实录》（第1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28页。

[150]艾尔曼认为“五经”文移到第二场，成为第二场之核心，是为了顺应18世纪中期汉学发展日益受重视所采取的举措。详见《清代科举与经学的关系》，见本杰明·艾尔曼著，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译《经学·科举·文化史：艾尔曼自选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60页。

[151]（清）张廷玉：《澄怀园文存》卷六《丁巳恩科会试策问五道》，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469～470页。

[152]出自《乾隆四年己未科会试录》，经台湾友人于台湾图书馆影印。

[153]《中国科举录续编》（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10年版，第27～29页。

[154]《中国科举录续编》（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10年版，第29～32页。

[155]（清）陈兆仑：《紫竹山房文集》卷十九《湖北乡试策问五道》，见《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25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454页。

[156]参见（清）汪由敦：《松泉集》卷六《壬戌科会试策问五道》，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32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53～754页。

[157]（清）钱陈群：《香树斋文集》卷二十八《乾隆十五年江西乡试策问五首》，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6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00页。

[158]《中国科举录续编》（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10年版，第153～172页。

[159]（清）钱载：《萚石斋文集》卷四《乾隆二十四年广西乡试策问三首》，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91页。

[160]参见《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百七十五，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十二月乙丑条，见《清实录》（第1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6页。

[161]（清）姚鼐：《惜抱轩文集》卷九《乾隆戊子科山东乡试策问五首》，见《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0页。

[162]张洽、陈淳均是朱熹的门生，也是理学思想的重要阐发者和继承人。

[163]郑夹漈，是宋代著名史学家郑樵，“夹漈”指的是他著书立说的草堂名称，位于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巩溪村的夹漈山上。

[164]《乾隆三十九年甲午科福建乡试录》，见《中国科举录续编》（三），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10年版，第166～172页。

[165]邓洪波等：《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下），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42页。

[166]《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三十九《乾隆十年四月下》，见《清实录》（第1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2页。

[167]《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六十一《乾隆十九年四月下》，见《清实录》（第1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88～989页。

[168]邱浚，字仲深，广东琼山人，景泰年间进士，博采群书，补充真德秀《大学衍义》，著成《大学衍义补》一书。

[169]薛瑄，字德温，号敬轩，河津（今山西河津）人，明代理学家，宗程朱之学，以复“性”为主，主张“理在气中”。

[170]《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四百二十七《乾隆五十八年四月下》，见《清实录》（第2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6～87页。

[171]《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三百三十五，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十月乙酉条，见《清实录》（第3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0页。

[172]冯建民：《考试文化的历史印记——乾嘉汉学对科举考试的影响》，载《考试研究》，2012年第1期，第17～22页。

[17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六《四书类》，见《〈四书大全〉三十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02页。

[174]（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六十《经书取士议》，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699～700页。

[175]（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科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第431页。

[176]（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科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第431页。

[177]《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三十一，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正月庚申条，见《清实录》（第1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94～695页。

[178]（清）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华忱之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3页。

[179]［美］本杰明·艾尔曼：《经学、科举以及现代中国思想》，潘玮琳译，载《书城》，2009年第8期，第82～88页。

[180]《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六十一，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四月己卯条，见《清实录》（第1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6页。

[181]赵尔巽：《清史稿》（第12册）卷一百〇八，《志》八十三《选举三》，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148页。

[182]《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十，乾隆元年（1736年）六月己卯条，见《清实录》（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90页。

[183]《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四百一十九《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下》，见《清实录》（第2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92页。

[184]Benjamin A Elman.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Changes in Ch'ing Classical Studies　＆Changes in Policy Questions on Civil Examinations.见台北文哲研究所编《清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94年版，第42～43页。

[185]（清）孙星衍：《平津馆文稿》卷上《拟科场试士请兼用注疏折》，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页。

[186]参见（清）昭梿：《啸亭杂录》卷十《书贾语》，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17～318页。

[187]《钦定科场条例》卷十六《考官出题》，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167页。

[188]美国汉学家艾尔曼认为，至乾隆中后期，乡试策问题才出现汉学类试题。对此蔡长林指出，早在乾隆初期就已经出现汉学试题，并认为汉学“业已在科场中占有一席之地”。两观点分别详见艾尔曼：《清代科举与经学的关系》，见［美］本杰明·艾尔曼著，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译《经学·科举·文化史：艾尔曼自选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69～175页；蔡长林：《训诂与微言——宋翔凤二重性经说考论》，载《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006年第29期，第237～275页。

[189]参见（清）汪由敦：《松泉集》卷六《丙辰科山东乡试策问五道》，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32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50页。

[190]（清）陈兆仑：《紫竹山房诗文集》卷十九《湖北乡试策问五道》，见《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25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452页。

[191]（清）汪由敦：《松泉集》卷六《甲子科顺天乡试策问五道》，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32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56～757页。

[192]（清）夏之蓉：《半舫斋古文》卷六《福建乡试策问》，见《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26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82～83页。

[193]参见（清）王鸣盛：《西庄始存稿》卷三十六《乾隆十二年江南乡试策第三道》，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43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96页。

[194]（清）钱陈群：《香树斋文集》卷二十八《乾隆十五年江西乡试策问五首》，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6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00～301页。

[195]（清）王鸣盛：《西庄始存稿》卷三十六《乾隆二十四年福建乡试策问》，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43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93～394页。

[196]参见（清）纪昀：《纪文达公遗集》卷十二《策问》，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43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13～415页。

[197]参见《乾隆二十七年浙江乡试录》，见《中国科举录续编》（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10年版，第221～228页。

[198]参见《乾隆二十七年壬午科江南乡试题名录》，见《中国科举录续编》（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10年版，第357～378页。

[199]《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七十五，乾隆十一年（1746年）九月庚戌条，见《清实录》（第1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91～592页。

[200]（清）王昶：《春融堂集》卷四十六《辛巳会试策问二道》，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43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

[201]《乾隆四年己未科会试录》，经台湾友人于台湾图书馆影印。

[202]《乾隆十九年甲戌科会试题名录》，见《中国科举录续编》（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10年版，第153～172页。

[203]（清）纪昀：《纪文达公遗集》卷十二《乾隆甲辰会试策问三道》，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43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15～416页。

[204]（清）纪昀：《纪文达公遗集》卷十二《乾隆甲辰会试策问三道》，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43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页。

[205]（清）纪昀：《纪文达公遗集》卷十二《乾隆甲辰会试策问三道》，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43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页。

[206]参见（清）吴省钦：《白华后稿》卷十六《乾隆五十八年会试策问》，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7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105页。

[207]（清）纪昀：《纪文达公遗集》卷十二《嘉庆丙辰会试策问五道》，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43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17页。

[208]（清）纪昀：《纪文达公遗集》卷十二《嘉庆丙辰会试策问五道》，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43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17～418页。

[209]（清）阮元：《揅经室二集》卷八《己未会试策问》，见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75～576页。

[210]参见（清）纪昀：《纪文达公遗集》卷十二《嘉庆壬戌会试策问五道》，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43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18～420页。

[211]赵秉忠等：《清史新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0页。

[212]关于乾嘉汉学与科举策问关系的研究有：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章第2节；Benjamin A 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Chapter　9；李帆：《清代理学史》（中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章第3节；李润强：《清代进士群体与学术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章；［日］水上雅晴：《清代科举中的策问：以乾嘉时期重视策问的现象为考察中心》，见刘海峰，郑若玲编《科举学的形成与发展》，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日］水上雅晴：《清代科举与策问：考官重视策问的态度以及汉学官员的“再生产”》，见上海嘉定博物馆编《科举学话丛》（第1辑），北京：线装书局，2010年版。

[213]赵尔巽：《清史稿》（第12册）卷一百〇八，《志》八十三《选举三》，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148页。

[214]《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六十六《贡举上》，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62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77页。

[215]《世宗宪皇帝圣训》卷十《文教》，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诏令类，第41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2～153页。

[216]（清）康有为：《戊戌奏稿》，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诏令奏议类，第51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696页。

[217]马镛：《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5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33页。

[218]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55页。

[219]卢前：《八股文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82～84页。

[220]陈致：《清代中晚期制艺中汉宋之别：以刘显曾朱卷为例》，见上海社会科学院《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编辑委员会编《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2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5页。

[221]蔡长林：《训诂与微言——宋翔凤二重性经说考论》，见《从文士到经生——考据学风潮下的常州学派》，台北：文哲研究所，2010年，第377～383页。

[222]参见［日］水上雅晴：《乾嘉之学与八股文的关系初探》，见天一阁博物馆编《科举与科举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250～261页。

[223]《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百二十一，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九月庚午条，见《清实录》（第1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84页。

[224]《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二十二，乾隆九年（1744年）八月戊午条，见《清实录》（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69页。

[225]《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〇五十四，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四月辛丑条，见《清实录》（第2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8页。

[226]（清）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二十八《清彰书院条约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313页。

[227]《说苑》中记载：“宓子贱为单父宰，阳昼谓之曰：投纶错饵，迎而吸之者，阳鱎也，肉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鲂也，肉厚而味美。子贱曰：善。未至，单父冠盖交接于道。子贱曰：车驱之，此阳昼所谓阳鱎者也。”《说苑》，乃西汉经学家、文学家、目录学家刘向撰。

[228]（清）徐珂：《岁考文杜撰古典》，见《清稗类钞》第二册《考试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17页。

[229]（清）梁章钜：《制艺丛话》卷十三，见梁章钜著，陈居渊校点《制艺丛话；试律丛话》，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57页。

[230]参见［日］佐野公治：《四书学的研究》，东京：创文社，1988年版，第421页。

[231]（清）梁章钜：《制艺丛话》卷十三，见梁章矩著，陈居渊校点《制艺丛话；试律丛话》，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60～261页。

[232]（清）严可均：《铁桥漫稿》卷十三《时文》，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48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

[233]《五帝德》、《帝系姓》俱载于《大戴礼》。《五帝德》记载了宰我向孔子请教关于五帝事迹的对话，赞扬了五帝德才兼备的事迹；《帝系姓》就是《世本》中的《帝系篇》，司马迁补充为《帝系姓》。司马迁写《五帝本纪》的主要根据是《五帝德》和《帝系姓》。

[234]羲和，中国神话中太阳神的名字，他掌握着时间的节奏，每天由东向西，驱使着太阳前进，所以在上古时代，羲和又成了制定时历的人。《尚书·尧典》说：“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235]汉代纬书《春秋纬》中的一篇即为《春秋运斗枢》。

[236]（清）严可均：《铁桥漫稿》卷十三《时文》，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48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

[237]参见（清）梁章钜：《制艺丛话》卷十一、卷十三，见梁章钜著，陈居渊校点《制艺丛话；试律丛话》，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13、272页。

[238]（清）梁章钜：《制艺丛话》卷十三，见梁章钜著，陈居渊校点《制艺丛话；试律丛话》，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273页。

[239]参见（清）梁章钜：《制艺丛话》卷十一，见梁章矩著，陈居渊校点《制艺丛话；试律丛话》，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13～214页。

[240]参见朱珪云：“十八房中各有一房首，谓之房元，虽主考不能与争，惟十九名始为主考所专，亦与各房无关。此卷才气焕发，根柢槃深，出于总裁所定，名为总元可乎？”可见，朱珪借用主考的权利，欲将陈卷列为会元但未能。（梁章钜：《制艺丛话》卷十八，见梁章矩著，陈居渊校点《制艺丛话；试律丛话》，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61页）

[241]（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一《滦阳消夏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

[242]（清）纪昀：《纪文达公遗集》卷八《丙辰会试录序》，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43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37页。

[243]参见（清）陆以湉：《冷庐杂识》卷一《功令》，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8页。

[244]参见王炜：《〈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6页。

[245]《仁宗睿皇帝实录》卷六十八，嘉庆五年（1800年）五月癸卯条，见《清实录》（第2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02～903页。

[246]《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七十八，嘉庆六年（1801年）正月庚子条，见《清实录》（第29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10页。

[247]《竹书》相传为战国时魏国史官所作的《竹书纪年》，记载自夏商周至战国时期的历史。《竹书纪年》是编年体史书，记载先秦时期的历史，与传统正史记载多有不同。清代学者热衷于训诂考究，其中研究《竹书纪年》的甚多。嘉庆年间，朱右曾辑录晋以后类书古注所引的佚文，加以考证，编成“古本”《汲冢纪年存真》。

[248]《路史》乃南宋学者罗泌所著。所谓《路史》，即大史也。此书详述了有关上古时期的历史、地理、风俗、氏族等方面的史事和传说。全书内分《前纪》九卷，述初三皇至阴康、无怀之事；《后纪》十四卷，述太昊至夏履癸之事；《国名纪》八卷，述上古至三代诸国姓氏地理，下逮两汉之末；《发挥》六卷、《余论》十卷，皆辨难考证之文。

[249]《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二百〇三，嘉庆十三年（1808年）十一月丁丑条，见《清实录》（第3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09～710页。

[250]《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二百八十六，嘉庆十九年（1814年）闰二月壬申条，见《清实录》（第3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10～911页。

[251]卢前：《八股文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63页。

[252]参见（明）王士贞：《弇山堂别集》卷八十一《科试考一》，魏连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43页。

[253]《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十一，乾隆元年（1736年）丙辰六月己卯条，见《清实录》（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01页。

[254]（清）李绂：《穆堂别稿》卷三十四《与同馆论纂修三礼事宜书》，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4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18～519页。

[255]（清）素尔讷等：《钦定学政全书校注》卷六《厘正文体》，霍有明，郭海文校注，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256]（清）朱昌寿：《汉儒易义针度四卷附近科文式一卷、诸法指明一卷》，见《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辑第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712页。

[257]（清）朱昌寿：《汉儒易义针度四卷附近科文式一卷、诸法指明一卷》，见《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辑第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762页。